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醒来的时候，窗外，仍是一片暗黑，耳边顿时传来一片哗哗的雨声。倒不是这突如其来的雨声惊吵了他的睡梦，其实，他不用亮灯看表，也知道现在肯定是清晨5点左右。他该起床了，这些年来，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起床的。
起床后，洗漱一下，他就得从浦东赶到地处杨浦的延吉七村去了，去吃份早餐，去买点中午菜，然后赶到“杨伯寿调解工作室”去。其实，这里才是他的住地，他之所以和老伴一起住在浦东的女儿家里，全是因为十年前的那一个承诺。那时，女儿结婚已经三年，一直都没敢要孩子，唯一的原因就是夫妻两个平常都忙，如果生了孩子，可就忙不过来了。他和老伴就说，那就由我们来忙吧。不管别人认为老派不老派，在他看来，一个结婚后没有孩子的家庭，终究是有点缺憾的。女儿、女婿倒也善解人意。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小外孙。这样，他和老伴就搬过来住了。说是说“我们来忙”，但真正忙的却是老伴，女儿坐月子的照料、小外孙上幼儿园的接送，还有平常日子的买汰烧……光阴荏苒，一晃，小外孙都已10岁了。
可他为什么一定要每天匆匆来去呢？他不是早就离休了吗？是的，他早在1994年就离休了，在工作了40多年后离休的。此前，他先是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任计划处长、计委主任、外资办主任和规划办主任，其间也当过王震司令员的经济参谋，后来，被公派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了两年，再后来，就调回了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驻东北三省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兼党委书记。忙碌了大半辈子，从副局级岗位上离休后，按理说该享享清福了，几个儿女也都这样劝他，可他却成了上海市001号首席调解员，又主持了一个“杨伯寿调解工作室”，又是忙了个不可开交。一个星期七天，他是没有双休日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杨浦区，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则在外区，做的都是调解工作，而且一做就是14年。在这14年里，他成功调处了2800多起矛盾纠纷，成功调处矛盾纠纷的事迹先后被《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40余家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在这14年里，他获得了35次奖项：“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标兵人民调解员”、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红烛’精神标兵个人”、“先进人民调解员”……他最最看重的一个称号却是“群众身边的好党员”。对此，他有两句自勉的警句，一句是“公务员退休了，党员没有退休，应该坚持为社区义务服务”，另一句为“过去的43年处处为领导服务，退休到现在的14年事事为群众服务”。
他蹑手蹑脚地起了床，轻轻地带上了门，走上了在雨中显得湿漉而又冷清的晨街。
其实，“杨伯寿调解工作室”开门的时间为上午8点半，他根本不需要早早地赶来上班的。在开始的时候，他总是提前刻把钟头来，那已经算是早的了，可他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早。那天，他像平日一样按时来到了“杨伯寿调解工作室”门口，看到了几个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当事人，这时，他心里就感到不安了，他就对自己说：老杨啊老杨，你就不能早一点起床、早一点吃早餐、早一点赶到控江七村的工作室来吗？此后，“杨伯寿调解工作室”开门的时间就提早了半小时。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有点冷，不过，冷得让人清醒，让人振奋，突然间，脑际就浮现了这两句诗词，人未老，呵呵，人未老，他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二
头班车准时地驶来了，售票员拉开车窗就与杨伯寿打起了招呼。一直都在这个时候乘车，连司售人员都熟悉他了。原先，司售人员无不感觉奇怪，这个老人每天这么早来赶头班车做啥呢？知道了他是那个因为调解而出了名的杨伯寿以后，就对他充满了敬意。
去年，上海市“平安英雄”评选刚刚揭晓，杨伯寿的照片和简要事迹刊登在报纸上，都见到了，就该向他表示祝贺了。说真的，能当得起“英雄”这个称号的人可是了不得啊！他却笑着说：“我做调解工作，是一个误会。”这么一说，人家可就有点不明白了，你杨伯寿做人民调解做出了这么多的成绩，有着这么大的名气，怎么还会有什么误会呢？
不过，杨伯寿说的可是大实话。
那是在他刚刚离休的那会儿，居委会给他发了一张退休人员登记表，他这边填了表就交上去了，居委会那边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呵，是从市政府离休的！
第二天，居委会主任就上了杨伯寿的家门。可是，他不在家，老伴说是晨练去了，也没问什么事。他回来后，老伴跟他说了，他问什么事，老伴说是不是你的表填得不对。他笑道，一个有着高等学历的人哪里会填不好一张表，笑话！
