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女，24岁（1983年11月生），汉族，贵州省人，大专文化程度。2007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某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利用征婚进行诈骗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了，犯罪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本来这样的题材不足以入文，然而，杨英到案后，一直感到自己很委屈，坚持自己被判重了，因为她自认为自己的犯罪动机并不单纯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因此是高尚的。笔者倾听了她的自述，为一个文学青年竟是个法律意识如此淡薄的法盲感到可悲可叹――无论她用什么来为自己开脱，都无法抹杀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犯罪，没有什么高尚可言。
家庭，我的厚茧
我是一个孤独的女孩，生活在一个渺小而无名的城市。
我们这个城市平凡得就像一个被人遗忘了的、或者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的小岛。所以生活在那里的人也个个庸庸碌碌一事无成。他们通常都是睡到半中午才极不情愿地爬起身来，女的也不梳洗打扮，懒洋洋地奔向市场，随意选几样小菜；男的则疲惫不堪地迈进茶馆的门，打着呵欠要上一壶酽茶和惯常的几碟小点心，然后一边挖着眼屎，一边点上一天的第一根烟。
10年前我这个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的家乡也有了卡拉OK和夜总会，开始灯红酒绿和红男绿女，多少有了些纸醉金迷的味道。一到傍晚夜幕降临的时候，街上各式各样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不约而同地亮了起来。比起大城市，这里的夜景虽然显得粗俗、简陋和平庸，可同样足以使这里的女人心猿意马、男人蠢蠢欲动。
我的父母也是上面所描绘的、最最普通的那种人，信奉平安是福。母亲终日劳碌，伺候公婆、伺候丈夫、伺候子女，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是谁和这样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等严肃的问题。
我的父亲尽管现在踏实了，过去也曾经是个不安分的人，年轻的时候有过另一个女人。我至今也没弄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我还太小，只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晚了或是晚上出门的理由都不十分充分，母亲都要和他大吵。母亲是个老实人，讲究恪守妇道，不能骂人和撒泼打滚，顶多是哭哭啼啼罢了。父亲就因此而更加嚣张，而为所欲为。整条街上的男人都羡慕他，暗自嘀咕父亲不仅拥有了貌美如花的母亲，还睡了小城里最妖精的女人，而且从来不用给钱。
倒退十年开始我们那儿的男人都可以随意地去睡漂亮风骚的年轻女人了，只要他们付钱。而我父亲的经历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原因是那个女人从不纠缠我的父亲，而且为了他一生未嫁。
我年幼好奇，偷偷地见到过那个女人。她真的是好美，走在街上，一只花蝴蝶似的吸引着所有男人的目光。她对人们微笑着，笑容平平淡淡，却有一种发自肺腑的亲切。她对男人赤裸裸的目光表现出无比的羞涩。
那天她坐在一棵木芙蓉树下，阳光那么温柔地环抱着她，给她装饰上一圈毛茸茸的花边。那种感觉真是美得难以形容，一下子就把我给迷住了。立即，包括母亲和所有的女人在我的眼里都变得黯然失色。我开始梦想着有一天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她在这条街上走，甚至盼望她能够成为我的母亲。
那种像温水一般吞没我的幸福的感觉促使我飞快地跑回家，伏在桌边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那年我才13岁。可我写下了自己认为最为真切的感受。以后这个情节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每一篇小说里，成为了一种意向和导引，每一次落笔前都要仔仔细细地回味一下，寻找早年间的那种心境，走进它、中和它、咀嚼它，直到心中万分空灵了，这才从容不迫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父亲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权衡，最终仍是舍不得他的妻女。
