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仁1933年生于上海崇明。1953年和1961年先后毕业于华东军区外语专科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十月》副主编，编审。第一、二、三、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评委。现任“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会副主任。著、译有《废墟上的春天》、《爱是一种伤害》、《屠格涅夫散文选》等多部。作品入选多种中学语文课本、选本并多次获奖。
我出生于上海市郊区长江口崇明岛。崇明岛是祖国除台湾、海南之外的第三大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江河泥沙沉积岛。据崇明岛县志记载，唐代之初，淤积在长江口的泥沙渐渐露出水面，变成了沙洲。年深日久，冲积岛上长出了茂密的水草。于是江南、江北的渔民驾着小舟到岛上捕鱼、打柴，开始了我第一代祖先在岛上艰苦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是个赤脚到河沟里捞鱼摸虾、到野坟上捉蝈蝈、打柴草的孩子。家穷无藏书，即使是上小学的课本，念完后就积攒起来跟挑担收旧货的人换“懒汉糖”吃。我不像书香门第的子弟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我一穷二白，并无家学渊源。
1949年5月，家乡解放了，那年我16岁。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里，我走出高一教室，离开故乡，考入了陈毅司令员当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学校里的首长觉得我比较聪明，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便保送我到华东军区南京外专进修英语，以便毕业后赴朝至美军俘虏营里当英语翻译。后来发觉英语人才多了，缺乏俄语人才，便让我转学俄语。我在南京外专学了两年俄语之后便能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原著以及普希金优美的诗篇了。从此，我像一头野牛，闯入了多汁多味的草地，狼吞虎咽着从外专图书馆、中苏友协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摞摞俄文名著，渐渐爱上了文学。那时我住在南京颐和路国民党时期外国使馆留下的一幢洋房里，平时白天给苏联军事专家当译员，业余时间一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去图书馆借书。阅读成了我青年时代最大的爱好。像巴甫连科的《幸福》、潘诺娃的《旅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波列伏依的《为祖国服务》、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都是我那时喜爱的读物。年龄渐长，1957年我再次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统学习了中、外文学史，进修了英语、世界语。当身边的伙伴迷恋于看电影、听音乐会、参加周末舞会的时候，我痴迷于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经典作品。
我的作家朋友常说我写的散文作品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们说得有道理。比如被辑入数十种散文选本并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那篇《林中速写》，显然受到了我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选》中的风景描写和普里什文《林中水滴》的启发。我认为屠格涅夫是风景画大师。作为打猎爱好者，他的踪迹遍及俄罗斯中部各省份。他深入大自然内部，仔细观察它的千变万化，敏锐感受自然界蓬勃的生命力，呼吸大地上草原和森林的气息，抓住自然万象细微的特征，作出生动、形象的描绘。日月星辰、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山川峡谷、草原晨露、庄园静夜、森林夕照、花香鸟语，在他笔下，都有别人从未发现和描写过的独特之处。读他的散文，眼前会出现一幅幅油画般的俄罗斯中部风光。他教会了我如何观察大自然的本领。
我很长时间沉湎于对契诃夫小说的研究之中。我既看汝龙的译本，又读《契诃夫全集》的原著，几乎读完了他的近千篇小说。我沉醉于他那淡淡的忧伤，更欣赏他的简洁和朴素。他很少详细描绘人物肖像、外貌、衣着、发式，却倾心于描写主人公们的神态表情，如脸红、害羞、微笑、皱眉、手势、体态、嘴角的抽动、走路的姿势等。他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含蓄地表达人物隐蔽的内心世界，耐人寻味。契诃夫最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不被人重视的细枝末节，比如一声喷嚏、一条野狗、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一把雨伞、一双套鞋，经过渲染、开掘，写出了无与伦比的世界名篇《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万卡》、《套中人》等。精读这些名篇，反复琢磨，拆开组合，探索结构的奥秘，使我熟悉了短篇小说这种体裁，帮助我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向作家提出创造性的建议，督促他们锤炼、修改自己的短篇，提升作品的艺术含量，从而达到专家和读者普遍赞赏的水平。
