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用公司多厉害_我的美国同事们

　　窦侃力 　　 　　窦侃力从中国回来，喜滋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将他的名片双手呈递给我，直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西安，再到桂林，这张名片对我太有用了。我才印了五百张，差一点不够用。”
　　我接过他的中英文名片，只见中文一面写的是：“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窦侃力”。这是我给他起的中文名。他去中国的前三天，突然想起来要印一些名片，打电话找我帮忙。我想他要去复旦、北大等校讲黑格尔，便依他姓名的发音为他取名“侃力”，既谐音，又颇贴合他性格及其学术之旅的旨趣。他告诉我，在中国，人们看到他的名片，都喜欢他的中国名，立即亲近起来，接着就有许多话题，顺顺畅畅地往下谈。他真开心。他计划明年再去中国。
　　我相信他非常开心。恐怕只有在中国，他有关黑格尔的演讲，一次才有几百名听众。
　　“我请客！”窦侃力说，“星期六晚上七点，你和太太一起来，咱们好好聊聊。”
　　听说是窦侃力请客，我妻子卡琳便头痛。有一次我们七点到他家，坐下来聊天、喝酒，吃花生米、杏仁，结果到十一点半大家都饿得头晕眼花了才上桌吃饭。吃完饭回家已是凌晨两点半了。
　　记得那晚的主菜是意大利式炖牛肚，要用文火炖四个多小时。我那次是第一次到窦侃力家做客，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客人进门之后才开始烧这道工夫菜，让大家空着肚子坐等四个多小时。同来的哲学系的弗兰克到九点半就顶不住了，跑到厨房向窦侃力太太讨了一片面包充饥：“不好意思，珍妮，我的胃实在受不了啦。”上桌后他听说主菜是牛肚，立刻脸色发白，胡乱吃了些沙拉、面包了事。而我却觉得那晚上的牛肚是我吃过的最有味道的牛肚，确实烧得好，配料、火候都恰到好处。窦侃力得意洋洋地听我的评鉴，举着酒杯说：“十三种香料，四个半小时。”
　　次日我向弗兰克请教，窦侃力以自己的拿手佳肴待客，为什么先要悔慢他们，让他们饿着肚子空等数小时？你和他是十五年的同事，难道他不知道你不吃牛肚？弗兰克说，这恰恰是典型的窦侃力风格：他为人处事，只照自己的想法、方式行事，全然不顾别人的反应。为此，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此后我默默观察，在同事聚谈中，在会议上，慢慢就看出窦侃力与其他人之间的微妙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是由于窦侃力引起的，因为他对其他人的感觉、反应有一种近乎绝缘的不敏感。一般交往中，他也还正常。只是在工作上，在办事的过程中，他行事和说话的方式太自以为是，太单刀直入；他咄咄逼人，从不会以委婉的方式表达别人也许难以接受的意见，也从不理会其他人含蓄的暗示。凡事有他参与，便平添一股张力，有人甚至有了压抑感。他不顾人之常情，他敢犯众怒。当他要做一件事，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那种一意孤行的决绝，真令人叹为观止。而且他是越有人反对越意志坚强，越精力充沛，一定要坚持到底。做他的反对者，是很累人的。
　　四年前，我初当历史系主任，与窦侃力一起参加了无数次校务会议及全校教工大会。当时纽约州政府威胁要大幅度削减纽约州立大学的经费，消息传来，校园内人心惶惶，议论蜂起，商讨自保之道。由于州政府拟出新的办法，要按各校的注册学生数来分配经费，一些行政官员便察看数字，将只有少数学生修课的课系削减。于是体育系被整个取消了，数、理、化各系都被大幅削减，整得七零八落。有人提出，我们要改变办学方向，多开计算机、会计，甚至裁缝课，以适应新潮流，不然的话，经费被减，不久之后便关门大吉了。
　　窦侃力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我们是一所公立的文理学院，要有全面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这些基础课程不能削砍，砍了我们便不成其为高等学府。什么会计、裁缝、烹饪课，是职业学校开的，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因为有短暂的困难就把自己文理学院的身份改变了。
　　校务会的程序是，大家到齐之后，由主管校务的副校长宣布议程，接着让与会者中有话要说者“动议”，提出议题进行讨论。“动议”提出后，还得有人“附议”，此议题才能进入讨论。想当年我们开那些校务会议，我不知多少次被窦侃力拉着“附议”他的“动议”，让他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通才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有人讨厌他每会必谈保持我们公立文理学院素质的重要性，他一“动议”，便对他翻白眼，我跟着“附议”，也对我翻白眼。“请别忘了，我们不是裁缝、也不是厨师，”窦侃力常常一边逼视众人，一边侃侃而谈：“我们是教授。”我觉得这话不错，同时不想让其他人先动议转换议题，所以我每次照样附议窦侃力的动议，装着没看见那些白眼。有一次散会后，我听到先下楼梯的社会学系主任故意大声说：“下星期窦侃力要是再谈文理学院的性质，我就宰了他！”