果然就不是填表的事情。第三天，居委会主任又上了门，说的是调解的事情，因为居委会缺一位调解主任的人选，而你合适，想请你来当这个主任。杨伯寿一听，就摇手，就说自己不懂调解工作。没错，早年自中华会计学校毕业后，自己主要从事的一直都是经济管理，他的意思很明白，怕是当不好这个主任。那居委会主任也不多说什么，只是留下了特地带来的两本书，一本是收有38部法律和174个条例的《法律汇编》，还有一本是《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手册》，那本《法律汇编》红得耀眼，那本《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手册》绿意葱笼。居委会主任的意思也很清楚，这个主任就由你当了。想来也是，对杨伯寿这样的同志来说，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果然，自从有了这两本书以后，杨伯寿几乎闭门不出，足足啃了两个多月，他得搞清楚什么是调解。
他终于搞清楚什么是调解了，调处矛盾也好，平息纠纷也好，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等到居委会主任第三次上门，她看到，在叠起的《法律汇编》和《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手册》的两本书上，摆有一枚长方形的徽章，徽章上浮雕着毛泽东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总政在1955年发的一枚徽章，巧的是，这一年也是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年份，他说。
一直从事经济管理的杨伯寿不仅做起了调解，而且还向小区居民公开了自家的电话，全天候接受咨询和预约调解，并作出了三项承诺：1、不论节假日、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五分钟赶到现场；2、对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主动上门服务；3、双职工家庭有纠纷，晚上19点到21点可以到居委会进行咨询。
这很让那些曾经来请他“出山”却未如愿的人感到费解：我们出的是高薪，请你做的是经济参谋，你把我们回了，都以为你是要享清福了，当时也就不勉强你了，可你现在却到居委会搞起什么调解来了，做起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来了，这算什么意思啊？当然，人各有志，不过呢，劝还是要劝你老杨一句的，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可是自古就流传下来的老话噢。
他笑笑，低下头去，看了看那枚别在衣服左胸上的“为人民服务”徽章，什么也没有解释。
三
坐在只有寥寥几个乘客的头班车上，谁都喜欢听他聊那么两句，都说听杨伯寿聊就像听说书。
在不知就里的旁人看来，杨伯寿调解的无非是些婆婆妈妈的琐碎，“婆媳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还有邻里之间，还不都是那些‘一地鸡毛’的事。”有人说道。《一地鸡毛》是一部电视剧的名字，他当然知道，可他说“不见得”。
“怎么就不见得呢？”有人追问。
“你想啊，譬如现在不少单位改制了，劳动争议不就多了，劳动争议是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呢？”当然不是，因此就没有异议。“那一次，有个年轻的妇女来找我，说她生了孩子后没多久，再回到单位，单位就不想再要她了。她原来做的是销售工作，要在外面奔波，要在外面公关，常常是没日没夜的，而现在却要哺乳什么的，哪里还能够做这份工作？我先把这家单位的劳资科长请来，我对他说谁谁来过了，本来她准备上法院告你们了，我说慢慢慢，为啥？假如去告了，这场官司你们是必输无疑的，因为我国《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对此都有明确规定的。告了，大家的面子上都不好看了，赢的人再在单位上班，这个味道就两样了；输了的人，心里更加是疙疙瘩瘩的，是吗？我把有关法律的条文都讲给那位劳资科长听了，他一听，就不再谈辞退的事了，不过，为难的是怎么安排这位哺乳期内女职工的工作。我说，这有何难，我出面找你们单位的领导去。他喜出望外，说是那好那好，他可以不做难人了。协调下来，单位同意安排一个门卫岗位。这不成了！成了就好，不过我觉得还有一桩事必须办，我又把那位女工找来谈了一次，我说，生育可不是尚方宝剑，那位女工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我会努力工作的，回报企业的关心，我说，你这番话不要对我老杨说，你应该去对单位领导说。和为贵啊！”
“你想啊，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是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呢？”当然也不是。“有一次，一个职工来找我，说是他所在的那家驻沪企业面临倒闭，拖欠了他的工资。我问清了情况，就把企业法人约到了我的工作室，推心置腹谈了半天，谈企业立足市场的不容易，也谈普通职工生活的不容易，谈法，也谈情，谈着谈着，那家企业的法人就当场表示，你老杨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他，让他去财务结清欠款。那位职工去了财务室，可会计却不相信了，你知道为啥？原来会计的工资也同样被拖欠了，那位会计也找上门来了，也要请我帮个忙。我想，这是一回事呀，又给那个企业法人去了电，那个企业法人也爽快，说是就凭你老杨这份热心，我也服了，我再困难，也会筹措资金尽快解决这些拖欠问题，你放心。”
