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暴利调查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滥用严重。很多原本不需要安装的患者也被植入了心脏支架。而有的医生一场手术甚至可以拿到高达5000元的回扣。 家住上海的“豌豆布丁”（网名）女士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为母亲的心脏病担忧，今年5月，她的母亲因为心脏病在上海市一家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在此之前，医生诊断，“豌豆布丁”的母亲心脏左前降支中段堵塞80%以上，另外该段的小血管堵塞甚至达到了90%，急需做一个心脏支架手术。
尽管知道心脏支架手术费用高昂，但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豌豆布丁”和家人还是同意给母亲做心脏支架手术。
“其实我们很无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母亲的心血管堵塞究竟是一个什么程度，是否真的达到了要做心脏支架的地步，但是我们只能听医生的，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豌豆布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说进口的心脏支架质量更好，但是价格也更高，往往一个支架就得花费三四万元，这让“豌豆布丁”的家人感到在经济上有些吃不消。因此，他们选择了一款国产的心脏支架。而国产心脏支架其实也不便宜，现在在医院单个支架一般都在1.2万元以上，她说，而植入这个支架，包括支架在内她的母亲整个治疗费用达到了4万多元。
手术过后，让“豌豆布丁”和家人感到焦虑的是，手术以后，她的母亲还是十分难受。其实，进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患者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近些年来在我国并不鲜见，公开资料显示，有不少患者在手术后都出现“豌豆布丁”母亲一样的情况。媒体上经常能看到，很多心脏病患者在被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病情却没有明显改善，他们只能继续求医。而在这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心脏支架手术于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该手术的手术过程也并不复杂，由于不需要开胸，手术时间较短，术后恢复快。因此，心脏支架手术就成为中国治疗冠心病最流行疗法。以广州市某省级医院为例，在心脏支架手术刚进入中国的十几年前，该院一年最多只能做500～1000例，而到了2010年，此类手术一年就有4000多例。
今年8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编制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对外公布，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的人数约为2.3亿，相当于每10个成年人中有2人患病。而近些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增速惊人。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了2011年，这个数据激增至40.8万例，增长了20倍。有业内人士称，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仅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就超过65万个。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教授说，“需要安支架的才能安，不需要安放支架也植入，就属于不恰当使用或过度使用甚至滥用。”胡大一说。在他看来，我国存在稳定性心脏病患者心脏支架“放得太多”的情况，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在中国每年几十万例的心脏支架手术中，实际上有不少患者是没有必要做这种手术的，另外一些患者的支架有被“过度安放”的嫌疑。
如今在国内，有些患者一次被放入3个以上的支架并不在少数。今年2月20日，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胡大一说，在心脏支架手术中，实际上很少有人需要置入3个以上的支架。但是令人吃惊的是，现在不少手术，有的患者体内甚至被放入了十几个支架。由于乱放支架，导致患者意外死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胡大一透露，近些年他更是遇到过一些心脏支架手术“回炉”的患者。在这些人中，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结果出现血栓，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心肌梗死。
谁该做心脏支架？
冠心病的全称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脏表面布满血管，但是随着血管中脂质类物质的聚集，以及血管损伤后血小板等组织的积累，血管壁会逐渐被粥样斑块阻塞，形成一块块阻碍血液流通的团块。从出生起，我们的血管壁上，就逐渐开始堆积脂肪，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代谢能力、激素水平等指标下降，脂肪斑块会越来越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忠告诉记者。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斑块并不会引发冠心病。只有当脂肪斑块阻塞血管大于或者等于50%时，才会被称为冠心病。严重时，这些斑块会引起血管的堵塞，引发心脏供血不足，使心肌缺血坏死，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目前，冠心病的治疗方法分药物、支架和搭桥三种。药物治疗虽然可行，但它无法去掉血管壁上的油脂，只能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
