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溜出病房的时候，他病友的妻子好像正对我说着要为丈夫生一个孩子、最好是个可爱的女儿之类的什么话。我听得不是很实在，走廊里的一阵骚动干扰了我的注意力，然后～个女看护进来，对我们说刚入院的一个重伤者的老婆昏死过去了，正在紧急抢救。
这是一个深秋的黄昏，残阳把如血的光从拉开窗帘的窗户照进病房。阳台的衣架上，晾着哥哥病友妻子的乳罩，尺码有些偏大。我很不明白她苗条精致的身体上怎么就长了一对如此丰满的乳房。窗外有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金黄的叶子在这个季节不时地飘落，顺风的时候就会一片二片三四片地落到阳台上，像一只只摊开翅膀随意翻飞的黄蝴蝶。紧挨着银杏的是一棵松树，绿色的针叶间藏着褐色的松塔。有几只可爱的松鼠活跃其间，费力地获取着松子。于是就有一个两个三四个的松塔被弄下来，在地上弹跳滚动着。这些松鼠应该是被这座城市的人当宠物养时逃脱出来的。
下午阳光照进病房最多的时候，哥哥病友的妻子会去阳台上和外面地上收集银杏叶和松塔，用透明胶在丈夫床头的墙壁上拼出美丽的图案，有时也会拼贴在我哥哥床头的墙壁上。第二天上午估摸着医生护士要查房了，又亲自把美丽的图案取下来，依依不舍地丢进垃圾桶，再神情专注地弄出松塔里的松子，装进一个粉色的小盒子里。
哥哥是从门缝溜出去的，临出去时还回头对病房里的所有人做了个鬼脸。出了医院的哥哥在县城的老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老街上十分热闹，各种小吃摊前挤满了人。骑自行车的、推独轮车的、背背篓提竹篼的……在你拥我挤中不免有了冲撞，都觉得自己有理，便争吵起来。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堆，堵塞了交通，任凭后面的人怎样抗议也不让路。
哥哥本也想挤进去看热闹，却猛然想起自己要去找回城的“知青”光光，借他的自行车回家。刚要拐进一条窄窄的巷子，听见有人大声叫他，转身一看，原来是全哥。全哥说他进城拉肥料，人太多要等到下午。两人勾肩搭背地进了城中心最大的馆子，酒足饭饱后去供销社装好肥料，开着拖拉机有说有笑往回赶，不料在半路上撞死了一个放牛的老头。拖拉机翻倒在了路旁的稻田里，全哥受了伤，满脸都是血。附近有很多人拿着棍棒出来，大喊着要为老头报仇。全哥推着哥哥要他快跑，哥哥就真的丢下全哥一个人跑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陪伴着凸凹不平的机耕道的，是一条弯来绕去的美丽河流，两岸随风摇曳着垂柳和曲柳。树上婉转的鸟啼和清扬的蝉鸣，让诗情画意的河流有了动态的生命。哥哥不再跑了，慢慢地走，慢慢就把自己融进了诗情画意里，把受到围攻的全哥抛到了九霄云外。
“全哥”是我叫的。我告诉哥哥病友的妻子全哥小我哥哥一天。我母亲生下哥哥后没有奶水。哥哥是喝全哥母亲的奶水长大的，和全哥亲如手足。全哥十分孝顺，可在十九岁那年被雷劈死了。远远近近的人都蜂拥来看，糟蹋了集体的一大片庄稼。哥哥那时不在家，在几十公里外为生产队买耕牛。他得知全哥的死讯时，正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吃饭。饭馆老板手舞足蹈地传播着关于全哥死法的新闻，说全哥是远近出名的忤逆子，老天爷发了怒，派雷公电母把他提到一座石拱桥上给跪着劈死了，全哥死时手里还端着饭碗，饭下面藏着不给他母亲吃的肉。我哥哥那时正端着碗喝汤，劈手一碗过去扣在老板的脸上，最后的结果是我哥哥被老板用菜刀在头上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口子。我说这事的时候，她的视线绕过我，一直看着我身后病床上的哥哥。我又说我与全哥也很亲近，一天晚上我在他床上睡觉，半夜里被一只老鼠摸上床来咬伤了我的耳朵，第二晚我就没去。全哥就是在那晚被雷劈死的，帮凶是那根架设在桉树顶上的耳机接收天线。她收回绕过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膝盖，说：“怎么会那么巧呢?我读三年级的那个夏天，与堂姐去小姨家，在一座软桥头发生了口角，我赌气转身往回走。堂姐继续往前，走到桥中央时，桥断了，她掉进了汹涌的洪水里，淹死了。”说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哀伤地笑笑，“饭该好了，我们去做菜吧!”