那个女人后来一气之下离开了我们的小城。
我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那个女人那天决定写小说的。从那时起，这个念头就让我彻夜难眠。
我想出一本自己写的书的愿望使我常常发疯。
北京，我的方向
我从小迷恋蝴蝶，爱蝴蝶。
在那些草长莺飞的日子，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郊外的草坪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从不和别人交谈，甚至根本见不到别人。我是来看蝴蝶的。当然，也有可能呆上整个下午而一无所获，我也不会过分伤心。毕竟在我眼中蝴蝶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动物，它们是仙灵的使者和化身，从最博大最空蒙的灵魂天堂降临凡间，带来了神的旨意和人间仙子的消息。
大多数时间里，我还是能够见到蝴蝶的。它们多是单飞的，迎着太阳的方向。有时候其中的一只会降落到含苞欲放的花朵上面，舒展着颤动的翅膀。它们都是玲珑剔透的，借着阳光的宠爱，可以看到它全身所有细密的绒毛。它们翅膀上的花纹都是各自不同的，传递的消息也大相径庭。
蝴蝶的意向是我很早以前就有了的，因此得以深深根植在我心灵的四壁上，永远也无法抹去了。
我和它们相互凝望着，都想读懂彼此心灵当中急于相互传递的东西。我想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渐渐地接受了它们，获得了某种灵气。某种人文的、戏剧化的信息，通过蝴蝶传递给了我。
后来我和北京一家杂志的编辑林先生结成了相当知心的朋友，他是和我有过交往的编辑中唯一一个不曾把我当成“乞求者”的人。林先生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我的“蝴蝶情结”，并且为我设计了一系列有关蝴蝶的题目。
蝴蝶，是我最后的寄托了……
退学的第三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的蝴蝶》。
去年“五一”过后，我离开家乡来到了北京。
离开家乡的原因并不仅是因为它的俗不可耐，恰恰是因为它再不能给我任何创作的灵感与激情。
小城的男人看女人的目光都是非常直接的，像鲁迅先生描写的那样，“看到了白胳膊就想到了全裸体”。
写作的人是需要激情与不断的强烈刺激的。我再傻也懂。
我到达北京的时候只带了一迭厚厚长篇书稿的“素材本”和为数极少的几件换洗衣服。刚下火车的时候，我在一个小饭馆内果腹。那是一对年轻的北京夫妇开的，他们满嘴的京片子和邻居们的插科打诨简直把我迷死了。那次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到北京来是极其正确的。北京到处都是文学的素材。长此以往，何愁写不出一部《茶馆》来？老舍真是聪明啊，他书中的人物其实生活里比比皆是。
一到北京，我安顿好住处就立即开始跑出版社推销我的《天使的蝴蝶》。那是我的蝴蝶。但是，它现在只能是蛰伏在一只茧里静静等待，只有我知道，它的未来有多么美丽，我多么想让天下人都来欣赏它的美丽啊。
我带的钱不多，必须立即找到生活的来源。尽管我可以靠给一些街头小报写些小文章混口饭吃，但那毕竟不是我的初衷和目的。
我想出一本自己写的书。
北京不愧是首都，出版社的人都很文雅和严肃。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问是不是作家。我回答说不是。他们又问我愿不愿意自费出版。
我没有钱。我如果有钱，我的蝴蝶早就在阳光下飞舞翩跹了。
于是我又跑作家协会。那里一位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耐心地向我讲解了加入作协的种种条件，其中包括出版过一个单行本的文集。
我开始陷进了一个怪圈：想成为作家就必须出书，而想不花钱出书就必须是作家。
这让我想起了那部著名的电影《大话西游》里面的至尊宝，想救回心爱的紫霞仙子就必须打败牛魔王，想打败牛魔王就必须变成孙悟空，而变成孙悟空之后就不能再谈爱情。
寻找，我要破茧
那时候北京几乎成了我的伤心之地。
我是来发展的，我要创作！但那时我又不得不为衣食住行伤脑筋。
我准备去打工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住的大杂院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快乐女人，她的脾气十分直爽，同时也倔强得让人难以忍受。当然她也是个耐看的女人，每天早上乐呵呵地出去，下午又总是乐呵呵地回来，仿佛每天都有属于她的、无穷无尽的好事。