支架是目前较为常用的方法，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进行支架手术时，医生会用气囊将支架（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导入血管，到达堵塞处时，将支架撑开，堵塞的血管就会在支架的支撑下恢复血流的通畅。手术过程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由于创口小，患者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必须放支架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发作时，一做造影，发现血管全部堵死了，就必须马上做支架，不然心肌坏死，患者就会失去生命。”李志忠说，除此之外，是否做支架是患者自己决定的。
比如，医学上规定，犯病间隔超过48小时的就算是稳定型的心绞痛患者，但是他们不能锻炼、快走、干活、爬坡。因为运动量一上去，因为血管狭窄，心脏就会缺血，心脏就会疼痛，还会发生猝死。所以即便是稳定型的患者，生活质量也不高，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医生会建议他们安装支架。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患者随时处于危险的边缘，被堵塞的心血管就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这样的情况，医生也会建议安装支架，但是决定权还是在患者自己手上。
但是支架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患者做了支架就能提高生活质量的。李志忠说，高危、高龄的患者不适合放支架。比如有些患有癌症的病人，癌症本身还没治好，放了支架可能寿命也不长的；还有体重小于80斤的；以及年龄在八九十岁左右的，做了支架可能当时会很舒服，但是做完支架要吃抗凝药，这可能会造成患者脑出血，这些患者都是不适宜放支架的。 暴利的心脏支架
有人说，心脏支架的暴利更甚于贩毒。
曾经在北京数家医疗器材销售公司工作的一位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心脏支架之所以价格昂贵，与其复杂的利益链条有很大的关系。一款心脏支架从生产厂家出来再到北京某家医院，要经过一级代理、华北大区代理、省级代理等多个层级，而每一次转手的加价至少有30%左右的利润可赚。另外按照有关政策，药品和医疗耗材进入医院后，医院还可以在招标价上再上浮10%～15%，然后再卖给患者。
这样，经过这些利益链条的层层包裹，原本一个3000元的国产支架，到了医院就可以变成1～2万元，一个出厂价不到6000元的进口心脏支架，到医院买给患者时已经是2～3万的高昂价格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某大型跨国医疗企业的一位中国市场经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由于税费等各种成本太高，外国公司不会直接把心脏支架从本国卖到中国内地，而是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地设分公司，再将产品卖到中国内地，所以最终价格内地要比香港、台湾贵得多。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的一些大型医疗器械进出口企业常常在心脏支架等进口医疗器械上处于垄断或者绝对优势地位，为了获得自己的垄断利润，他们就对进口的心脏支架进行大幅价格加成，这也导致了国内进口心脏支架的价格居高不下。
最高可达5000元的回扣
骆诗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心脏支架手术在中国泛滥成灾与心脏支架销售的回扣具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心脏支架的厂商或者代理为了让医院或者医生使用自己的产品就实施了回扣的举措，有的甚至规定，只要使用了该公司的心脏支架，相关的医生和护士均可以拿到相应的回扣。
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医疗部主任、卫生部医疗风险预警和监测课题组专家王和平曾对记者说，医疗器械进入医院存在利益链，器械生产方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支架放得越多，收益也越大，甚至有些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孙强告诉记者，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卖更多的药，挣更多的钱。”一般大医院中，药品带来的收益能占到40%到50%，到了县乡级医院，药品收入则更高，占到60%到70%。而支架只是这众多的“药品”之一。
在利益的驱使下，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耗材，但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必要的。
行业内资深人士透露，在做心脏支架手术时，除了病人家属要付给手术医生1500元左右甚至更多的手术费外，手术中，医生每用掉一个支架，有的销售公司就会给他提成1500元，用掉一个扩张球囊提成500元，而有的销售公司给的提成甚至更多。
“豌豆布丁”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她母亲在做心脏支架手术的时候，在她看到一些人总是在手术室门口徘徊，有的还老是出入手术室，刚开始，她还以为是在这里学医的，后来一个她认识的知情者告诉她，这些人都是生产或者代理某心脏支架的医药代表，他们几乎常驻医院，其重要使命就是想尽各种手段让医院或者医生使用他们的心脏支架。
为了推动心脏支架的销售，现在有些心脏支架厂商或者代理商甚至将其销售额的20%返给医院的心内科主任或者主管院长，这样有的医生一场手术甚至可以拿到高达5000元的回扣。
不断申请新产品推高价格
在高额回扣的刺激下，一些医生就乐于给很多心脏病患者使用心脏支架。并且心脏支架的定价越高，往往就越受到医生的欢迎。而由于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为了定个高价，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医疗器械业内就形成了一个潜规则：附加值越高、价格越贵的产品越好卖。这也正是医疗器械价格虚高问题集中在心脏支架等高档耗材上的原因。
业界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在手术时，甚至有医生会以国产支架冒充进口支架给病人使用。而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在手术时，患者和家属根本就看不到要用的心脏支架，有的甚至连包装盒都看不到。