去做饭菜的地方要走过一条雨花石铺设的甬道。从第一次结伴去做饭菜开始，她就总跟着我的节奏，走在我身旁。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妻子打来的，让我决定生意上的事，我让她做主，妻子便又说该为哥哥请个看护的，我把电话挂了。
哥哥回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在堂屋门前磨砍刀。砍刀通身漆黑，唯有锋利的刀刃反射着一线让哥哥心悸的寒光。堂屋里的供桌上，供奉着爷爷的画像：对襟的绸衫，一顶瓜皮毡帽，地地道道的一个土财主。供桌旁有一根黄荆木的棍子，半握粗细，一米多长，通体早已失去了木质感，如铜铸的一般。哥哥走到父亲身后，也不叫“爸”，硬邦邦地说了句：“我回来了。”
父亲站起来，两眼直直地逼视着哥哥，伸出满是老茧的左手，掌心向上，右手握着砍刀，把锋利的刀刃慢慢从摊开的掌心划过。利刃过处，却不见血，白生生地裂开一道口子。父亲说这刀他已磨三个月了，就等着除去哥哥这个不孝子，然后挥刀就砍向哥哥的脖子。哥哥冷笑一声，劈手夺过砍刀，反手用力一掷。刀向院坝边沿的大柿子树飞去，刀身没进了树干，只剩刻着菱形花纹的刀柄在外。哥哥冲进堂屋，抓起黄荆木棍子，一棍子把爷爷的画像扫下了供桌后，再冲出来高举棍子照着父亲光秃秃的头要敲下去时，改变了主意，横着棍子扫向父亲的腿弯。父亲跪在了地上，受伤野兽一般哀嚎着向哥哥求饶。哥哥将棍子折成四段，丢在父亲面前，找来一条柔软的绳子，将父亲粽子似地捆起来，吊在柿子树上，兴奋得浑身颤抖着转身离开了家。经过自家的葡萄园时，他看见老婆和女儿正在园中收获葡萄，想过去抱抱女儿，女儿却见了鬼似地躲开了，老婆则像没看见他一般，继续自己的劳作。哥哥失望地离开了。葡萄园里先是传来老婆悲恸的“嘤嘤嘤”的哭声，然后是“哈哈”的大笑声和女儿遥远却十分清晰的呐喊。他停下来转回身，葡萄园不见了，眼前是一座低矮的空屋，屋前有一张巨大的蛛网，蛛网下是一座乱草丛生的坟冢，被风雨蚀刻得斑斑驳驳的黄沙墓碑上，有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哥哥伤心地哭了。
我们各炒了个菜，合伙烧了个汤。我们都称赞对方做的菜好吃，但都清楚自己做的菜并不怎么好吃。我说我哥虽然对父亲又敬又怕，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无法抹去的恨。哥哥救过我两次命，一次在夏天的河里，一次我打架时替我挡了致命的一刀。父亲在我十三岁时死了，哥哥在我心中代替了渐渐模糊了的父亲。她说：“我已经不知道该爱谁或该恨谁了，因为我的心已不属于自己了，它漂浮在一个冰冷的深渊里，被恐惧切割得支离破碎。”她说话时看着窗外。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谁都没有想过要打开病房里的灯。路灯把银杏树的影子投射在拉上的窗帘上，毫无生气中浸透着一种让人忍不住要落泪的悲凉。她用纸巾吸去盈在眼眶里的泪水，说我们该去领陪伴床了。