　　后来，州政府没有大幅度削减我们的经费。原来谣传削减百分之十，最后是实减百分之四，全校上下都松了口气。没有一名教授被解雇，文理科基础课程也都保住了。又过了两年，我校顺利通过“大学资格重新认定”各项鉴定后（按：美国大学每五至七年必须接受一次这样的鉴定，如师资、课程设置达不到标准，会被责在指定时间内改进，否则便被取消资格），文理学院院长想起窦侃力当年在校务会上的表现，对我说：“窦侃力总是抢先动议，霸道了一年。不过现在回头去看，还是他对。”
　　但是从没有人当面对窦侃力说，是他对了。他得罪过的人太多了。他事办好了，话说对了，却把人得罪了；而他办错事，说错话的时候，就更得罪人了。记得那次他想整麦克，激起了公愤，场面真是惊心动魄。
　　麦克是窦侃力的老情敌。窦侃力初来此校时，刚离婚不久，见到教欧洲文学的娅妮塔，惊为天人，便立即开始追求她。娅妮塔是俄国移民之女，娇艳动人，不够二十岁便嫁给一巨富之子，婚后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两年后丈夫忽然离家出走，不久便离了婚。娅妮塔发愤图强，进入研究院专攻欧洲中世纪文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便到本校教书。窦侃力当年追求娅妮塔的故事，我是在酒宴上从一些半醉的同事那里听来的，就算是大体属实，添油加醋是免不了的。据说，两人当初约会时，情形还不错。只是有一次在娅妮塔家聚会，窦侃力喝醉了，居然在楼上的主卧室和一位女客人胡天胡地起来，正好给娅妮塔撞见，好事就此告吹。
　　不久，麦克应聘到哲学系任教。他从第一眼见到娅妮塔起，便掉了魂。虽然他比娅妮塔小十来岁，但誓言她是他心中最完美的女人，追不到手绝不罢休。经过数年艰苦卓越的追求，麦克终于赢得了娅妮塔的芳心，两人同居，关系稳定下来。
　　两人关系稳定之时，也到了麦克申请终身职之日。终身职虽是鸡肋，但拿到手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如果同系同事中有人反对，那就凶险得很。按程序，要先成立一个五人组成的审察委员会，依教学、研究、服务各项标准进行审察。那次我们开会，推举审察麦克的委员会成员，由于大家知道窦侃力是麦克的情敌，都纷纷推举了别人。窦侃力举手，推举他自己。“我觉得我必须进入这个委员会。”他说。
　　有两位同事反对，很委婉地建议，窦侃力已经是其他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了，不必再增加他的工作负担了。于是会议主席宣布，麦克终身职资格审察委员会成立，成员中没有窦侃力。窦侃力再次举手，说：“我觉得我必须进入这个委员会。”
　　娅妮塔跳起来，两手拍着桌面，声音颤抖地大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顽固？”
　　窦侃力也很大声地回答：“我是哲学系主任，本系教授的终身职资格审察，我理应参加。”
　　娅妮塔拍桌大喊：“可是没有人推举你！” 其他几个女同事也纷纷高声出言，为娅妮塔助阵。只听一室轰然，全是指责窦侃力之声。那是我参加过的唯一的火药味如此之浓的会议。
　　窦侃力依然不服气，依然要参加麦克的审察委员会。会议主席无奈只得说：“赞成窦侃力参加该委员会的举手！”只见满室悄然，唯有窦侃力一只右手举在空中。我凝视那只孤零零的手，觉得它仿佛是横冲直撞的公牛头上的一只角。后来麦克获得终身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大家对他被窦侃力压制而同情他的结果。
　　窦侃力那次四面楚歌的窘态，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就明白了大多数同事和他只是公事往来，没有社交。但我仍然和窦侃力交往，相互请客，饮酒聊天。大多数人嫌其孤傲莽直，我却欣赏他的透明爽快。我注意到，在我们私下交往的无数次交谈中，他从来不谈论在学校的争论，也从不谈论其他人的私事。我极看重他的这份襟怀，也很欣赏他对我的尊重。
　　我和窦侃力的饮酒聊天，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慢慢就感觉到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那是一种现代西方学人中不多见的对异质文化的真诚兴趣。中国是他的学术视野中唯一值得重视的不同质文化。有时候，一杯在手，聊着聊着，他会突然站起来走到书房取来一本书，翻到某一页，引经据典起来。一开始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架势，仿佛是在口试我似的。逐渐彼此熟悉了，我便慢慢释然，倒怪自己为什么当初要用“儒雅”的标准去套他。
