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消说，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美国情结。 或侨居美国，或家庭史上与美国存有渊源，或有亲友在大洋彼岸，或自己正欲奔赴那里，或做着与美国有关的事由，或什么边儿都不沾，就是对它情有独钟，格外关注，爱说它，爱梦它，爱咒骂它。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对这一国度显得过于重视。只举几个随手拈来司空见惯的例子。很多中国孩子除了五星红旗，最先认识的外国国旗通常是美国星条旗。在美国“独立日”旅行时见到美国儿童身着蓝白星、红白条组成的服装，在平常什么时候平常什么地方的中国儿童身上都不难发现同样的装束。用做防冻防裂的王浆甘油蜜，由北京一个郊区小厂出品，莫明其妙地在商标下画了蓝星和红条。衣领净、洗涤剂、营养液及衬衫的包装袋，甚至纯棉袜子等等都爱拿星条旗“说事儿”，星和条成了最走俏的也是使用最滥的设计――果真都跟美利坚有涉吗?
我敢说，中国的许多大中学生、知识分子对美国3000所大学中的名牌学府如数家珍，熟悉之极，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鲁、普林斯顿……而美国人中，除了少数高级学者，又有多少人能知道中国的北大、清华?
80年代初，中国的出国潮刚刚勃发，人们心鹜八极，似乎对出国的方向无所挑剔，只要是外国就行。后来指向渐渐明确，进而约定俗成，“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成为第一目标，能在那里留下来是一等身份，而后是欧洲、日本、澳洲，再排三六九等。究其因，在于美国的影响力亦在于美国是个可以移民进去可以生活的国度，本身就是个世界国家。只因为是到了美国，稍有点儿产业的女老板，在不大的律师楼就职的律师，都气壮如牛地回国写书出书，事无巨细地炫耀他们在国外的一切，连同未出国前的浪漫，自己风光，也给亲属带来荣耀。
出于崇拜效应，禁不住美利坚的巨大诱惑，多少人一听到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就亢奋不已，多少青年男女或不那么年轻的人心驰神往，寻死觅活也要去同一下美国，渴望着自己在外面也能有一番精彩的故事，仿佛非如此方不枉过人生。他们的父母亲也乐得子女变成能享福的外国人，不再把中国人历来最畏惧的流离转徙当一回事。于是，北京秀水街旁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幢文艺复兴式花园楼房成了所有外国使馆中利用率最高的。只有它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需照中国国情装上一排排自行车车架。
于是，成千上万的学子步容闳、詹天佑、胡适、钱学森们的后尘奔赴美国。这一代留学生数量空前，却鲜有前辈那种恪守留学报国壮志的人，好像有点令人失望。海外有人评论说他们逐渐庸俗化了，把留学变成了留下，追求变成了形式，流于只图发洋财、住洋房的平庸之辈。
我看，盖源于不少人心目中仅有一个美国情结，实现了美国梦，便一了百了，完事大吉。几位朋友曾不约而同地说:“去了美国就哪儿也不用去了，西欧像苏杭小景，哪儿有美国的大气?”其实，说话的人也未必真到过欧洲。那些执意留在美国的国人，大多数也没有到过另外的外国，甚至有的连北京都没去过，无比较可言，之所以选定非此地不可，从众心理使也――全世界都认它，我为什么不认?