哥哥孤独地行走在灰白色的小路上。路 边种着豆子，茎上开着白色的小花，田里的稻谷已沉甸甸地成熟了。玉儿的背影在前面的十字路口晃了一下就不见了，他亲切地呼唤了一声，周围的一切事物便消失了。他开始在空旷的原野上奔跑，感觉身子轻得可以飞起来。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一座石拱桥上，过桥是一条宽宽的路，两边是笔直的桉树，每棵树上都挂满了纸叠的白花：桥头用白花和柏树枝条扎成的牌坊上，白纸黑字地挂着醒目的横幅：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路尽头是生产队开着大门的保管室，门两边摆放着巨大的花圈。哥哥走进去，脚下是猩红色的地毯，两边是火焰般怒放着的杜鹃花，地毯与花的尽头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像框上饰着黑纱。画像是透明的，后面有一张床――崭新的雕花双人大床。蚊帐也是透明的。床上铺满枯黄的树叶，裸露着上身的玉儿坐在床中央，身体周围游动着许多色彩斑斓的鱼，一条黑色的鱼在她披散开来的秀发间钻来游去。玉儿在瑟瑟发抖。哥哥脱下衣服想给她穿上，可那衣服越变越小，玉儿连一个手指也穿不进去，她扑进哥哥的怀里伤心地哭了。哥哥想亲吻和抚摸玉儿，玉儿却拼命地挣扎着，用尖尖的指甲在哥哥身上抓出一道道长长的血痕，两个警察就来了，是穿着警服的大队长和玉儿的父亲。哥哥大声叫“玉儿快跑”，玉儿却不见了，床也消失了，鱼儿都钻入了地下，地上是沸腾的水，一道富丽堂皇的大门从地下冒了出来，到处都开放着诱人的喇叭花。
陪伴床领回来了，是我们自己出钱买的。比医院专用陪伴床宽些，能睡下两个侧着身子的人，是铁架和楠竹片组成的能折叠的那种。床被打开来，在病房窄窄的过道里紧贴雪白的墙连接成“一”字形。她认真地把两张床的床垫、床单与被子铺好。我说玉儿姐很漂亮，是团支书，与我哥在私下里很深地爱着。那晚本来该父亲去为毛主席守灵堂的，因为胸口痛，就叫我哥顶替。我哥临走时让我悄悄去告诉玉儿姐他去守灵堂了。玉儿姐在天黑后去了保管室。在主席遗像后面那张守灵的破旧木床上，他们大胆地拥抱了。正当我哥疯狂又笨拙地脱下玉儿姐的的确良衬衣时，父亲出现了。我家成分不好，父亲是被管治对象，我哥居然敢在伟大领袖的灵堂里勾引根红苗正的团支书，一旦被人捉住，蹲多少年牢房不说，保不准就要被杀头!父亲对我哥下了狠手，用棍子打断了我哥的一条腿后，又把他用绳子捆着吊在柿子树上。玉儿姐跪在我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父亲饶了我哥，说一切全是她的错，以后再也不和我哥在一起了。我哥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能下地出门的时候，玉儿姐已嫁到遥远的北方去了。
她坐在自己的床上，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对我说：“我们开始吧!”这是我们在临睡前必须要做的事，原来是在早晨起床后做的：但一个老人对我们说人都是早晨出门，晚上回来，要唤醒沉睡的病人，睡觉前最好。
我们坐在各自守护的病床前，轻轻握住亲人的手，开始亲亲地说话。哥哥感觉自己被一只柔若无骨的手牵引着，快要走进那道富丽堂皇的门时，突然就身在一座寺庙里了。和尚们都戴着枷锁，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飘着，四处游荡。哥哥脚下是一条石阶路，每级都有一个深深的脚印。路是悬空的，没有任何支撑，斜斜地往空中蜿蜒伸展，在轻纱一般的薄雾中时隐时现，根本就看不到尽头。哥哥重复着每一个脚印拾级而上。