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长沙市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的青石板路，走向一处民国时期的公馆建筑——楠木厅6号，这座隐没于老城区的安宁小院落，为我们开启岁月的大门：1938年5月7日夜，公馆内一阵枪声，几人应声倒下，使公馆变得迷雾重重。这就是当时震惊中韩的“楠木厅枪击案”，遇刺者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
楠木厅这栋公馆原为朝鲜革命党本部和韩国光复战线三党合一会场及驻所。韩国光复战线原由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组成，三党主席分别为李青天、赵素昂和金九。三党合并为韩国国民党，金九任主席。金九（1876—1949），号白凡，韩国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和政治家，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韩国的独立和统一事业。他出生于韩国黄海道海州邑，是20世纪30年代韩国临时政府主席。为了寻求韩国救国救民的道路，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曾辗转中国东北各地，在华参加了反日武装斗争。1919年“三一”运动后，金九流亡中国上海，领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积极开展韩国独立运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韩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被尊为韩国的“国父”和“建国元勋”。金九一生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献身独立运动计56年，其中在中国从事反日复国运动达27年之久。金九先生所著的《白凡逸志》被视为韩国民族财富，已再版百次。
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大批韩国抗日战士流亡中国。1937年11月，金九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100多人从战火纷飞的上海、杭州、嘉兴、镇江、南京，一路辗转迁移到了当时尚属大后方的长沙，韩国临时政府被安排到西园北里原赵恒惕公馆，金九和家人被安排到楠木厅。近江而立的楠木厅6号，作为朝鲜革命党本部，敞开温暖的大门，迎接着这些为大韩民国独立而颠沛流离了18年的人们。在这群步履坚定、内心执著的人中，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长金九先生和他79岁高龄的母亲郭乐园女士、长子金仁及次子金信。
1921年，韩国临时政府的黄远熙、李恩氓、李基彰等人在与楠木厅相隔不远的长沙小吴门正街小学（船山学社旧址）成立了“长沙中韩互助社”，奠定了长沙人民与韩国人民的友谊基石。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当年还曾担任了这个互助社的通信部主任，是长沙中韩互助社主要的发起组织者之一。其实早在1919年3月1日韩国爱国者发动“三一起义”后，中国的革命者积极声援，毛泽东同志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也在声援之列。毛泽东等人在长沙中韩互助社开展的活动，一是在湖南《大公报》及省外报刊介绍宣传韩国独立运动。以1921年3月湖南《大公报》为例，4日刊有《韩国临时政府之新内阁》，7日刊有《韩侨举行独立运动纪念大会》，17日刊有《韩党最近之独立运动》，20日刊有《韩独立党大活动》，23日刊有《日本果许韩人参权耶？》，27日刊有《韩族会之大活动》等等。二是在文化书社宣传和销售朴殷植著《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一书。三是掩护或组织韩人在长沙等地宣传排日主义。
长沙中韩互助社的活动对于加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与团结反帝，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奠基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正如金九在4月致匡日休等信中说，另设长沙中韩互助社，说明“贵邦仁人君子，同仇敌忾，辅相提携，乃非他邦可比，鄙人敢不馨香咏诵”。
中国共产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最早表态，是一种批评的态度。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还批评韩国临时政府脱离下层群众。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支持。同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正面的口吻赞扬了“高丽党人”的壮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关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各种报道392条，高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225条。
1937年，长沙这个喜爱辣椒与泡菜的城市，用丰饶的物产和如火的热情再次驱散了韩国志士们流亡的艰苦，让他们仿佛回到了温馨的故乡。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照，亲自将金九一家安置在西园北里——前任省长赵恒惕的府第；长沙广播电台增设了韩国语广播，长沙邮局专门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立邮箱，方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传递信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也曾来长沙看望金九先生。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主管宣传的文化人士郭沫若先生来到长沙会晤了金九先生。
1938年1月28日，金九在长沙发表了长篇抗日讲话，他指出：“自从中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朝鲜人，皆到中国来参加反日战争的行列”，在华的朝鲜人“都已经直接参加到抗日部队，与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在一条战线上英勇战斗着”。金九表示：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有“抗战到底”这条辉煌的前途。
临时政府的人们，告别了过去简陋的集体生活，开始在楠木厅附近租房居住，孩子们也被湖南省政府安排到名校雅礼中学就读，大家开始享受惬意而安宁的家庭生活。金九先生每天都能吃到母亲做的饭菜，看着儿子一点点地成长，这是他流亡生活中难得的快乐时光。金九在他的《白凡逸志》中写到：“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熟稔，所以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之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使用金九的名字了。” “在来长沙的途中所讨论的三党合一运动，到了长沙进展更为迅速。”1938年3月1日，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沙拍了一张合影，以纪念“三一”节19周年，大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在长沙的这段宽松而自由的时光，成为韩国临时政府各党派沟通与聚合的宝贵时机。金九在楠木厅6号召集韩国在湘三党，沟通海外九个革命团体，共同在长沙广播电台、湖南《国民日报》、长沙《大公报》等十多个媒体发表《日本必败》的宣言，使韩国复国独立运动呈现波澜壮阔之势，成为继汉城“三一”运动后的又一次高潮。
