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而“黑水”的匪首，名叫苏永和。 1978年的一天，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一位满面风尘、两鬓斑白的老者，颤巍巍地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使馆门前。他抬起头，凝神仰望那神圣庄严的五星红旗，沟壑纵横的脸上慢慢流下两行浑浊的老泪。几经犹豫徘徊，他毅然走到使馆大门口，通过卫兵请求大使接见。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栋在得知这位不同寻常的老者身份后，十分惊讶。他就是当年威震川边的一代枭雄苏永和。“不是冤家不聚头”，如果从1935年红军长征时借道四川黑水与苏永和的谈判算起，共产党对他的政治争取工作，做了将近50年。
苏永和的人生命运，甚至远比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更波诡云谲、九曲回环，完全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静静的顿河》中国版故事。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有许多原型素材就出自于苏永和的经历。
【三败川军 得陇望蜀】
在今天的四川黑水县，苏永和依然是一个几乎无人不知的人物。
解放前，黑水地区长期由土司、头人世袭统治。贫瘠的自然条件、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土司、头人之间互相兼并，争斗不已，促使当地百姓普遍养成剽悍善战的特性。苏永和生于1909年，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他的名字来源于黑水话“司尼胡”，原意是“豹子与老虎”。而令他名声大噪的，是连续三次大败前来进剿的四川军阀部队。
苏永和的父亲基朗头人原来只是黑水六大头人中最势单力薄的一支，经过连年征战，苦心经营，六大头人最终竟被苏家占有其五，只剩下噶尔朗头人不愿臣服，与之形成两大对抗集团。苏与其兄随后发动讨伐战争，噶尔朗头人战败逃走，向川军政府告状求援。
当时四川军阀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正在松理茂山区“屯边”，闻讯后主动要代表政府主持“公道”，维护“法统”。谁知接连两次进剿苏永和的地盘，均遭惨败，震动省城。邓锡侯再也不敢小瞧这位边远之地的“蛮夷”，于1931年10月发动第三次进剿。这次兵力增加到两个团一个营，由旅长龚渭清率领。此次效法乾隆平定金川的历史经验，动员茂县、汶川少数民族士兵参战，兵力达7000多人，从东南两路杀奔而来。黑水兵一触即溃，纷纷投降自保。
掌权的苏永和之兄苏永清召集家族开会，惮于川军如泰山压顶，决定放弃黑水向草地逃窜，以图日后东山再起。关键时刻，年仅22岁的苏永和拔剑而起，誓言宁愿死在黑水，也不逃亡异乡。苏永清只好同意他的请求，留下五百精兵给苏永和，转入原始森林打游击。
血气方刚的苏永和初试锋芒。他实行坚壁清野、哀兵必胜的战术，下令撤退前烧毁全部房屋，片瓦不留。川军进入黑水的政治中心麻窝时，天寒地冻，无处容身，无奈之下只好进入森林伐木搭棚。苏永和则带领他的五百精兵，神出鬼没，如行猿走兽，攀岩爬山，到处打冷枪狙击川军士兵。川军居无屋，食无粮，行不安，一时人心惶惶。周旋四五天后，已无颗粮，军心动摇。第七天晚，苏永和率全部兵力，突袭敌军，激战一夜消灭一个整团。龚渭清总指挥率一个连队突围，脚踝被打断，由士兵抬着逃命，仅余十余人生还。
后在九世班禅的调停下，川军赶紧找了个台阶下，最后与苏氏兄弟握手言和。双方达成谅解，互不索赔，川军保证以后不再进攻黑水。苏永和这个年纪轻轻的“雪山新秀”不但引起省城的震动，连南京政府也另眼相看。
然而苏永和并不甘心蜷缩在黑水做一个小小的“头人”。自元代起，中央王朝就在嘉绒藏区设置了十八个土司，其中等级最高的为“宣慰司”，“梭磨宣慰使”便是其中之一。此后，这个荣耀显赫的头衔，便成为各个头人争夺的对象。虽然清朝乾隆皇帝颁给梭磨土司的金印落入苏永和之手近30年，但南京国民党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这是苏永和的一块“心病”——是否享有“朝廷”依法认定的贵族身份，乃是土司制度能否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
从未跨出过小小黑水的苏永和始终沉浸在“土司王朝”的迷梦里，成为一名受封于“中央”的真正土司，是他的一大宿愿。谁的“朝廷”能帮他夺取这一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称号，他就跟谁走。这也是他后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昧于大势，半生追随蒋介石政权，一再迷途的重要原因。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向四川康边挺进迎接中央红军，派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与苏永和谈判，希望借道过境黑水。然而双方达成的协议墨迹未干，6月16日，奉命入川“剿共”的胡宗南就派心腹秘密潜入黑水，带来了南京政府委任苏永和为“松理游击剿匪司令”的委任书，并命令他“集合民众武力”与红军作战。