到了最后一级，路消失了，他发现自己坐在一棵巨大而笔直的相思树上，下面是一个很大的车站广场，带着行李的人在匆匆忙忙中转灯影般地晃动，广播里放着时断时续的哀乐。哥哥伸手可及的枝条上，悬挂着一个相思豆荚，成熟而饱满，里面包着三颗相思豆。一条红色的三只眼的蛇倒挂在枝条上，两边的眼里露出凶残的光，中间那只却十分的慈祥可亲。哥哥叫中间那只眼让开，那只眼却闭上了，流出了一滴血红色的泪。哥哥生气了，抓住蛇的细脖子用力一扯，扔了下去，正好丢在了树下一个拖着旅行包的女人的脖子上。女人抬头往树上看了一眼，哥哥觉得那女人很像母亲。像母亲的女人把蛇从脖子上扯下来，绳子似地打了几个死结，塞进旅行包里走了。哥哥摘下相思豆荚，剥开外壳，有两颗相思豆在倏忽间羽化成了一黑一白的两只蝴蝶，轻盈地飞走了。哥哥满心欢喜地把剩下的那颗相思豆装入贴身的口袋，然后开始下树。他下得十分容易，因为只要他下探的脚一悬空，巨大的树干上就会长出树枝来托住他。
与各自的亲人亲亲地说完话，我说：“我们睡吧!”她点了点头。每晚都是我叫她睡觉。在我们改成相对而睡之前，她十分惧怕关了灯上床，总会磨磨蹭蹭，至少要翻来覆去地把床铺整理十多遍。只脱下最外面的衣裤睡觉成了我们的习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突然醒过来的亲人的视线中。我们都无法安稳地睡觉，每天晚上不知会有多少次从噩梦中惊醒。我被噩梦惊醒时能尽量保持不动；她却不能，会猛地坐起来或发出短暂而急促的惊呼。我们相对而睡的第一晚，我从噩梦中惊醒时，听见她在轻轻地抽泣，我翻身卧在床上，把一只手从床头栏杆下的空隙伸过去，轻轻抚摸着她满是泪水的脸：她把一只手伸上来，放进我的手掌里。当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后，她不再抽泣了，安然地睡了。我也安然地睡着了，虽然其实我是最不习惯卧着睡觉的。第二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时，发现她又伸过手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她说：“你在梦里哭了。”我满脸是泪，说我哥哥把我独自一人丢在一条快沉没的小船上了。从此，每晚睡下后，我们都要握住对方的手。
现在，我们的手又握在了一起。她说今晚是三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挣扎着说不要相信那老人的话。她说她相信。我说其实我也相信。我们紧握着手，在不易察觉中颤抖着。那个说人都是在早晨出门晚上回来的老人还告诉我们：病人要是三个月醒不过来，如果不死的话，就得等上一年，然后是三年，再然后是十年。
哥哥刚从
相思树上下
来，广场上的
人突然都往车站的一个入口处奔跑。哥哥也跟着跑，一边跑一边挥着手喊：“我有票!”他手里真的捏着一张车票。没有人理他，人们把他拥到了最前面。他看见了一列长长的火车，怪怪地卧在一条单轨上，车厢上没有门，人们全都爬窗进去。哥哥也从车窗爬了进去，整节车厢就他一个人。他跪在座位上，把头伸出车窗，正看见那个像母亲的女人拉着行李从窗前经过。哥哥叫了一声“妈”，像母亲的女人抬头来看着他，却变成了我。他问：“小弟，你是来送我的吗?”我说我的行李丢了，里面有很值钱的货。他问：“你拉着的不是吗?”我说这是给他送来的行李。哥哥把双手伸出窗外，还没等他接住我递给他的行李，火车就开走了。