我编《十月》时，主张刊物要雅俗共赏。只有雅俗共赏的作品，才能获得各方面读者的喜爱，使刊物发行量雄踞前列。文学决不能脱离大多数群众，孤芳自赏。它只有被人阅读和接受，才能获得生命和传播。这一认识，来自于我对英国作家伏尼契所写的《牛虻》的反复阅读和仔细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获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卓娅都喜欢读《牛虻》。1953年我买到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民先生翻译的《牛虻》，一口气读了五六遍，每次读到牛虻被枪毙，琼玛读他遗书的情节，总是十分感动。后来我又买到了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俄译精装本《Овод》（《牛虻》），对那本书的装帧、插图、题图、尾花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甚至有时拿到鼻下闻闻它的书香，就已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后来又想方设法托人买到了纽约出版的E.L.Vonich（艾・丽・伏尼契）的原著《The Gadfly》（《牛虻》）。仔细阅读三种文字、不同版本的长篇小说《牛虻》，使我对小说的人物、结构、冲突、写作技巧，有了相当的了解。现在重新翻看数十年前我写在《牛虻》中译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体会到一个青年人做文学梦的那种痴情。外文本装帧精美，我舍不得在上面涂写感想。故中文译本的每一页空白处写满了我的研究心得。在有的篇页上下和行距间我写的感想，字数几乎是原文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比如在1953年7月出版的中文译本111页左下角，我的一段批注是：“艾・伏尼契为什么用菊花做道具？是为了挡住琼玛的视线，不让她辨认出现在的牛虻就是过去的亚瑟吗？是暗示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吗？是为了渲染氛围、描写生动吗？本章先后有十次写到‘菊花’、‘花瓣’、‘鲜花’，可见作者运思的匠心。”143页上写的一段读后感是：“伏尼契每写过渡情节，总是异常简洁，一笔带过；而有些‘小’事，则写得酣畅淋漓，犹如路人遇一小山洞，进去之后，才发觉洞很深。再往里走，豁然开朗，阡陌纵横，有山有树，有村有河……这大概就是写小说的奥秘，就是鲁迅所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手法。”221页天地空白处我写道：“作者注意伏笔。后边发生的事，其征兆在前边已有暗示。本章亦然。牛虻对琼玛说：‘也许我们俩不能见面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玛梯尼进门，谈话中止，高潮转移。每当情节推向高潮之际，随即来人介入，这一转笔手法，和第八卷第八章相同。”
由于对《牛虻》的痴迷，我进而研究作者伏尼契的身世。她的身世也像她的小说一样充满传奇。我仔细搜集到极难得的、关于伏尼契的许多资料――
伏尼契原名是艾捷尔・丽莲・蒲尔。1864年5月11日她生于爱尔兰的科克市。她父亲乔治・蒲尔原是一个普通的鞋匠的儿子，经过刻苦自学，成为英国有名的数学家。艾捷尔生下不到七个月，她父亲就去世了。由于经济拮据，母亲梅丽・蒲尔只得带上她们姐妹五人去伦敦，靠教数学和写作谋生。艾捷尔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尤爱音乐。五岁时，她就表现出不凡的音乐天赋。1882至1885年，艾捷尔到德国柏林音乐学院钢琴班学习。毕业后，她到了巴黎，最喜欢到卢浮宫参观琳琅满目的艺术瑰宝。有一次她在一个长方形大厅里看到一幅肖像画，便驻足观赏。在这幅肖像画的画面上，一个青年身穿黑衣，头戴黑帽，半倚着围墙。头上是灰暗的天空，身后簇拥着一片树林。从那隆起的眉峰显露出深沉的忧戚，紧闭的嘴角隐忍着内心的痛苦。一对充溢哀思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艾捷尔觉得，她从这个黑衣青年的精神气质和忍受痛苦的毅力上看到了她所向往的英雄形象的面影――多年后，这一形象便成了她笔下的《牛虻》主人公亚瑟外貌的依据。
[ 2 ] 艾捷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之后，于1886年年底认识了一个笔名叫斯吉普涅雅克的俄国流亡者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克拉甫钦斯基。克拉甫钦斯基是俄国民粹派领袖，常向艾捷尔讲述当年他那些俄国战友的故事：有些人已为祖国的自由献出了生命，有些人被囚禁在阴森的牢房，有些人被遣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矿井里服劳役，幸存者顽强不屈，坚持斗争。