这是苏永和除了大头人的名分外，所受的第一个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看着“中央政府”的大红印信，苏永和怦然心动。在苏氏眼里，这个响当当的“司令”，比起土司县长的位置光鲜夺目得多。山高皇帝远的弹丸之地，一个小小头人能得中央政府如此垂青，苏永和自然受宠若惊，见官忘义。他立即出尔反尔，撕毁协议，阻击红军。红军路经黑水与其发生摩擦和战斗80多次，伤亡很大。许多因伤残、体弱留落黑水的红军战士，多遭截击残害。蒋介石鉴于苏永和阻击红军有功，特奖给一枚“三等云麾勋章”。有了“中央政府”撑腰，苏永和从此就不把四川省政府放在眼里了。
正当苏永和踌躇满志在雪山草地大展拳脚时，蒋家王朝却大厦将倾。1949年冬，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率领下，东西夹击，解放了大陆最后一个被国民党占据的大城市——成都。蒋介石怀着悲凉的心境逃往台湾之前，把最后一丝“反攻复国”的希望投向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苏永和所在的黑水县，随即成为川西北国民党匪帮最后的总巢穴。
【执迷不悟 叛服无常】
1951年秋冬之交，香港一家杂志用来自台湾的消息刊登了题为《陆上台湾——傅秉勋和他的黑水根据地》的文章。文章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拥兵10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傅秉勋何许人也？还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创下一份“基业”，不禁大喜过望，电命晋升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至中将。当时，川西北藏区土司们各霸一方，国民党特务为了扩大“反攻基地”，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极尽胁迫利诱之能事，苏永和便是其重点拉拢对象。黑水虽是弹丸之地，但当时西藏和谈局势尚不明朗，松潘、阿坝的许多土司、头人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脚踏两只船”，准备借黑水人的胜负来决定是否接受解放。
于是，国、共为争夺声名显赫的苏永和，展开了一场激烈精彩的暗战。而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夹在国共两党中间的苏永和，则上演了一出出阳奉阴违的闹剧。
1951年5月，傅秉勋发动“靖懋暴乱”失败，苏永和将其视若上宾，唯恐这位“中央大员”被其他人抢去，立即派人把傅残部秘密接入黑水。苏永和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傅秉勋这杆大旗与台湾、美国挂上钩，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胜利后由他全盘统治雪山草地。一时间，大量漏网的叛乱匪特纷纷涌向黑水，把黑水变成了“陆上台湾”的老巢。
傅秉勋摸准了苏永和的心思，也投桃报李，委任他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二四九路军”少将副司令。而当时，苏永和已公开参加了共产党的新政权。到10月，茂县专区工作组进驻黑水，当动员他交出傅秉勋一伙人时，他却暗中将他们分别转移隐藏。苏永和信誓旦旦地对工作组说：“我们蛮家对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一概不过问，我也不听匪特的话。”
傅秉勋老奸巨滑。他深知，对苏永和这种依靠枪杆子起家的实力派，只靠嘴皮子上的功夫，是不可能让他俯首称臣的。傅最“过硬”的资本是一部从同伙手中“抢”来的电台。他经常吹嘘可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毛人凤等直通电报，可以请求台湾和美国空投武器弹药，资助“反共救国”大业。其实这是一部坏了的电台，根本无法使用。为了稳住苏永和，他不断伪造出一封封蒋介石、毛人凤等从台湾飞来的“电报”，电令苏永和必须与其通力配合，精诚团结。
