包公落选 《农民日报》6月15日报道，湖北省监利县两任县委书记杨道洲和杜在新因涉嫌受贿双双受审。杨道洲何许人也?据报载，杨道洲曾被评为湖北省“廉政标兵”。2000年3月，他在湖北省纪委召开的反腐倡廉大会上作了一万字的报告，其中他说道：“一想到监利的十万灾民、一想到监利落后的经济、一想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神经就一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贪图母亲钱财的理由。”杜在新何许人也?也是在2000年，杜在新刚到监利上任时，他在大会上高呼：“取一文，我就不值一文。”2003年10月，杜在新在写给荆州市委的工作和思想汇报上说：“我母亲74岁，前不久回家看她，她还在田里挖红薯。我把她挖出的一个3．8斤的红薯带回监利，放在客厅里。为什么?我是吃红薯长大的，我在党旗下发过誓的，农民的儿子应该有农民的本分。”就是这么信誓旦旦的两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拿着国家的俸禄，反过来又鱼肉百姓。
有一幅漫画(我忘了作者的名字)，内容是关于评选廉政标兵的事。包公在此次评选中败北，原因是他的拒贿次数是“0”。而冠军、亚军们则拒贿一百次、数十次不等。表面看来，似乎挺公正且合情合理，但你要仔细琢磨起来，就有文章可做了。
黑脸包公者，正义之卫士也。其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公正清廉之美名，千古流传。一个人一旦被冠以“包公”之名，就再也没有拒贿的机会了。因为行贿者无非是为一己私利而来，他知道包公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自然不会自找没趣或自投罗网、以身试法，做“鸡飞蛋打”的蠢事。而那些拒贿一百次、数十次的当权者，谁知道他们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勾当?你看那些像杨道洲、杜在新之流的大贪官们，在没被揪出来之前，哪个不是道貌岸然?他们拒贿的理由很多：来路不明的，他们心里没底；行贿者不可靠的，他们不敢收；行贿额明显偏低的，他们没瞧上眼儿；风声紧的时候，他们见风使舵，姑且先把手缩回来；赶上被第三者撞见的，他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树立他们“廉洁”的形象……
其实，没准他们受贿的次数比拒贿的次数还多呢!
所谓创新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有的人对他的这一壮举不屑一顾，并在一次宴会上奚落他。哥伦布当时没说什么，他拿出一个鸡蛋，问那几个趾高气扬的人：“你们谁能把它立在桌面上?”见那些人面面相觑，哥伦布拿起鸡蛋，用恰好的劲儿往桌面上一磕，鸡蛋的底端略有破损，却稳稳地立在了桌面上。哥伦布随后说：“有些事情确实很简单，但是我想到了你们却没想到。”――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掌故，由于年代久远，其真伪难以考证。
还有一件事，全中国都知道，绝对真实可信。
安徽风阳县小岗村，28年前，是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该村18户村民冒着被判“现行反革翕”的风险，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结果当年就解决了温饱，并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后来，全国都学起了小岗村，中国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时代。
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我们谓之日创新。在科学领域，我们当然追求精益求精。比如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得令人眼花缭乱。手机越来越小，彩电越来越大，有些东西，刚买到手就可能过时了。毫无疑问，这是时尚生活所追求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日新月异、不进则退的当今，没有创新，社会将停滞不前，生活将单调得令人乏味。科学家们也难以称其为“家”。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所谓创新，有时候可能仅仅是改变一下思路。
真药和假药
在省城的一些大医院门口，有一伙专门向绝症患者兜售“灵丹妙药”的人(后来我在一些市级甲等医院也见过那伙人)。那些药都有“国家级”或“世界级”的权威部门的资深专家鉴定，还有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现身说法，日吃了这药已经如何如何了。总之对于那些有病乱投医或濒临死亡还抱有一线生机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我没见过那些药曾经“起死回生”过谁，我倒是亲眼目睹过吃了一副那种药然后弃生求死的人，因为那人是我四叔。