1887年，艾捷尔到了俄国。她在彼得堡为关押在狱中的爱国志士们送衣送食送信件的过程中，厕身于沉默寡言、泪流满面的“犯人”家属中间，目睹了沙皇监狱制度的丑恶和黑暗。1889年6月，艾捷尔回到伦敦不久，就和斯吉普涅雅克一起出版了《自由俄罗斯》杂志。她为该杂志翻译了迦尔洵的短篇小说、舍甫琴科的诗。当时斯吉普涅雅克的寓所是流亡革命者的活动中心。著名的画家、作家、音乐家、各国政治活动家，时常云集到他家里。
18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吉普涅雅克家里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人。他是波兰革命者，名叫米哈依尔・维尔弗利特・伏尼契，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跟主人交谈了一会儿，他看了一眼艾捷尔，迟疑地说：“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1887年复活节你在华沙吗？”
艾捷尔感到惊异：“是的，我去彼得堡途中路过华沙，在那儿逗留了几天。”
米・伏尼契问她：“在华沙，你到过城堡对面那个公园吗？”
艾捷尔点点头：“到过。”她记得她曾在复活节的钟声里翘首仰望公园对面灰暗的城堡，挂念着关押在里面的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爱国志士们。
米・伏尼契笑了，说：“那时我就被关押在那个城堡里。我透过铁窗眺望公园时，偶然看见了你，也就记住了你的相貌。”
两人喜出望外。邂逅相遇，一见钟情，不久他们结了婚。从此艾捷尔・丽莲・蒲尔便改名为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俄国革命者、波兰革命者、意大利革命者的斗争事迹，使艾・伏尼契激动不已。她于是想写一部歌颂爱国者的小说。故事情节将发生在意大利。为了熟悉那时的历史人物，她钻进大不列颠图书馆研究了马志尼、加里波第的生平。她把俄国、波兰革命斗争的精神，全部熔铸到意大利19世纪30至40年代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之中。她未来的主人公叫亚瑟。残酷的斗争，将这个天真纯洁、富于幻想的青年锤炼成钢铁般坚强的列瓦雷士。她的小说将取名为《牛虻》。这是因为艾捷尔从小就钦佩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壮的一生。苏格拉底被法庭判处死刑时对审判官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放弃哲学研究。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我被神派遣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迅速奔驰……”
经过多年的紧张写作，1897年6月，第一版《牛虻》首先在纽约问世，接着在伦敦、彼得堡相继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它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向世界各地传播。而当艾・丽・伏尼契90高龄时获悉中国也出版了中译本《牛虻》，并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剧院里演出了同名话剧，她独坐在纽约第24街一座普通公寓17层楼的窗边，遥望中华，思绪万千……
苏联作家波列伏依曾写信问过伏尼契：“生活中有没有亚瑟（牛虻）的原型？”伏尼契回答说：“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并不总是以真实人物作模特儿的。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阅历、相识者的经历、广泛的阅读，经过酝酿后想象的产物。在《牛虻》中，我多多少少能够承认有原型的唯一形象是琼玛（即使这样，也只是原型的某些部分）。琼玛的形象，特别是她的外貌，在某种程度上取自我的女友夏洛达・威尔逊。夏洛达在工作上曾给克鲁泡特金许多帮助。就是她，介绍我认识了俄国革命者斯吉普涅雅克。”
《十月》创刊不久，我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了《〈牛虻〉是怎样写成的？》的长文。当时许多爱看《牛虻》的文学青年互相传阅此文。有的书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并被收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汇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集》，供大学师生们参考。我女儿后来在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商学院读研究生，在她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在《十月》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打电话告诉了我。更有一位访日的中国作家回京后对我说，东京一家文艺刊物说我是中国研究《牛虻》和伏尼契的专家。我听了甚感惭愧：我不是《牛虻》专家，是《牛虻》爱好者。
当时北京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看到了我的译著，知道了我的外语能力，曾想把我从《十月》编辑部调到编译室当主任。要我离开梦寐以求的文学编辑岗位，我当然采取了坚拒的态度。