火车一直往前行驶着，没有要停下来让人上车的意思。哥哥看见铁路两边有很多等着要上车的人，他们在破烂的站台上懒洋洋地挥着手。车窗外的阳光很灿烂，哥哥在座位上觉得很舒服。他正要闭上眼睛去感受阳光的温暖时，看见茶几上有一张报纸，上面好像有这列火车翻车的报道。他拿起报纸还 没来得及看，一个女人便抢走了报纸，说：“你看不看我的乳房?”女人后面跟着一个看不清脸的老头，那人猛地推了女人一下，说：“滚到一边去!”女人倒了下去，是一个很肮脏的女人，敞开来的胸脯却很白，但只有一个乳房，另一边该长乳房的地方，长着五根没有骨头的手指。老头捉住那五根手指，把女人拖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哥哥掏出车票，想弄清楚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票上却没有字，是一幅画：白茫茫的雪原上，有一棵树冠巨大的榆树，后面是一个村落，依稀可见一道开着的房门。哥哥知道这就是自己要下车的地方了，赶忙去看窗外，担心会错过。先前还阳光灿烂的天地，立即成了一片雪国。一排排白杨树立在看去是那么柔软又棉絮般温暖的雪中，叶子火焰一般的红。很快，车票上的画面出现了，哥哥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喊着“停车”，司机转过头来看他。火车剧烈地颠簸了两下，哥哥从车窗飞了出去，“大”字形仰躺在柔软的雪地上，眼睁睁地看着整节车厢慢镜头似地翻下来压在身上。
我们都睁大着眼睛，怕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就会失去身体某个最重要的部分。她说：“我感到自己快要不存在了。不是生命，是生命之外的东西，正在绝望的坍塌边缘，突然轻得往上飘浮，突然又重得往下坠落，手中细如蛛丝的线已绷紧到了极限。”我们的双手拼命增加紧握的力量，以至于使关节发出了“嘎嘎”的响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到自己也已无法承受生命之外飘浮或坠落的重量了，担心呼吸之间的那口气，也会使紧紧拽着的细如蛛丝的线断裂，失去自己和整个世界。
哥哥看见很多人从车窗内蚂蚁一般爬出来，齐心协力地扶起火车，再蚂蚁一般地从车窗爬进车厢。火车开走了，拽着浓浓的褐色烟雾，银亮亮地翻山越岭。
哥哥被人遗忘了，孤独地躺在茫茫的雪原上，浑身冰凉，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他费力地翻过身，抬起头，视野里巨大树冠的榆树和树后开着的那扇门，距离很近似乎又很遥远。近得那么亲切，遥远得那么幸福，就像是他现实与梦境的温馨结合、心与灵魂共存的家园。哥哥向前爬去，身下的雪发出奇怪的响声，像手术台上医生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病人肌体时发出的那种声音。“呜呜”的风声从天际传来，随风的柏杨树叶子从空中飘落到哥哥前面的雪原上，一团团的，把雪浸染得如血般鲜红。哥哥感觉自己爬了整整一个冬季，但视野中的榆树和那扇门仍然离他很近又很遥远。回望身后，柔软的雪地上没有爬行过的痕迹，一串方向相反的脚印，向没有尽头的地方延伸。哥哥转回头，想要继续往前爬行，却不能动弹了；想使用双手时，双手不见了；想使用双脚时，双脚也不见了!他徒劳地扭动着冬瓜一般的身子，绝望地大喊了一声：“玉儿救我!”