我最初是以挖掘素材的心理接近她的，没想到后来她竟然成为了我在北京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好朋友。
她叫孙小娟，在海淀区的一家婚姻介绍所工作。说起来她的工作十分有趣，就是陪那些前来登记征婚的男人谈恋爱。当然她和他们并不是真谈，而完全是敷衍了事，约会几次后就找个借口和人家分手。孙小娟在婚姻介绍所里按期领取一份不菲的酬劳，那些“男朋友”馈赠的礼物还都归她所有。
她说她的工作是第366行，叫“婚托儿”。虽然性质上有点蒙人，但绝不坑人，不卖身。
我听了很觉得惊奇，问她我能不能也做这一行。
孙小娟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半天，眼珠一转，兴奋地说：你也去吧，你的条件比我还好呢！
这行吗？我忐忑不安地问。
怎么不行？你不是想出一本自己写的书吗？靠你那几个稿费，什么时候才能如愿？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卖淫！也不犯法呀！孙小娟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就这样走进了海淀区“你我知音”婚姻介绍所。
我的征婚说明上写的是：小梅，22岁，貌美窈窕、青春靓丽，欲觅真诚男士为伴，婚否不限。
孙小娟说别看写得简单，里面的学问深了。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32岁的工程师，姓张。人老实得不行，在看了我的简历以后立即交钱成为了会员。
我们开始了频频约会。说实话，真要是交男朋友，我也不讨厌他。
认识小张以后我的每日两餐都不用发愁了，他总是请我到他公司里吃饭。我平时有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创作。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真有了个支持事业发展的好男朋友。
尽管我同时又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科长交往，但我仍很快乐。过了不到两个月，孙小娟来提醒我，让我尽快把小张甩掉。她说我们是指望你继续接待别的客人，不是想把你嫁出去。
和小张分手的那个下午，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他那痛苦而不解的神情。毕竟我不是一个坏女孩，因此我也很难过。
那天在经过西直门桥的时候，一个形象猥琐的男人的话点醒了我。他问：小姐要假身份证吗？
出口，不见光明
离开了小张以后，我以孙小梅的名字办了张假身份证，瞒着孙小娟到海淀区“相伴同行”婚姻介绍所登了记。文字说明一如从前。
事情很快就妥了。很快他们就为我物色了27岁的小伙子田某。
田某是个大学毕业生，在一家私人企业担任策划部经理，收入不错，就是人长得矮了些，才1.61米。
我答应同他交往的时候他似乎很激动，马上领我到蓝岛鞋城为我买了双170多元的鞋子。不过是平跟的。
田某对文学有着较强的理解力，他看我的文章总会有些独特的见解，有时真的令我非常惊讶。他说我的长篇小说《天使的蝴蝶》不亚于目前正在走红的卫慧和棉棉的作品，甚至有些地方还比她们独特。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还说生活方面不用我担忧。
我真的好感动。
我们认识不久，听了田某的话，我搬进了他的住处。这样，我基本上连房租和饭钱都省下了。
我们自然而然地同居了。他待我像手捧珍宝一般。那时我已经脱离了孙小娟，而正式以孙小梅的身份生活在北京。
那段时间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用的是小艾的名字，田某也没有介意，以为那是我的笔名。
我开始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远的蝴蝶》。我要出一本自己写的书的念头一刻也没有淡忘。
田某对我虽好，但他似乎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也许是他对我还不放心的缘故，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积蓄。
我开始着手实现我的计划，先是伪造了一封家乡的来信，说我母亲病重需要钱。信封是原来寄到孙小娟住的地方的，邮戳处给弄得模糊不清。信是我自己写的，用的是左手。
信放到桌子上好几天，田某竟然没有动一下。
我进行了第二步：开始唉声叹气。田某马上就发觉了，非常心疼和关心的样子。我就说出了来信的事，干脆提出想向他借2000元钱。