一车厢的静默，一车厢的期待。
“不说了，不说了……”他打住了话头。要说这样的事，自己经手调解的可就多了，看似不大，可都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呢。他记得，那是2002年2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刘云耕到自己家里来慰问，谈到：在上海发生的刑事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由民间纠纷引起的，但这类案件进入法院诉讼程序，解决的效果并不很好，有些邻居、亲戚因此世代为仇，不利于社会稳定，还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他记下了领导的嘱托，第二天就去了派出所，他想把“警民联调”开展起来，他要把轻微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路子探索下去……
四
他阖上眼，养了一会神，恍惚中，车窗外的雨声似乎小了一点，不知怎么的，他就想起了同样的一个雨天――
那个中年妇女进门的时候，一脸水，不知是雨是泪。
是派出所民警让她来找杨伯寿的。她幽幽地说，5年前，有个男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给了她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她昏了头，与自己的丈夫离了婚，只身离了家。这些年来，她为这个男人几乎花完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可这个男人却从她身边消失了。她现在真正是一无所有了，她打电话让这个负心汉还钱，开始时他还偶尔接一次，敷衍几句，后来干脆就不接她的电话了。她曾经找过法院，法院问她有没有借条，她懵了，当初哪里会想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又哪里会让他出借条呢？既然她无法举证，法院就难以受理了。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去买了两把剔骨刀，去他家的楼下守候，说来也奇怪，守候了整整三天，也没见到他的人影。等到第三天夜里，却等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她这才知道，她要找的这个男人已经搬了家。派出所民警对她说，你这样做对你没一点好处。她把一张脸板得铁青，说是我反正也不想活了。“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杨伯寿呢？”民警提议。她说：“连法院都管不了的事情，找杨伯寿会有用吗？”说心里话，她没抱什么希望，真的，可是，事已至此，找一找就找一找吧，她实在是没有路可以走了……
他答应为她讨回这笔钱来。他打了那个男人的手机，因为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这个男人马上就接了。
他对那个男人说：“还好你搬了家，否则，杀你一个够本，再杀了你家里人，她还赚一个。” 杨伯寿知道，他这样一说，那个男人肯定会大惊失色。果然，对方警觉地发问了：“你是啥人？”杨伯寿就作了自我介绍，请他到工作室来一次。那个男人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但没过两天就来了。这一点，杨伯寿早就估计到了，这个男人首先会对他的身份进行证实，杨伯寿已经给他提供了自己的网站，就让他证实去吧。
那个男人走进了“杨伯寿调解工作室”，面对杨伯寿的提问，他辩白说：“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向女人借钱呢？”他把一切都推脱得干干净净。
杨伯寿不急，说是：“再想想、再想想……不要弄出人性命来啊！”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像这种事情，不可能通过一次谈话就能解决的，“要不，等你想好了，我们再约时间谈。不过，拖是拖不起的，不解决，你开出租车也会分心的。”
没几天，这个男人又走进了“杨伯寿调解工作室”，他躲躲闪闪地说：“借钱呢，我是确实没有借过。”杨伯寿等他说下去，他又不说了。他不说，杨伯寿就说了：“你学车的5000元的收据怎么不在你手里呢？”他沉默了一会，承认是女的帮他交的。“你们在外面租房的钱是谁出的呢？”他没吭声。“还有，你平常的花费又是谁给你的呢？”他还是没吭声。杨伯寿说：“我算过，七七八八加起来，总数在5万元左右，你看差不多吧？”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还不出这么多钱。”“一时还不出不要紧，你有诚意就好。你看怎么还，拿出个方案出来，那边的工作我来做，好不好？”调解终于取得了进展。
又过了几天，这个男人第三次走进了“杨伯寿调解工作室”，表示愿意按照5万的数额还，但要分期还，每月最多还1500元。杨伯寿开心地说：“我说真心话，你是很有男子气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再听我老杨一句？”“没有问题。”“首期能不能就还1万，表示一下你的诚意，你看怎么样？其他的就按每月1500元还，27个月，最后一个月还1000元，对不对？”这个男人望了杨伯寿一眼，没想到眼前这位老人的脑子这么好使。