四叔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属于农民的很多优良品质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勤劳朴实、宽厚善良、乐天知命、知足长乐、爱亲人胜过爱自己。但天有不测风云，前年，四叔被诊断为胰腺癌，而且是晚期。四叔知道自己已经没多少时日了，所以在治疗上不怎么配合。那时四叔还看不出什么，还能吃能喝能干点零活。但是他的儿女们则不甘心，于是，遍访名医，收集祖传秘方，四处投因司药，但得到的答复大多是：“没有必要了……”后来，我的堂妹经人指点，来到了省肿瘤医院。在大门口，果然找到了那伙卖“灵丹妙药”的“救星”，就义无反顾地花了在我四叔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大价钱买了一副回来。四叔平静地吃了之后，再也无法平静了：“这么毫无意义地吃下去，是要败家的。”四叔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不想再拖累儿女了，于是就果断地喝了农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以前我听说过有人想不开，要自杀，然后就喝农药，幸运的是他喝的是假农药，没死成。而我四叔他吃的那副“灵丹妙药”可能不是真的，而他喝的农药却是真的，让人不免有几分遗憾。
鲜花与牛粪
“沙漠里为什么没有鲜花?”
“因为沙漠坐没有牛粪。”
――动画片《兔八哥》里的对话把鲜花与牛粪联系在一起，有特定的喻体：鲜花代表美貌女子，牛粪代表臭男人、赖汉子。按常规思维，鲜花与牛粪不是天生的一对儿，也不应该成为一对儿。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它导致的后果也是特定的：除了感官上不和谐之外，难免还会引起一连串的唉声叹气，其意思不外乎“惋惜”。
鲜花和牛粪都是一种实物，都惹人眼目，只不过鲜花的表现更悦入一些、更动态一些，能激发人的无穷想象；而牛粪则是一目了然的静物，又往往令人目不忍睹、惟恐避之不及。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鲜花也有有毒的、也有带刺的，比如罂粟花，它也娇艳，但它毒死你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牛粪尽管谈不上什么美感，但把它放到田地里你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好肥料(据说它还是西藏高原那一带的好燃料)。说到底，对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耿耿于怀的，都是一些局外人。也许有的鲜花它就适合插在牛粪上呢(从理论上讲牛粪还真有利于鲜花的茁壮和娇艳)，――至少它总比枯死在沙漠里强吧。
因人而求
大腕儿演员葛优和大腕儿作家王朔关系不错，他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大腕儿导演冯小刚。有一次，葛优有个念小学的外甥，怎么也写不出来老师留的作文，好像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葛优也跟着着急，就想起了王朔，又不便直说，只好求冯小刚出面过话儿。冯小刚这人直爽，马上就去找王朔说：“也就四五百字的东西，你就帮忙给写一篇吧。”王朔也够直爽的，说：“我这点儿墨水哪行，我给你联系联系王蒙吧!”
过了不久，王朔有个上幼儿园的侄儿过生日，要开个“party”，想请葛优去演个小品，助助兴。也找冯小刚给过话儿。冯小刚二话没说，当即就把事儿跟葛优说了。葛优也爽决，说：“我这点儿喜剧功底可干不了这个，我还是回家动员动员老爷子葛存壮吧!”
李洪志跑到美国后，继续干他的老本行――招募法轮功学员，然后骗美元。有个美国妇女练上法轮功后走火入魔，要到美国白宫去自焚，幸亏她丈夫发现及时，才制止了这场悲剧。后来，这位妇女的丈夫找到了李洪志，不客气地用美式拳击教训他一番。李洪志打不过那个美国人，又憋了一肚子气，就通过关系找到了泰森，想请泰森出面去打他十二个回合。泰森说：“我连霍利菲尔德都打不过，你还是去找唐・金另选人吧。”
――我说这两件事肯定不会有人相信，那就对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求人办事得讲究个分寸，要切合实际，不能张嘴就来，让人为难或下不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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