　　窦侃力毕生研究黑格尔，他很想知道，对那些黑格尔式的问题和结论，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人是怎么想，怎么谈论的。他看过很多费正清的书，对法国社会史学派的著作也很熟悉。他也爱看杂书。有一次，聊起中国的民间宗教和祖先崇拜，窦侃力便去取来 Ｆｕｓｔｅｌ ｄｅ Ｃｏｕｌａｎｇｅｓ 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借给我读，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另一次，在我家谈起西方对中国偏见之沉重，我开玩笑地说，那全是黑格尔的错，窦侃力欲待要辩，我便取出钱钟书的《管锥编》，向他介绍钱氏对黑格尔说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批驳。
　　我们也谈政治。共和党右派在国会得势那一年，拿弱小无助的族群开刀，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我在报纸上读到许多悲惨故事，心中难受，便问窦侃力为什么强者如此没有恻隐之心。他仿佛觉得我的问题很怪，做了一个很怪的表情，说：“利益。政党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恻隐之心不是。”我说：“这我当然知道。但你读这些故事，不觉得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竟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待数量极少的无助之人，不是有点太小气刻薄了吗？”窦侃力道：“是有点小气刻薄。”他对我挤挤眼，说：“你知道，这是一个强者的国家。”我说：“我当然知道，但我依然愿意做个有恻隐之心的强者。”
　　有一个题目窦侃力谈得很起劲，我却不是很感兴趣。那题目是关于投资股票市场。据他说，他每年以二十万元投资于股票市场，每年所挣的钱超过他的教授工资。他每天一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计算机查股市行情。他最常读的杂志是伦敦出版的《经济学人》。有时他会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上星期便挣了六千。” 股市一跌，我便故意问他股票的事，他大手一挥，说：“是往下掉了，但一定会再涨起来的。”９０年代初以来，股市一路攀升，窦侃力也越玩越起劲。有两次他极认真地找我谈要投资于亚洲新兴市场，问我的想法。我哪里懂得什么新兴市场的股市走向，只是随口说一声，亚洲诸国的金融体制尚不健全成熟，你不要太乐观冒险。没想到还真给我说中了，１９９７年后亚洲股市一落千丈，窦侃力丢了很多钱，却对我刮目相看，以为我很有投资头脑，根本不相信我没有投资股票市场。我笑笑，懒得跟他辩。这也是他待人处事不敏感的地方。我赤手空拳来美国读书，找到这份教授工作才几年，从来没有发过横财，也没有可能继承任何遗产，何来本钱投资？而且就算是我有本钱，我的投资方式也一定和窦侃力不一样──我绝不愿意每天一早起来先去看股市行情。
　　窦侃力会唱歌。他念大学时修过声乐，受过正规的美声训练。有一次他在客厅里唱起德国歌剧，声震屋瓦，的确是一副好嗓子。他５０年代末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了校园里的“俄国民歌合唱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合唱队每年聚会一次，大唱俄国民歌。聚会地点在全美各地，有几次在欧洲。所有活动都是自愿、自费。
　　两年前，窦侃力安排他的合唱团在我校聚会。几十名成员，清一色的男性，在舞台上分四排站立，一首又一首，唱起了俄国民歌，俄语发音，没有乐器伴奏。我看着这群完全是由业余爱好联系在一起的老少爷们──年龄从二十几岁到七十几岁──听着他们雄浑迈扬的歌声，心中莫名地感动，眼中竟润润地起来。后来，窦侃力告诉我，１９６２年他们访问莫斯科，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停下列队高唱俄国民歌，引来大批兴奋的俄国民众，越聚越多，最后，这成千上万的围观俄国民众激动起来，加入他们一起放声高歌，昂扬的歌声在莫斯科闹市区激荡回旋，直上云霄。我想像，１９６２年，那正是冷战高潮年间，窦侃力竟有那样的经历，心中再次感动。
　　那次窦侃力带他的俄国民歌合唱团来我校聚会演唱，听众席上坐的全是合唱团的家人朋友。我环目四顾，本校教授只有我和弗兰克两人。