二
客观地说，美国地广人少，环境优美，科技发达，生活稳定，给人以自由感受，是一个年轻、充满朝气、富于进取、有许多机会的国家，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并非富得不得了，依旧有恼人的贫穷。在“贫穷线”以下的穷人总数，全国有3000多万，占人口比率13%左右。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无家可归、一卷破行囊走天下的流浪汉，以及街头巷尾可怜求乞的乞丐，他们不啻这个“富裕天堂”的最具讽刺的一大点缀。它也脏。密西西比河部分地区的水是酱黄酱黄的。新泽西州有一处海滩天生丽质，可是无人打扫，脏得不可开交，比不上国内一些小县城的汽车站，亚特兰大市干线公路上有一交叉路口，我去时即发现车道中间扔着一只破皮鞋，3个月后我离开这座城市时，它还原封不动地趴在那里。它也乱，纽约的治安举世谈虎色变，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的父亲惨遭不测震动全美，连贵为一国之尊的美国总统也不能幸免，60年代、80年代两位总统被刺都不了了之。它也有腐败、黑暗，官僚主义。不然怎么过了30年了，美国人民还在念叨肯尼迪。
真正去过美国的中国人毕竟还是极少数，但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掌握的知识并不少，都是间接了解，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毋庸讳言，我们的一些宣传存在走偏、渲染得过分、甚至神化美国的倾向。使得尚奇好异的年轻学子全无思想准备，满脑子美好幻想去碰壁。有人说美国是天堂，是地狱，是战场；似都不贴切，均只表现了它多棱体的一个侧面。依我看，它就是一个国家，一个良莠混杂、喜忧参半，一个当代诸多方面最发达又矛盾重重的国家，一个通过移民能够生存的国家，一个很难公允地评说的国家。
至于美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绝无中国情结可言。汪洋大海般的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其关心程度远逊于周边的墨西哥、古巴。美国的报纸、电视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寥寥可数(而中国的电视新闻天天都有美国镜头)，且多是水灾、劫机等灾难性报道，解说词带有歪曲、讥讽的味道。近年个别有眼光的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开始频频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美国人对中国的基本知识跟中国人的美国知识简直不成比例。问到美国青年对中国知道些什么，他们一般只知是个遥远的国家，有众多人口，有万里长城，有核武器，不少人忙于做生意，再多就无言以对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量充盈于美国市场，而大多数美国购物者对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与巨大变化却一无所知。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中国人就是几十年前、上百年前漂洋过海卖苦力的老广、福建人的样子:瘦小枯干，目光呆滞，萎缩自卑，肮脏；粗鲁、贫穷；精于生意、不团结的形象。如此偏见，怎么能生出“情结”?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美国席慕思先生，他在长城上邂逅了一群渴求学英语的中国孩子，萌生了在美中之间进行文化教育交流的念头，此后不辞辛劳奔波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他说:“我坚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是否能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关系。”能有这番见地，这番行动，虽然稀少，难能可贵，它是世界之交两国有识之士都该身体力行的。
三
某些美国学生可能会对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公开地看不起，美国的出租汽车司机却会在中国大款的金表、金饰面前毫不掩饰一脸的艳羡，还会讨好地问上一句:“Are you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原来他们有“日本情结”，认为日本人富有。看来铸造一种情结也不是太难，只要你有钱。
所以一概说美国人没有中国情结也不尽然，他们也有，是在市场上，在金钱里，在当政者、工商界巨头、企业家那里。有舆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市场，最具有吸引力。美国人的务实是出了名的，自然不会对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视而不见。经济利益的驱使，叫惯于以世界霸主自诩、一向颐指气使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屈尊让步。最突出的实例是“最惠国待遇”一事。
近几年，每到春夏之交，中美之间、美国政府内外总要紧锣密鼓，就美国能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一事展开一场激战，1994年更是到了最终一揽子解决、成败在此一举的紧急关头。美国大多数参议员主张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脱钩，一劳永逸地解决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他们认为假如取消最惠国待遇，意味着美国商人会永远失去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使其他国家渔翁得利。更有美国近800家公司联名致信克林顿总统，据理力争。各大公司分别举例，如果打进中国市场，在本行业可以解决多少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可以有多么丰厚的经济利益，800个加起来就可观得令人可怕。晓以利害的同时，他们申明共同的信念，“即同中国进行贸易对美国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在各界强大的压力下，克林顿一改他竞选期间攻击布什姑息中国的立场，也不得不采取同一立场，硬着头皮宣布取消人权与贸易问题挂钩，无条件续延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承认把二者挂钩的政策已经到了尽头。消息传出，美国经济、贸易、科技界人士大加赞赏，实业家们普遍如释重负。毋宁说，它是“中国情结”的胜利，尽管是高压下产生的情结，毕竟也是情结。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刘欢怆然唱出的这句歌词似可做中国人的美国情结和美国人的中国情结之大不平衡的一种表征。
这两年，有的人觉察到出国也未必就那么美妙，“出国热”有所降温，呈现一种浓后之淡，似乎平衡了少许，然而，美利坚的诱惑还看不到尽头，禁不住那诱惑的也看不到尽头。其实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形象“推销”出去，若干年后，未准外国人也得有中国情结。
走笔至此，无意中看到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他去世前几日才完成的一部新著《超越和平》中提醒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说，对中国人大谈人权问题之举“失之轻率”，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让这类讨论显得无足轻重。他指出:“10年之内，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无关紧要；20年之内变得可笑；此外，届时中国可能威胁美国说，如果不改善底特律、哈林区、洛杉矶中南部的生活水准，可就要取消它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在他辞世1个月后，克林顿就宣布了人权与贸易脱钩的“新策略”。尼克松先生不愧是美国战后历届总统中最擅长外交事务的，他具有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他对中美关系所做的精辟论述，闪烁着先知的光芒。
(邵逸飞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