开始，苏永和对“空投支援”深信不疑。但天长日久，望断脖子也不见黑水上空出现一架飞机的影子，苏永和大失所望，渐生疑心。他怀疑傅秉勋的宝贝电台只是一堆废铁，于是开始思谋后路。1952年3月，我茂县副专员张承武同志陪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老红军长征干部天宝（桑吉悦希）奉命回到家乡，再次前来做苏的工作，动员他交出傅匪，投向人民一边。天宝是理县党坝部落嘉戎藏族人，与苏永和都是说藏话“吃糌粑”的藏乡人。这一次苏永和心有所动，承认黑水确实有土匪，并表示愿意交出傅秉勋。他接受政府邀请，派儿子苏希圣代表他参加西南各族观礼团，赴北京参加五一节天安门观礼，以表归诚之意。
眼看苏永和就要倒向共产党一边，傅秉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尽快修复电台，呼叫台湾支援成为当务之急。他很快得知有一个叫马蔚廷的退休邮电局长精通电台，立即赶往其家动员，马蔚廷怕受牵连，坚决不从。傅秉勋顿时翻了脸，以性命相威胁，马只好屈服，随傅秉勋来到黑水。马蔚廷侍弄电台的本领果然了得，几经捣腾，拼拼凑凑，居然接通了与台湾保密局的联系。毛人凤大喜过望，表彰马蔚廷“为黑水基地的建立立下了奇异功劳”。
傅秉勋长舒了一口气，他得意洋洋地告知苏永和，赶紧筹划准备丁字布、火堆等地形标识物，准备接受台湾空投。苏永和终于等来了“蒋公”的援助，如久旱逢甘霖，喜不自禁。谁知望穿双眼，仍不见美蒋飞机的影儿。这下苏永和彻底恼了，认定傅秉勋这个大骗子是在开“皮包公司”，决心把他交给共产党了事。
原来，1951年底和1952年初，美蒋的确曾两度派飞机向黑水境内空投物资、空降特务。但飞行员错把沱江和嘉陵江当作岷江了，结果一次空投到平武县，一次空投到剑阁县。特务和物资一落地，就成了我防空民兵的战利品。
傅秉勋暗暗叫苦不迭。正当其担忧性命不保时，苏永和却意外得知平武和剑阁确曾有过两次台湾来的空投。他这才知道自己误解傅秉勋了。然而他意欲投向共产党，并已派出其子苏希圣前往北京，追悔已来不及。而此时，台湾方面急切催促黑水准备接受第三次空投。苏永和生怕空投成功，一旦被共产党获悉，在北京的苏希圣必被扣作“人质”，性命难保。苏赶紧催促向台湾发报，苦苦哀求推迟实施空投，以保证其子在北京的“安全”。
而共产党方面对苏永和则磊落光明。1952年5月中旬，苏希圣即将从北京返回。我茂县地委书记任道明和张承武再次去黑水边界的赤不苏，邀苏前来见面。苏永和心事重重地来了，张专员亲自把苏希圣交到他手上，半开玩笑说：“人我担保接走的，现在完璧归赵，我们共产党绝不做扣人质那种事的。”
苏永和如释重负，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回到黑水就把傅秉勋交给人民政府。
【再次反叛 再次自首】
1952年6月13日傍晚，黑水上空终于响起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一架C54型间谍飞机朝黑水飞来。这次台湾方面痛下决心，不惜重金聘请了二战时的“空战英雄”、原陈纳德飞虎队的退役上校戴维亲自驾机，确保空投成功。C54一口气投下20个降落伞，除6名军统特务外，还有电台12部、密码50套、枪弹无数。而在所有这些空投物品中，最令苏永和感恩戴德的，是蒋介石亲自册封他为“梭磨宣慰司使”的册封状。这张形同废纸的册封状，在苏永和看来却是他从“头人”跃升为“土司”的“天子诏”。
当天凌晨，还在被窝里的苏永和听到台湾物资空投成功的消息，顿时涕泪交流，一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一边连迭声地下命令：“立即扣捕共产党派驻黑水的工作组！”他公开宣布与我决裂，站到匪特一边，并派人暗杀我工作组成员，断绝工作组与外界联络。
此后，7月16日，美国飞机对黑水实施了第二次空投。除投下一大批军用物资外，毛人凤特别指示傅秉勋，一定要牢牢抓住苏永和这个“关键人物”，不能使他产生动摇情绪，更不能倒向共产党。
黑水空投成功，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黑水数千土匪纷纷鼓噪，以为台湾真的开始反攻大陆，立即向我发起进攻。黑水叛乱如不迅速平息，势必引起整个雪山草地的动荡。中央高度重视黑水匪情，决定全线反击，开始剿匪。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1952年6月18日，西南军区在重庆召开黑水进军作战会议，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部署，决定从川西、川南、川北、西康、贵州调入1个轻装师、7个公安团、7个炮兵团，计2万兵力，进剿黑水之匪。
黑水剿匪是军事行动，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乾隆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15年，耗费库银多达7000万两，连斩、贬、赐死5员总督和中央部级大臣；四川军阀三次进剿全军覆没一败涂地，都是因为没有“七擒七纵”的胆略与胸怀，未能使对方心悦诚服。黑水剿匪战役打响前，党中央即强调要做到“军政双胜”，必须对参与匪乱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坚定地实行政治争取政策。为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的12字方针。
