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默认了“满洲国”，10年之后的二战中，国际社会将为他们对日本的“宽容”付出代价。但现在离世界大战还很遥远，这个时候承担日本重压的只有中国。 分割领土，攫取资源，这是日本对中国最大限度上的危害。在中国统一大业进行到中国东北的时候，日本霸占这片肥沃的土地，建立“满洲国”。
对于一个国家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占领其领土。所以，中国人是不能答应的。名义上统一的伪满洲国，遭遇日本的魔咒，东北，因为日军的铁蹄，成为中国的痛。日军纵横在这片丰饶的土地，如同掐住了中国命运的咽喉。
当中国正在接近统一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遭遇经济危机。经济萧条不仅席卷欧美，连远东的日本也被感染了。
经济危机在日本首先表现为商品和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物价暴跌导致外贸锐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并使农业受到冲击。
经济危机带来阶级矛盾的激化和财政困难，并最终导致政治危机。
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转嫁国内矛盾和舒缓政治危机的唯一手段就是牢牢霸占广袤的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极力主张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以“转变国运”。
1930年9月，在政治危机之下，日军参谋部、陆军省内的一批中佐以下的军官，在部分高级军官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樱会”的法西斯式的团体。该组织的纲领宣称，日本国势日益削弱，原因在于政党政治的软弱，因此主张推翻内阁，由军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进而通过加紧扩张，伸张国势。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陆军中根深蒂固的满蒙扩张计划再度抬头。
这个时候，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颇有远见地提出，随着美国势力向远东地区的扩张，这将是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重要障碍。随着飞机应用于战争和战争技术的发展，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洋文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洋文明必将开战。
另外，随着苏联的崛起，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国家随时可能向东入侵。
在石原看来，美苏的潜在威胁必将导致下一场世界大战。为应对这场世界大战，石原认为，日本必须及早地走出狭小的岛屿，解决满蒙问题，立足大陆是唯一出路。
令人佩服的是，石原的这些分析与后来的发展颇为一致。既然经济危机在狭小的岛屿上难以解决，困在岛上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就必须迈上大陆，既然迈上大陆必然与美苏冲突，不如趁早割据中国的东北。石原的这番“远见卓识”迅速在军内传播。
事实上，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已经在东北的南部(南满)进行了20多年的殖民统治。整个东北在30年代末已经成为日本的经济命脉，日本所用的64％的煤炭产自这里，满洲铁路成为支撑日本经济的大动脉。扩大在中国既有的势力范围，遂成为日本摆脱国内困局的必由之路。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制造了一起南满铁路爆炸――柳条湖段事件。爆炸后不久，日军捏造称，“奉天北方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部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当夜，日军进攻北大营。由于中国军队奉命“不抵抗”，次日早晨，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并分兵三路进兵沈阳。侵略军在沈阳疯狂抢掠和屠杀，仅官方财产就抢走17亿元。东北军的262架飞机和3000多门大炮也拱手让给日本。在不抵抗命令之下，日军于9月19日占领安东、营口、长春和风凰城等多个城市。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
面对日本的猖狂进攻，中国军队为何不抵抗?此时已经完成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变，集中30万之众的兵力正在投入另一场战争――“剿共”。
日本侵略中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预谋已久，一个是瞅准中国内乱之机。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完成名义上统一又“后院起火”――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极力绞杀的共产党，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在与国民党决裂之后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一场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已经到了需要用大规模战争来解决的地步。
总结而言，1931年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对后来的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萧条波及中国，农产品和出口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民、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利益统统受损，整个经济形势直到1936年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又为日本的全面侵略所中断；
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权，为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
三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国出现“国中之国”，尽管共产党力量弱小，但是通过采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最终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1931年的这三大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需要同时面对。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人头地”的蒋介石正在面对他一生的致命难题，这也就是历来的统治者常常面对的问题，当“内忧外患”同时降临的时候，主政必须作出抉择。
“攘外必先安内”，史有先例。面对不妙棋局的蒋介石并没有更好的招数，一门心思将肃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首要目标。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张学良旗下东北军的“不抵抗”。
评价蒋介石的这一抉择是对是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肯定的是，“九・一八事变”及蒋介石对日本的一贯退让，促使中国的局面走向了三大势力鼎立的局面。此后20年中国的走向，由此埋下了伏笔。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向纷纷赴南京请愿的学生宣称：此刻全国应该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抗强权，以和平对抗野蛮，忍让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所谓等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是国民政府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调停。但是国际联盟并没有采纳中国代表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提议。
9月30日，国际联盟就“九・一八事变”发表一项决议：鉴于日本政府已经声明对中国东三省并无图谋领土之意，而且日军已经开始撤退，呼吁中日双方防止事变范围扩大。
南京政府的逆来顺受和国际联盟的纵容，助长了日本继续扩张的野心。“统一满蒙”，使之与中国相脱离，全面占领东北，已经成为日本关东军的目标。
10月，关东军采取的轰炸锦州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使中国东北国土大面积沦丧。此时的蒋介石主力一心用于“剿共”，对于东北的沦陷仍然希望借助外交和他国干涉来解决。