“非法”心脏支架成灾
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水货、未被批准临床使用的心脏支架也被植入了人体，对使用者而言，这些心脏支架成了可能随时要人命的“不定时炸弹”。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医疗器械实行注册管理制度，任何医疗器械，必须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获得注册证方允许上市使用。而对于心脏支架这样的植入性医疗器械，则必须由国家药监局注册审批，否则视为“非法”产品。这就意味着没有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审批的心脏支架不能被植入人体，但是在现实操作中，有的医院和医生利用患者对心脏支架不了解，偷偷给其植入了这种非法的心脏支架。
南京市第一医院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2008年3月25日，该医院心内科的主任给一个50多岁的男性患者周某植入了当时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被批准临床使用的一款国产心脏支架，并让周某为这个支架、配套耗材及其他相关费用支付了3万余元，此前的2007年下半年，周某曾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花费数万元做了第一次心脏支架介入手术。但是，第二次支架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脱载，而医生对其并没有告知。
2009年11月20日，周某在乘公交车时再次突发心脏病，出现心肌大面积梗死，在救治中，医生发现了周某在2008年3月25日那次手术中安装的心脏支架，由于安装失败，导致其堵在心脏主血管中。只是由于当时手术医生曾做过处理，才使得周某没有立即出事。但是他2009年11月20日的出事主因就是这个支架，进行抢救的南京市鼓楼医院医生对其此次发病的专业描述是：“本次因左冠状动脉主干Y型支架脱载导致血栓形成，产生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
由于这个支架无法取出，周某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经多名国内著名心脏病专家会诊后，决定为周某实行心脏搭桥手术，其基本思路是，重建一根心血管，以代替周某被支架堵住的那根。2010年1月，周某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心脏搭桥术。手术本身虽然很成功，但由于周某又出现了两次发病，心脏功能也出现了问题，他的生命仍面临危险。专家会诊后认为，对周某只能实施心脏移植手术。2010年6月18日，周某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换心”。至此，他才算保住了性命。而周某的几次手术及相关费用高达百万元。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直到现在，周某被换下的心脏还被保存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 然而让人忧心的是，这种被非法植入心脏支架的并不是只有周某。北京市某大型医院的一位心血管病专家透露，由于心脏支架手术的火爆，2000年前后，国内心脏支架市场曾经出现过大量“水货”，这些支架以极低的价格从国外购进，经销商使用假的注册证号冒充合格产品卖给医院，继而被医生用在病人身上；此外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一部分过了期的心脏支架，由于价格昂贵，经销商和医生不愿浪费，仍旧将其用在病人身上。医生和医院为何敢用“非法”或者过期的心脏支架？简单的逻辑就是：这些产品的回扣更高。
支架缘何泛滥成灾？
造成支架泛滥的原因其实不仅仅是利益的驱使，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医疗部主任王和平说，我国规定，医生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学术论文，因为以小样本量为案例的论文，科研价值很小。发表论文又是和评职称挂钩的，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也需要大量的支架样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忠说，医学是实践科学，必须有一定的实践才能有好的技术。现在病人都认大医院、好医生，所以如果不是专科的医院，普通医院的心脏科病人少、手术量也少。所以一旦有病人上门，医生就会尽量留住病人，可能有些不适宜做支架的病人，也会被说服进行手术。
同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迷信复杂技术”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等。当患者看到自己的造影结果非常糟糕，血管堵塞非常严重后，出于生存的本能，患者都会倾向于安装支架，如果再加上一些小医院有倾向性的引导，患者的血管内多出几个支架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在李志忠看来，支架安装过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搭桥手术的技术过于薄弱，很多原本需要搭桥的患者也被进行了支架的安装。
“由于国内的搭桥技术不行，一些需要搭桥的患者也会选择支架，甚至有时医生也会这么建议。”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医生一般建议安装支架，因为搭桥是有寿限的，桥血管取自静脉，由于静脉血管所承受的压力远比动脉要低，所以静脉血管搭桥的使用寿命不长，在搭桥很成功的情况下，国内搭桥手术的寿限是6～8年，国外是10年。
而搭桥手术需要开胸，中国开胸问题很多，总成功率是60%，开胸死亡率是支架死亡率的5倍以上。而且国内搭桥只有一次机会，搭桥成功后再次狭窄，也不能再进行搭桥手术。
李志忠说，搭桥手术也就是北京的几家专科心脏医院技术还比较过关。其他医院甚至其他省市的大医院，搭桥水平很低。因为搭桥手术技术难度较大，当进行手术时，需要切断心脏对身体的血液供应，所以需要应用心肺机将血液进行体外循环，以保护大脑等重要器官的正常动作。这就需要麻醉科、体外循环、重症监护室、心外科等几个科室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一套人马必须培训很成熟，搭桥手术才能安全地开展起来。而相比之下，支架手术则简单太多了，一般医院都能很快开展起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冠心病时，有些医院除了安支架，没别的招。一旦病人转院，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不适合做支架的，也就这么被做了支架手术。”