1952年7月20日，黑水剿匪战役正式打响。剿匪大军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一路势如破竹。在解放军的强势进攻下，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陆上台湾”顷刻间土崩瓦解。苏永和带领200多精锐武装，在麻窝以南打了一仗后，拼得只剩下30多人，他与其妻子高丽华分手，逃往黑水与理县交界的深山老林躲藏。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就是在这座大森林里不断游击川军，最终“光复”黑水，成为威震一方的“民族英雄”的。今天他依然做着这一“反攻”旧梦。
谁知一个多月过去了，苏永和不但没能占到便宜，身边的徒众反而越来越少，解放军对苏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只要“认真”搜山，苏永和此时是绝对不难被捉住的，但解放军为了忠实执行“军政双胜”这一目标，决定“智取”收服苏永和。
最终打开僵局的，是苏永和之妻高丽华。解放军占领黑水麻窝后不久，高丽华就主动“归降”。虽然她坚称自己与苏永和走散，不知苏的下落，但解放军仍然对她既往不咎，宽大为怀。黑水剿匪生产委员会选她当了副主任（副县长）。她主动找到当时的负责人天宝汇报，提出要派其子苏希圣、苏希刚去大森林“寻找”父亲苏永和。解放军方面全力支持，苏家兄弟终于在森林里找到了已经人鬼难分、面黄肌瘦的苏永和。“复兴党国”的伟业转瞬破灭，他当时万念俱灰，正准备跳湖自尽。见到两个儿子，苏永和悲从中来，父子三人相拥痛哭。
但是苏永和很倔强，又在山上转悠了三天后，才咬紧牙关，突然对两个儿子说：“你去问天宝，如果他愿意和我吃血酒，发誓不杀我，我就下山去投降。”天宝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和苏永和同是藏族人，所以苏永和很信任他。为了表达我党的诚意，天宝同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请求。
1952年9月6日，“天苏结盟”仪式正式举行。天、苏二人刺破中指，滴血入酒。苏永和首先跪在香烛前发誓：“我，苏永和，今后再背叛人民政府，天打雷轰，死无葬身之地。”天宝也跪下，郑重起誓：“我，桑吉悦希，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永远团结关心苏永和头人，如有二心背叛，天打雷轰！”
【廿年亡命 晚节可风】
苏永和在共产党精诚所至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终于回到人民的队伍。其间，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后不久，苏永和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黑水，赴重庆参观访问。这位黑水“夜郎”，这才知道中国有多么大。在得知贺龙同志要代表西南局接见他后，生性多疑的苏永和居然吓得彻夜难眠。历史上，朝廷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反叛者的严厉镇压，他是心知肚明的。一百多年前，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大金川土司沙罗奔投降后，被押解到北京面圣。对于这样一位投诚的失败者，乾隆仍喝令推出午门斩首。自己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顽固分子，难道还能逃过一死？他辗转反侧，深恐被杀头，甚至绝望地想到了自杀。
然而第二天，贺龙一见到苏永和，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过去的就算了，不要再想它了！但要向前看，接受教训，可不能再走错误的道路了！”苏永和一听这话，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想不到贺龙司令如此宽宏大量，想不到新政权如此真诚慈悲。
重庆之行，苏永和疑虑顿消，如释重负。1952年12月，苏永和参加阿坝自治区首届代表会议，被选为自治区副秘书长。在后来1953年的草地剿匪战役中，他还做了一些有益于剿匪和民族团结的工作。之后又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返回后向阿坝人民热情讲述他在朝鲜前线的所见所闻。1956年，苏永和任州政协副主席，后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是进步的。
但苏永和毕竟是靠杀戮起家的雪山枭雄，内心依然留恋当年“土皇帝”的特权威势。再加上特殊政治环境下对形势的误判，使他很容易走回头路。