然而，韩国志士们的复国独立运动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历程中，时刻伴随着意想不到的险恶算计。1938年5月6日深夜，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党代表在楠木厅6号二楼就三党合一的具体事项进行讨论。被敌对势力收买的朝鲜革命党成员李云汉忽然持枪闯入会场，向临时政府要员开枪袭击，金九、柳东悦、李青天和玄益哲中弹倒下，热血一滴滴落在楠木厅古旧的木楼板上，也渗进了长沙这块英才辈出的土地里。金九等四人被送往湘雅医院抢救，玄益哲不幸身亡葬于岳麓山脚下，长眠于湘江之畔。 当时的金九昏迷不醒，连医生都认为无法医治了。然而，昏迷几天后，金九醒过来了。“我怎么在这里？”金九发现自己在医院，吃惊地问众人。医生瞒着他说：“你喝酒太多，住院了。”大夫查病时，金九才发现自己胸前有伤，问大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夫答：“先生喝醉后，不小心伤的”。金九对医生的话将信将疑，但自己又记不清事情的原委。
金九受伤后，长沙警备司令部立即出动大批军警捉拿凶手，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前往医院看望金九，并要求医院全力抢救，费用由省政府负责。正在指挥“武汉会战”的中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也发电报询问伤情，并派代表送来三千银元表示慰问。为保证金九安全，湖南省政府还将其一家先后安置在岳麓山和麻园岭苏联领事馆居住。据韩国人李强勋著《我所知道的1938年长沙楠木厅事件》一书中回忆：“金九出院后，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安排他在岳麓山寺北侧的僻静居所疗养。岳麓山风景秀丽，远离都市，僻静安全，俯瞰湘江百舸争流，卧听麓山寺暮鼓晨钟，确实是个修身养伤的极佳之处。
谋杀没有阻挡住韩国人民独立的脚步。金九转危为安后，立即发布了他在4月20日写的《写给诸位同志的信》，发出了韩国人民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呐喊。三党合一道路不断呈现出了新的曙光。长沙，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转折点和福地。
1938年6月8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李始茔、曹成焕、宋秉照、赵日旭、车利锡六人在长沙发表了《关于白凡遇刺的实情报告》：目前中国长期抗战是越来越激烈，这导致日本人越来越没有耐心，这样一来，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中国。与此同时，大韩民国的胜利也在望，因此我们要更加奋发。报告通报了楠木厅枪击事件经过和伤亡情况，特别说明了在中国警备司令部出动的宪兵、警察署人员追捕下，凶手李云汉等6人逃亡不到6天即被捕。
金九受伤后，长子金仁立即从香港赶回长沙。金仁、金信两兄弟每日与父亲、奶奶相伴，一起行走在长沙的大街小巷、流连于麻园岭的林间小道，也在楠木厅6号和大家一起商议独立大事。他们年轻的身影、爽朗的笑声，给金九带来了希望，更让奶奶郭乐园女士得到了莫大的欣慰。1938年的这个春夏，是这个革命之家最后一段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演绎了一段动乱年代的家国大爱。次年4月，郭乐园女士，这个几十年坚定地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亦步亦趋地跟随在金九身边的革命母亲，因患喉癌在重庆去世；1945年，金九先生的长子金仁也因病英年早逝，年仅27岁。
1938年盛夏，中日“武汉会战”趋于白热化，韩国临时政府决定迁往广东。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下令专门拨出一节火车车厢供韩国人使用，并给广东省主席吴铁成写了一封介绍信。7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离开了楠木厅6号，沿着那条青石板路，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1940年9月金九先生以韩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从广州赴重庆时，他特意绕道长沙，坐在长沙开往贵阳的汽车上，他遥遥地面向战友玄益哲的坟墓，久久地行注目礼，并深情地再一次回望长沙城，那片温暖的街巷。楠木厅6号，从此和那片街巷一起定格在金九先生的心里，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金九与毛泽东、蒋介石等人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担任中韩文化协会理事。这次会议是由朱德、吴玉章等人倡议召开的一次大规模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会议，朱德在《解放日报》还发表文章赞扬韩国临时政府并呼吁其各派系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朝鲜独立同盟各分盟，都悬挂了毛泽东和金九的画像。这等于中共承认了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抗战结束时，临时政府要离开重庆，中国共产党本部的周恩来、董必武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金九、金若山等政府官员全部到场。1945年9月3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张治中公馆桂园还会见了以金九先生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毛泽东说：“白凡先生，你的名字我在井冈山时候就听说过，日本人很怕你、恨你的。” 金九答道：“我在周恩来先生那里也多次听说毛先生的名字，感谢支持我们的事业。”1945年后，金九曾任韩国总理，因力主南北和平统一而退出政坛。他的声望因远比其政敌李承晚高得多而受敌视。1949年6月26日在韩国汉城（今首尔）西大门京桥庄被陆军步兵少尉安斗熙暗杀，是年74岁。
楠木厅6号，见证了这段深厚的中韩友谊，记录下了人们内心的喜悦，更承载了韩国志士们热血沸腾的独立梦想。为促进中韩建交，金九之子金信先生30多次访华。两国于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交。2007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将此处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0月26日，韩国驻华大使柳佑益在湖南省外事办副主任邱爱华等的陪同下来此参观，在留言薄上用中文写下了：“大韩独立原址，韩中协力，半岛和平统一”的留言。2011年9月，韩国三大电视主流媒体之一的MBC电视台3名记者一行抵达楠木厅6号，专门拍摄了抗战时期金九先生在长沙开展韩国独立运动并遭到枪击、湘雅医院紧急抢救的历史专题纪录片。
谨以此文纪念中韩建交20周年。
（楠木厅6号公馆管理单位为天心阁管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