心脏支架使用该如何规范？
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弊病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国内的心脏支架手术这些年在蔓延中泛滥，而其中的暴利链条导致的高昂价格也给老百姓和我国医保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究竟该如何管理和规范心脏支架的使用呢？
急需破除的“以药养医”体制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表示，要想解决我国老百姓使用心脏支架价格高昂的问题，就要解决其从厂商到医生之间的利益链条问题，而这个利益链产生的根源则是我国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制度。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允许一定比例的加价，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然而，这样的政策直接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一，市场得到的信号是，定价越高越好销，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很多人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都蜂拥而入，盲目建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些企业要生存，于是他们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一些大型跨国药企在国内的代理很快也就学会了这样的操作方式。于是，整个产业结构变得混乱。
骆诗文认为，如果我国这种“以药养医”的体制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从厂商到医生之间的利益链条就不会被彻底斩断，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脏支架泛滥和暴利的局面就无法从根子上得到解决。
将心脏支架等高端医疗耗材纳入价格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温桂芳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研究，2007年因为急性心脏病发作，他一次就被安装了4个心脏支架。出于安全考虑，他选择的是进口心脏支架，与前几年相比，医院给出的价格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每个依旧高达2万余元。
尽管觉得进口心脏支架价格高昂，但是温桂芳却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他对记者表示，目前在我国，已经被纳入到价格监管的主要是基本药物，并且目前我国物价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基本上只集中于医疗价格的加成是否合理，但是对其价格的高低并没有限定性规定。对于价格高昂的医疗耗材，也就难以做出有效的约束。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国内的医生在手术中使用的耗材动辄是上千甚至上万元的“新式武器”：几千元一块的骨科钢板、几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但是这些耗材在手术中到底该不该用？该用多少？目前我国根本没有相关使用准则，也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这就导致了心脏支架等高端医疗耗材的价格以及做这些手术的价格常常处于失控的状态。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尽管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该用多少耗材也没有统一标准，不过在这些国家，病人参加了商业或者社会医疗保险，手术基本由保险公司“买单”，为了杜绝医院或医生“乱花钱”，保险公司都会雇请具备医学知识的专业人士对医院的手术成本进行监管，所以医生一般不敢乱来。因此，专家建议，中国可以学习欧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骆诗文表示，如果我国将来能够将高端医疗耗材纳入到价格监管的范畴，对有些器材尤其是进口的产品由相关组织或者机构进行统一公开的采购，这样不仅会减少暗箱操作，也会减低一些器材的价格。
温桂芳则认为，我国相关部门还需要对高端医疗耗材复杂的流通渠道进行详细研究，现在很多增加的费用就是在流通费用上，如果能够在流通渠道上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情况也要比现在好得多。
规范心脏支架手术实际操作
应该说，目前国家对心脏介入治疗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根据卫生部印发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除了开展介入手术的医院有明确要求外，做手术的医生也必须要持证上岗。同时，每年做的介入手术病历需上报给卫生部介入管理中心，该中心还会不定期地抽查病历，以确保手术的安全性。
另外，目前卫生部已出台《冠心病介入诊疗准入制度》，要求各省须设立质量控制中心和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医生须接受培训并考取资格证后才能开展此类手术。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相关的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医师李田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心脏支架植入的一个显著问题是，有的医生并没有按照心脏支架植入的有关要求进行操作。
例如，按照心脏支架植入指南，狭窄程度小于50%的血管不宜使用支架，但临床上有很多狭窄程度低于50%的血管也被植入了支架，还有的医生为病人植入3个，甚至更多的支架。