钱的数目是我事先反复想好的，不能太多，否则会使人怀疑。当然也不能太少了。我是要存够30000元自费出书的。
田某果然没有怀疑，很爽快就拿出了钱。只是要帮我寄出去。
我说我自己去吧，顺便买一些补品。
那一晚我倾尽激情迎合着他，力争给他最为美好的感受。
第二天田某上班以后，我仔细收拾了自己所有的痕迹，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讲明了我的情况，并且表示将来成名以后一定会把钱还给他的。
我走了。走的时候真的很留恋。
离开田某的家后，我先是租了间小房子。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自己没必要找太好的住处，反正还得不停地搬。
我用田某给的2000元钱买了一部手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和杂志报纸的编辑联系方便。当然，这个号码我是不会轻易留给别人的，也绝不会保留太久。直到，我从孙小梅还原成我自己。
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以后，我又用孙小梅的名字分别成为了四家婚姻介绍所的会员。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他们很快为我介绍了新的男朋友。我同时与三个男人交往，保持着高度的头脑清醒。我总是以一副纯情女孩的形象出现，温柔端庄，穿着也很朴素。并且渐渐地我发现，一个喜欢文学而且有一定写作基础的女孩容易获得人们的好感。大家都觉得写作的人比较天真和理想化。其实这正是我的目的。
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原则，每次只提出2000元的要求，从没有太多的奢望。我的目的是为了出一本自己写的书。那些借来的钱我是要还的。
我发誓自己一定会遵守诺言。
这样，我的心里多少会得到一些平衡。
让我平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男人都从我的身上得到了愉悦。虽是如此，我只和自己喜欢的男人上床。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帮我的忙，他们应该得到回报。
与此同时，我还在一家图书馆找到了工作。这样我会离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近一些。最重要的，我必须有一个维持生活的来源。
到今年3月，我用上面的方法得到了12000元钱。连同发表文章和平时的积蓄，我已经有差不多20000元钱了。
只要再做几次就可以自费出那本《天使的蝴蝶》了。那部《永远的蝴蝶》进展也很顺利。如果不是事情露出马脚，现在已经杀青了。
我必须感谢那些真心对我好的男人，是他们支持了我的写作。他们都是真诚和老实的，一次我拿到钱在电话里向对方说明情况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还要继续帮我。原来那个田某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说我是个好女孩，他不怪我骗了他的钱，并且希望我回去，他会和我一起努力实现我的目标。那一瞬间，我几乎落泪了，差一点回到他的身边。可就在最后一刹那，我突然明白，那也许是个圈套。
为了那些好心的人，我拒绝了一个出版商。他要我在《天使的蝴蝶》里加入大量的做爱描写，还要拍我的经过特殊处理的裸照。可那不是我的目的。我要凭自己的力量出自己的书。
等我出去以后，我还会继续写作。因为那是我的生命。
我得到的那些钱，也已经退回，那些被我欺骗的男人，也从我这里得到了好处，那为什么，还要判我如此重呢？
身陷囹圄的杨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就是诈骗和犯罪。甚至于，她还口口声声地说那些男人并没有吃亏，因为她和他们上了床。她竟然天真地说，就是“包二奶”也不止这个数目吧？望着杨英无限委屈的神情，我不禁再次深觉她的可悲可叹。杨英一直自诩深爱蝴蝶，可她并没有真正了解蝴蝶――并不是每一只蛹都可羽化为蝶的，只有那些能耐住寂寞、孜孜以求并找准了正确道路的蛹，才会有在这美丽世界翩翩舞的动人时光。否则，那就是一只死茧，一只永远不可能化蝶的僵蛹。
后来，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托她的管教民警带给她。我深深地祈愿杨英能早日明白这一点，祈愿这只历经艰难的蛹最终能找到她的正确出口。
发稿编辑/陈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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