杨伯寿脑子好使，真是一点都不假。在这个男人交来首期1万元后，杨伯寿让他打了27张欠条，规定每月的还款都得由自己转交，有一个心思是不能明说的，杨伯寿真怕他们见面多了，来个“旧情复燃”，当然，杨伯寿眼下应该有个理由，理由是现成的：“假如让你们碰头，万一有个一言不合，再动起刀子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五
突然一个急刹车，头班车的司机不由就骂了一句，接着，踩了油门，就朝前面的一辆车追了上去。原来，刚才途经一个路口时，前面那辆车转弯时快速超车，天雨路滑，差点就发生了碰撞，难怪头班车的司机火冒三丈。
“小师傅，何必赌这口气呢？”杨伯寿劝道，“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劝说，不仅挂在他的口头，同样也挂在“杨伯寿调解工作室”的进门处。在上海从事调解工作的人，有谁不知晓杨伯寿办案的10字工作法呢？“一听、二看、三问、四细、五准、六劝、七签、八督、九访、十记”，在这10字工作法中，杨伯寿认为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劝”字。关于一个“劝”字，他曾经衍生出不少精言警句：“人民调解，一是靠法律框架，二是靠道德劝导，做到和谐解决”，“公安靠抓，法院靠判，人民调解靠的是劝”……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在他的劝导下，化解了多少的矛盾纠纷啊！
一个走了20年上访路的当事人，就是在他的劝导下，才息了访的。事情的起因是80年代的一次动迁，按当时的政策，当事人属农民工拆迁，有专门的动迁政策。由于动迁人员的工作失误，将当事人作为城镇居民予以动迁了。事后，当事人不服，将动迁公司告上了法庭，但当事人的权利在一审、二审中都未获支持，于是，当事人就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等到杨伯寿开始受理一些进入审判程序的案子并接手了这一案件后，他首先作出的努力就是让当事人息访，“只有你息访了，才能让我一心一意去了解、去研究、去解决。”而在作出“当事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合理合法”的结论之后，他也是通过对开发商的有理有据的劝导，使开发商最终同意按时价予以补偿。一起拖了20年之久的动拆迁纠纷，一朝得以圆满解决，怎能不让当事人涕泪满襟呢！于是，一面“布衣法官”的锦旗就送到了杨伯寿的手中。
也许，头班车的司机并不了解一桩桩一件件因为杨伯寿的劝导而平息矛盾的案例，但头班车的司机却在他的劝导下放慢了车速……
六
车马上就要到站了，他该下车了，在吃了早餐、买了中午菜之后，他又该马不停蹄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前两天的一个下午，一位记者前来采访，因为他桌上的电话不时地响起，就问过他一天要接待多少人次的问题。他翻开笔记本，把当天上午接待的人次统计了一下，连自己也有点不相信了，又重新点了数，还是21人次。这下，轮到记者感到吃惊了：按4个小时计算，平均12分钟就要接待一个人，要听要记要讲，你吃得消吗？其实，并不总是坐着听坐着记坐着讲的事情，杨伯寿还要去勘查现场、了解事因，再远的路要走，再高的楼要登，假如这位记者知道了这些，或许会流露出更深切的忧虑来的。可是，为什么要问吃得消、吃不消这样的问题呢？他想，吃得消、吃不消都不好回答，反正，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群众向我倾诉，寄予希望；我为群众服务，不让失望”，尽管有点答非所问，但自己确实是这样去做的。上次去杨浦党校讲课，自己就是这么表示的，讲完课，人家给讲课费，被自己拒绝了，人家说“这是辛苦费”，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辛苦”。不过，再仔细想起来，那位记者也问得没错，自己毕竟已经76岁了，年岁不饶人，还能够坚持几年呢？
要不，就凑它个整数，到80岁，那么，再干上4年吧。
就是4年后退下来，还有不少自己带教的调解员在，他们年轻好学，一定会越干越好的。就说自己工作室的小徐吧，前不久在上班途中还调解了一场劳务纠纷呢。因为一个装潢业务超支13万元引发了分歧，承接方的60多个农民工就到工地滋事，小徐立即约见了三方代表共同协商，当天上午签订了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协议书，下午就履行了各自的责任。这三年来，已经有39名街道（镇）的调解员轮流在“杨伯寿带教点”接受了培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以后的4年里，是还可以带教一批两批的。
就是4年后退下来，还有那本《人民调解工作艺术――杨伯寿工作法》留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也还在做着调解。那本《人民调解工作艺术――杨伯寿工作法》自2003年编辑出版后，已经再版两次了，每次都印6000册，可自己手上连一册都拿不出。其实，这并不奇怪，光杨浦就有七八千名调解员，而整个上海有十万名之多，还有许许多多外地同行，一直都来要，真的还远远不够。眼下，又要再版了，自己可得留一册作为纪念了。
车到站了，他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到了前门，本来还想着再关照那位头班车司机一两句话，毕竟刚才在路上有过危险动作，但他一眼就瞥见了驾驶座前的那一串风铃，他笑着指了指风铃下挂着的一块祝福牌，因为祝福牌上分明有着叮叮咛咛的四个大字――
平安是福。
发稿编辑/姬鸿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