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教授认为，当前我国亟需规范心脏支架手术的实际操作。而在规范方面，我国可以学习一下新加坡的做法。据了解，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其一是医保部门不给报销，其二是医生还要向专门委员会陈述理由。胡大一认为，我国也需要制订类似的标准，对安放支架进行规范。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要想规范管理国内心脏支架的滥用问题，必须多管齐下。一方面加大学术委员会的监管作用，与此同时，要尽快完善各类医疗服务的定价机制，让各类医疗服务的价格能够真正反映其真实的价值，这样心脏支架的暴利问题也就会被大幅压缩。此外，由于心脏支架手术被纳入了医保，对一些患者而言，做该手术大部分也能够报销，因此也大幅提升了一些心脏病患者做该手术的积极性，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这却会给我国医保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我国医保部门应介入，出台相应的举措，控制心脏支架滥用的情况。
心脏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
对于心脏支架手术，目前我国很多居民还存在着认识方面的误区，对一些心血管病患者而言，他们现在亟需进行这方面的知识学习。
胡大一说，心血管病到了需要放支架的程度，只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现实中，许多人并不想改变生活方式，又觉得吃药、打针太麻烦，认为只要放了支架，心脏就相当于上了保险，可以一劳永逸。但是实际上往往并非如此，因为置入的支架内也会再狭窄或出血栓。胡大一说，放了支架的人也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否则原有疾病还有可能复发。
胡大一表示，心血管疾病大多数不是先天性的，而是生活方式不健康造成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只要改善生活方式，就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胡大一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84岁时出现心绞痛，他没去做冠造、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药物，现在年近九旬，仍可以轻松地爬上二楼。这对我国的众多心血管病患者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高端医疗耗材需要破除垄断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流行，我国心血管疾病将在未来20年内呈快速增长态势。根据中国冠心病政策模型，该报告作出预测：2010年到2030年，如果仅考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加的因素，中国35岁至84岁人群中心血管病事件数将增加50%以上；如果考虑血压、总胆固醇、糖尿病、吸烟的因素，心血管病事件数将额外增加23%。
对国内外心脏支架生产厂商、销售代理公司和进行心脏支架的众多医院而言，这样的数据和预测，对他们而言将意味着更多的利益或者是利润，然而对我国的居民而言，则意味着更多的人将面临沉重的医疗负担，另外这种状况对我国的医保也将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
有专家表示，我国居民在目前的医疗费用构成中，高值医用耗材费用占较大的比例。由于部分医用耗材价格昂贵，导致患者和社会的医药费用负担沉重，并助推了患者“看病贵”问题。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耗材价格居高不下，和国外产品的垄断也有很大关系。有数据显示，中国高端医疗器械逾八成被外国跨国企业垄断，外国医疗器械在中国大医院的占有率超过70%。有很多医疗器械虽说原料成本并不高，但因为技术垄断和专利控制，就能够卖很高的价格。
茅于轼认为，要降低我国心脏支架等高端医疗耗材高昂的价格，必须要让一些厂商实现竞争，中国要鼓励更多的大型国外医疗耗材企业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要积极进行相关的研发和生产，鼓励多家企业参与其中。只要有比较充分的竞争，将来其价格自然就会下降。
茅于轼的观点在我国低端医疗器械产品领域已经有了验证。由于低端医疗器械产品领域技术含量较低，十多年前，大量国内资金进入，目前国产产品已经占据了50%～60%的市场。比如注射器，前些年国内就有300多家企业参与生产，经过近几年的企业竞争与行业整顿，尚有数十家生产企业，已经形成充分的竞争，价格并不算高。
我国高端医疗耗材价格高昂的局面也引起了卫生部高层的关注。今年6月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展望我国未来卫生体系时表示，目前我国的心脏支架、耗材等，大量需要进口，价格高昂难以承担。陈竺认为，国家应争取增加医疗仪器设备攻关的重大专项。
不过茅于轼也认为，在心脏支架等高端医疗耗材方面，信息不流通所造成的信息垄断也是导致心脏支架价格高昂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可以花点钱做一个网站，要求国内外的心脏支架等高端医疗耗材生产企业在该网站上公开报价，由于厂商之间的竞争，一些厂商就会降低他们的报价费用，而医院在采购时也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对老百姓而言，不仅他们的负担可以大幅减轻，也可以看到有关器械及其费用的详细信息。目前在我国，由于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令患者无法判断医院对手术耗材价格的报价是否合理，以及医生对手术耗材的使用是否合适。未来如果信息公开透明了，情况就要好很多。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心脏支架的生产商和中间商，为了让医院或者是医生采用自己的心脏支架，纷纷采用的是高额价格高额回扣的暗箱操作方式，也正是这样的方式导致了心脏支架的滥用和其价格的高昂。单纯从理想状态下公开市场竞争，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国心脏支架等高端医疗耗材的价格及其使用要得到规范，就必须要采取多管齐下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