1957年11月，苏永和经四川省委批准，请假一年赴西藏朝佛。他到西藏后，正值拉萨的西藏上层集团秘密酝酿武装叛乱。拉萨方面希望他重新“出山”，以黑水号召康区举事。苏不肯，但也不敢再回黑水，于是带领全家秘密出国，先到印度，后到台湾。1958年，苏永和到达台湾，受到隆重接待。台湾当局大肆宣传，苏本人也颇为欢欣，到处发表反共演说，去联合国“控诉”共产党中国解放百万农奴的“暴行”。蒋要他留台做事，他以“年岁大，知识浅薄，不擅汉文、英文”为由推辞，答应以“回印度推荐人来台湾”为条件回到印度，后派出包括贡布南木尔甲、尚江保在内的一行人去台湾，分别在空军、陆军、特务等专门学校受短期培训，还把他的几个子女带来台湾，分别送入国民党的特工学校“受训”。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逃往印度，在新德里成立“流亡政府”和“难民委员会”。苏永和再次受到达赖召见，被委任为“反共藏汉联盟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代表”，充当与台湾拉关系的“桥梁”。但是苏永和只“反共”，不反国，坚决反对达赖要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径。为此，苏永和参加了反对西藏独立的“十三集团”，成为达赖集团的眼中钉，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与达赖彻底决裂，开始逃亡。
其间，台湾为了在藏区继续制造混乱，计划把苏永和“学成”毕业的两个儿子空投到四川藏区，进行“敌后游击”。苏永和亲身经历过藏区叛乱，深知此时的川康藏区已经被共产党经营成铜墙铁壁，再回去无异于飞蛾投火，因而坚拒这项任务。从此，蒋介石集团感到苏家父子已毫无用处，开始冷落他们。 苏氏兄妹在台8年，形同坐监，于1966年以探亲为名挣脱台湾控制来到印度。而达赖集团又怀疑他们是台湾派到“难民”中作特工的，于是唆使印度警方以“非法入境”罪名拘捕。经苏永和夫妇多方营救，才被“驱逐出境”，迁居加拿大。时隔一年，苏氏夫妇也迁居加拿大定居。蒋介石随即停发苏永和“少将”薪俸，苏永和夫妇只得靠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基金度日，生活凄凉。他试图以“难民”身份去美国，也被“老朋友”断然拒绝。
回想自己“叱咤风云”的一生，如今却落得个众叛亲离、孤苦无依的下场，苏永和感慨万千，倍感孤独。二十多年中他亲身体味到寄人篱下、受人利用的滋味，将美国、台湾、达赖集团与人民政府反复比较后，他终于觉醒了。那所谓“三盏明灯”都不过是风中幻影，转眼熄灭。他由衷地说：“只有共产党对我好，祖国对我好！”
然而，苏永和期望回归祖国的1978年，还是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内人民尚心有余悸的特殊时期。得知苏永和盼望回国的消息后，他的子女们聚在成都，一起给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委婉地劝他先在国外治病，暂时不要回来。谁知，苏永和当即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祖国不原谅我，一下飞机就枪毙我，我也要回国去死！”
倦鸟知还，狐死首丘。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这位几度背叛、失信于我的“当代孟获”，共产党人依然以博大的胸襟再次给予谅解。苏永和写给中央民委请求宽恕的信件，很快得到积极答复，祖国对他的幡然醒悟表示热烈欢迎。
1980年10月，在“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苏永和顺利回国探亲。祖国人民原谅了他过去的错误。当年歃血为盟的天宝同志和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都热情接见了他。此前他已身患癌症，我方劝他先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国外进行治疗，但他表示落叶归根，刻不容缓，“即使回来后就死去，也比抛骨异国要好”。苏永和没有食言，他于1981年1月自愿放弃加拿大国籍，回归祖国，定居成都。同年12月，苏永和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2岁。
据黑水人说，苏永和病重时曾乘坐一架直升机在黑水上空绕了几圈，这是他提出的最后请求。那一刻，使人想起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的结尾：当葛利高里饱经了历史的变幻无常站到自家门口，他已一无所有。毫无疑问，苏永和这个来自雪山草地的“葛利高里”，最后的结局则要幸运得多。
（时任川西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的都爱国老先生对此文提供了极大帮助，深表谢意）
（作者系军旅作家、中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