那盏把银杏树影子投射在窗帘上的路灯，突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熄灭了。在适应更微弱的光线之前，完全的黑暗笼罩了整个病房。走廊尽头的病房中传出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呐喊，短促得刚好让听见的人心碎就消失了，接着是碎步跑动的脚步声。我们感到整个病房都在脚步声中颤栗。黑暗中，死神的味道越来越浓烈了。我们松开了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她下了床，来到我的床前。她赤着脚。我把身体侧向她，往里挪了挪，掀开被子。她上床钻进被子，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用尽全身的力气。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想把坠入无底深渊又抓不到救命稻草的那种恐惧，把已脆弱得轻轻一碰就会断裂的精神支柱，通过双臂转移到对方的身体里，让对方在属于自己的真实中窒息。
哥哥绝望的喊声在“呜呜”的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一个看不清面容的高大的北方汉子，从榆树后的那扇门里出来了。汉子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冷漠地望了哥哥一眼，一棍子将身边冲哥哥狂吠的狗打死后，拖着死狗的尾巴，围着榆树转了一圈，绕到村子后面不见了。玉儿出现在了榆树下，穿着绿色的防寒服，向哥哥挥动着一方红色的手绢。那方手绢是哥哥在县城为她买的。哥哥站了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和脚原来好好地存在着，他轻轻呼唤着玉儿的名字，踏着柔柔的雪向玉儿走去，突然喷了一大口血出来。他觉得自己昏迷了，向前扑去。面前的雪地上，背对着他蹲着一个女人，血正好吐在女人的背上。他扑在了女人的背上，女人将他背起来，吃力地向榆树和那扇开着的门走去。他闻到了一股很熟悉的女人气息。玉儿不见了，女人将他背进了屋，放在烧得热烘烘的炕上后，转身就走了。她出门的一瞬间，哥哥认出那女人原来是自己的老婆。
透过贴着剪纸的窗户，哥哥看见外面下雪了。雪纷纷扬扬的，鹅毛般大小，天地间茫茫的一片白。一股浓烈的药味弥漫了整个房间，是玉儿蹲在炕前为他煎药，药罐里装着满满的榆钱儿。玉儿还是穿着那件的确良衬衣，长长的秀发用红手绢束成马尾搭在背上，仍然是那么的漂亮。玉儿把煎好的药从药罐里倒进一个红花小碗中，放在哥哥的头边，拿出一根绣花针，刺破右手的中指。两滴鲜红的血滴进药水中后，她轻轻抚摸着哥哥的脸，伤心地哭了，两行眼泪也流进药水中。玉儿止住哭，喝了一口混合着血与泪的药，不吞，俯身下去，把嘴唇贴在哥哥的嘴唇上，一口一口地喂哥哥喝。哥哥觉得那味道很舒服，像老婆为他酿的酸酸甜甜的葡萄酒。药喂完了，玉儿坐在炕沿上，一边绣着花，一边为哥哥亲亲地唱着歌。是一种让哥哥全身心宁静又舒坦的调子，似乎有词又好像没词，是哥哥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亲切得像母亲在召唤迷途的孩子。
当要命的窒息让所有的意识变成一片空白时，我们松开了紧紧的拥抱。一口气吐出来后，我感到了自己有力的心跳。我说我刚才看见我母亲了，母亲没有被毒蛇咬死，满脸笑容地扯回来了为我和哥哥治病的草药，那年我才五岁。她本来是想要说什么的，听了我的话后，什么也没有说，左手揽过我的头，让我的脸贴在她丰满的双乳间，右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我无声地哭了。
第二天一大早，那只夜宿在松树上的伯劳一如往日地把我们从各自的床上叫醒。明明是一样的呜叫，我们却感到今日它的叫声格外婉转动听。我们各自的亲人与昨天一样，没有死去也没有醒来。
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她突然决定要把丈夫接回家了。办好手续，我帮她把收拾好的东西搬上救护车。她最后一次走进病房，跟在推着丈夫的护士身后快要出病房门时，想起什么似地转过身来，向我平伸出一条手臂，先是握着拳头，然后竖起大拇指。她笑了。
我也由衷地笑了，走到病床前，握住哥哥的手说：“我送你去北方看看玉儿姐吧!”
推荐访问: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