关东军的举动确实引起了其他列强的震惊。随着日军侵略的推进，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舆论，尤其是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就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局再次变动，原内阁下台，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任首相。而犬养毅内阁对于侵华采取强硬态度，更加剧了对中国占领的势头。
1931年，对于中国的乱摊子，蒋介石已经无力应付了。日本的侵略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还是外因。中国局面之复杂，除了这一外因以及国民党内部矛盾之一内因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民间经济崩溃之下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农民运动之所以可怕，在于共产 党人的革命思想与这一动荡因素的结合。所以，“日本人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成为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思想。
除此之外，蒋介石打内战还有他在实际上的必要性。当时的中国经济不景气、日本侵略严重、国民党内战不止，身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只有通过内战才能扩大自己的势力。事实上，在1929年到1931年的内战，让各地军阀认识到了蒋介石的“厉害”，阎锡山、冯玉祥相继被“平定”。
到1931年的12月，日本进入中国东北的兵力已经达到4万人。中国国土的沦丧以及政局的不稳，更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并引发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当战争成为国民政府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必由之路后，日本的侵略唤醒了中国民族主义热情。这一在辛亥革命后沉睡过去的民族情绪，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无法忽略的。也就是说，当蒋介石有意通过内战巩固权力、加紧国内(市场)统一的时候，尽管一再称日本的侵略只是皮毛之患，但民族矛盾的尖锐已经不容回避。
近代以来，常常是民族矛盾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次也不例外。
历史进入1932年，这年的年初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方在上海频繁制造事端之后，于1月28日夜突然袭击上海闸北。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日军动用飞机对闸北地区狂轰滥炸，并大肆屠杀平民。
在这之前的1月25日，行政院院长孙科由于难以应付局面而辞职，蒋介石重返南京。
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支持之下，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初战告捷，并引发了日军的震惊。在作出“战局不容乐观”的判断之后，日本大举增兵上海，海陆空全部出动，动用60架飞机、50辆坦克和总共3万人以上的兵力，发动了淞沪战争。
战争的扩大已经扭转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国民政府仍然消极抵抗。国民政府留守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抗日剿共难以兼顾”为由拒绝增兵，引发国内舆论沸腾。蒋介石虽然迫于压力派张治中率新编第五军前往迎战，但仍然寄希望于与日本和解，希望中日战争尽快进人“外交途径”。
淞沪战争的硝烟果然吸引了美英列强的注意，并尽量斡旋双方停火。事实上，此次战争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日军也伤亡惨重，并使日本陆军的一个半师团深陷上海滩。
5月5日，在国联和英美的斡旋之下，中日签署《上海停战协议》。该协议规定，日军可以留驻上海市区。
而就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之下以及英美列强目光被吸引到上海之际，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悄悄地干了一件大事――于1932年3月成立了“满洲国”。
割走中国东北早已是日本的既定策略。但在如何统治这片中国土地上却有意见上的分歧。
第一个意见就是直接吞并满蒙。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关东军方面就主张直接将东三省并入日本的领土。而来自东京的意见则是“消灭东北现有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首的受日本控制的政权。在一番争论之后，日本考虑到国际形势，确定采取后一种意见。
末代皇帝溥仪自从1924年被驱除出紫禁城后，一直在天津日本租界，成为日本储存的一颗棋子。这个时候，这个被闲置了数年的棋子终于有了合适的用处。
日本人向溥仪表示，日本对中国东北并没有领土要求，而是希望帮助溥仪恢复大清朝。在日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渴望复辟帝制的溥仪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1932年3月1日，“满洲帝国”宣告成立，溥仪在长春重新登上帝位。日本通过与“满洲国”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全面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
至此，中国领土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政权，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和“满洲国”。此后近20年，以“满洲国”为根据地的日本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三国争霸”。
而就在“满洲国”宣布建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抱有厚望的国联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调查报告才刚刚出台。该报告宣布中国对东北地区拥有主权，而日本的一意孤行决定抛开国际社会而“走自己的路”，以表达对国际权威的蔑视。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的日本已经成为在华的最大外国势力，英美对其纵容的背后，是不敢对日本发起挑战。列强不仅默认了“满洲国”，甚至还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投资的兴趣。直到大约10年之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社会为他们对日本的“宽容”付出了代价。
但现在离世界大战还很遥远，这个时候承受日本重压的只有中国。
日本以“满洲国”为根据地，在1937年之前，将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地区。在1935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已经搞定了“满洲国”的日本开始致力于“华北自治”。这里的华北包括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
直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仍然希望与日本“共荣”。他们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真正威胁，要根除这些威胁必须首先与日本维持和平。基于这种主导思想，这一阶段国民政府通过与日本签署《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条约，默认了日本华北的蚕食。
尽管国民政府此举处于“理性”，将肃清共产主义为第一要务，但事实上由于将自己陷于漠视民族大义的不利地位，必然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最终的事实表明，在日本虎视眈眈和对中国领土与主权不停的蚕食之下，国民政府所谓解除共产主义这一“心腹之患”的策略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退让不仅换不来和平，反而使反对力量找到了打倒自己的充分理由和足够多的民意。
事实上，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由于及时抓住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积极提出抗日的口号，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扩大了影响。
当东北抗日义勇军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呼声时，国民政府“一心消除内患”却消极对抗日本的策略的教果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以前，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中国的统一之路就此中断，民族矛盾的激化暂时掩盖了政党矛盾。国民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将枪口对准日本，此前企图忍辱换来对日和平的一切努力宣告全部失败。
摘自《日本改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