我曾看过不少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外国小说，如屠格涅夫的《木木》、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等。还十分欣赏法国作家布封写的散文《马》、《天鹅》以及一个美国人写的《狗的礼赞》。我认为，狗的忠诚、马的勇敢，永远值得人们赞美。有的狗当主人去世之后，它会悲伤地守护着墓地，忠贞不渝，直至自己死亡。有的骏马，它同战士一同承受着战争的残酷，也共享着胜利的荣光。它天生就是舍己为人的灵物。在战场上，这类战马也是英雄。
1986年冬天，我收到一部油印的中篇小说《白马》。作者王星泉是四川著名画家。他以马作为小说主人公，用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把八路军一匹叫“飞飞”的白马写得出神入化。白马和主人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通过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背景生动地表现出来。它奔跑神速，机灵无比。危急当前，慷慨以赴；枪林弹雨中，以身躯掩护主人。这匹白马是真、善、美的化身，忠诚、坚定、忘我的象征。最后它被日本军车逼进大河，被迫就擒，在敌寇马厩里绝食而死。有些章节写得惊心动魄，精彩绝伦。这样一部使我兴奋异常的佳作，竟先后有四家刊物不愿采用，退还作者。有的在退稿信中建议作大修改；有的要求压缩，说写一个动物竟用了十万字篇幅，太长了；有的提出质疑：飞飞是畜生，怎能痛苦时流泪，怎能善解人意，富有气节，被敌人俘获后竟用头撞墙，拒绝日本军医给它治病，最后为祖国尽忠而死？我想，这几位刊物的编辑，太不了解战马的特性了，他们以为骏马像猪一样愚蠢。他们可能很少看外国文学作品，不懂得马、狗也有情感，也会流眼泪。他们不了解宠物的忠诚，更不知道战马常为主人牺牲自己生命的实例。我有过七年的军旅生涯。我知道有个战士骑着一匹棕马外出巡逻，被滑坡的山石砸伤。棕马血淋淋地奔回场部报信。医生带人跟随它赶到现场把战士救了出来，但那匹棕马却因伤重、过劳而死。更重要的是，这是作者王星泉用的拟人手法。在他笔下，白马飞飞实际上就是八路军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这部好稿最终落入我手中，是我职业生涯的幸运。我立即把它发表在1987年《十月》头条位置。《白马》发表后，王星泉收到五百多封读者来信，反响强烈。《北京晚报》、《中篇小说选刊》、《传奇故事》纷纷转载。它被译成英文在国外传播。《白马》于1989年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那一届的优秀中篇小说。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它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电影《白马飞飞》在全国放映。有一个长期在医院里治病的残疾青年来信说，他整天躺在病床上，见到的净是病室的白墙、病榻的白床单、护士的白罩衣，生命苍白如纸。看了《白马》，他因惭愧而痛哭流涕，感到自己又有了生命的活力。有的读者来信要求我把白马的安息场所告诉他，他要在暑假里自费前去瞻仰英雄飞飞的墓地。有一位姓利的读者来信向我倾诉：“我掩上书页，静静地坐着，尽力去想象白马飞飞在原野上奔驰时矫健的身影：‘它的长鬃随着动势飘拂，好似天鹅的两翼在气流中搏击。它从晨曦中奔来……’想到它的英勇献身，刚擦去的眼泪，又跟着涌了出来。我不得不低下头，伏在桌上。我的心情无处发泄，后来看到了你的地址，就拿起笔给你写了这封信，只是想尽量发泄自己心中的悲痛……”
王星泉先生在我鼓励下，又写了一部《霜钟》在《十月》上发表。丹青是他的本业，同时又成了一位业余的作家。
聊以自慰的是，在我几十年编辑生涯中从未走眼，漏掉一部好稿。这是我可以引为自豪的事。
20世纪以来，如果没有众多外国文学作品的滋养，我国文坛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实在很难想象。“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夏衍、巴金、郑振铎、曹禺、老舍、冰心、周扬、周立波……无不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他们都是创作与翻译两翼齐飞，双轮并进，使我国白话文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让我国读者眼界大开，从中汲取了新思潮的营养，丰富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众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这是我国知识界的共识。
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翻译，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培养了我的情操，提高和增强了我鉴别文学作品质量的神力，从而帮助我做好早在青年时期就梦想去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
我永远感谢外国文学，感谢大师们对我的熏染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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