　　次日我问弗兰克，为什么其他人不来观看窦侃力和他的合唱团的表演。弗兰克大笑，说这又是窦侃力为人不敏感的结果。他说，二十年前窦侃力曾任本校教授组织主席。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宣布要在校园内活跃人文气息。他的具体提议是，主席在每次开会前，应展示自己的独特才华，或即兴赋诗，或引吭高歌。于是他身为表率，每次开会前便吼几段歌剧。起初大家觉得甚为有趣，后来便感荒谬。数星期后，便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如窦侃力所倡导的成为规矩，下一年的主席恐怕要先去学魔术或是马戏才敢竞选了。跟着大家一致举手，便把窦侃力的规矩破了。我听了这个故事，也不禁大笑不已。窦侃力绝对有才华，但他也绝对没有分寸感。
　　窦侃力不开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开车，但过了四十五岁生日以后，突然决定不开车了，说不清为什么。他住在城里，离学校还有二十多公里。结果他每天上下班都要找同事帮忙，搭顺风车。如果某天找不到顺风车，他就会搭火车转乘汽车上下班。去年他过了六十岁生日后，觉得已经厌倦了这种日子，便决定搬离城市，住到离学校近一些的地方。
　　很快，窦侃力便在我住的小镇上买了一栋房子，离我住所约有五条街。住定以后，他来找我商量，我们现在是邻居了，是不是可以都把课程排在同一天，这样我可以开车和他一起去学校，下班后一起回家。我一口就把他回绝了。我说，对不起得很，请你自行安排你的交通工具。我不为你开车。我尤其不愿意把这事固定下来。我自己开车上、下班，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我不愿意失去这份自由。
　　窦侃力一楞，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他。他不高兴了几天。但两个星期后，又请我和太太去他家吃法国饭。
　　和卡琳到林间散步，我说：“窦侃力以他的方式接受了我们做朋友，我却以他的方式拒绝了他搭顺风车的请求。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美国式了？是不是太不够人情味了？”卡琳说：“嗨，就冲你这么一问，你那美国式也还是夹生的。”我听了一楞，再想想，她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大胖子
　　
　　在纽约市大中央火车站的下层候车室，大胖子兴致勃勃地坐在那敦敦实实的实心椅上，使劲左右摇晃几下，站起来，又坐下去，右手一拍扶手：“好极了！这种椅子，正是为我辈胖子所设！”然后仰天大笑，笑声朗朗弥漫了整个候车大厅。
　　大胖子是我校文理学院院长，正带领我们一行七人，到纽约市内的希尔顿旅馆去面试申请我校工作的年轻教授。原来有人建议，让这些申请者坐火车到我校来面试，大胖子大手一挥，说，“到市里去，在希尔顿旅馆租个大套间，初次面试也体体面面地试他一场！”白天工作完了，晚上他把众同事拉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一顿。席间他连喝七八杯红酒，吃完一大块牛排，还频频向女侍夸张地做意大利赞叹手势：左手五指并拢，嘬嘴作亲吻状，然后手向前一伸，五指张开，嘴中啧啧有声。女侍娇笑连连，端茶送水更为殷勤，我们这一桌的气氛越来越欢乐。
　　大胖子是个快乐的人，跟他在一起很难不受他那快乐性格的感染。他不仅从来不忌讳谈他的肥胖，而且时时挂在嘴边自嘲，仿佛肥胖实在不过是一轻松愉快的话题。你若看他，他真是胖，胖得不得了：满脸肉嘟嘟的，眼睛挤成一条缝；肚子往前突出，仿佛一个球。有时候他爱双手交叉又搁在肚子上，其状如抱住了一个大球。虽有五英尺八英寸的身高，由于腰围太广，脖子太短，倒显得矮矬。可是，只要他开口自嘲起来，人们便会觉得这胖子真有趣。“不要说我是甚么‘过重’（ｏ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甚么‘大号’（ｈｅａｖｙ ｓｅｔ），弄那套‘政治上正确’的花言巧语干甚么！”他说，“直说得了：我就是胖子、肥人！”
　　他和太太来我们家做客，一进门就对卡琳说：“卡琳啊，一路上我都在和我太太商量，今晚到你家吃饭，我是不是要站着吃。我当然喜欢坐着吃，可是我怕坐坏了你家的椅子啊！我在家已经坐坏了好几把椅子了！”逗得卡琳开怀大笑。
　　早来的客人揶揄他：“你今晚是不是要减肥啦？”他不紧不慢地答道：“今晚我要帮你们的忙，明天我再自己减。”
　　大胖子的食量和酒量都很惊人。据说，某星期五中午，他和几位同事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午餐，喝了几瓶酒，已是下午三时，其他同事纷纷散去，只剩下他和另一位有一半意大利血统的同事约瑟夫，兴致依然不减，继续叫酒叫菜吃喝下去，直到下午六时半才离开，赶到另一位同事处晚饭，又继续喝下好几瓶酒。约瑟夫说：我平生无所建树，唯有陪大胖子吃的这一顿世界上最长的午餐是值得一提的豪举。
　　大胖子和约瑟夫都偏爱意大利菜，常常在一起交换美食心得。前几年，手机刚上市不久，大胖子便买了一部配在身边。某年暑假的一天，约瑟夫正端坐家中用功读书，突然电话铃响，接起来一听，原来是大胖子从意大利弗罗伦斯的一家菜馆用手机打来的：“我正坐在你上次提到的那家餐馆里，但我忘了你说那道菜的菜名，请再告诉我一遍！”
　　大胖子能吃能喝，会吃会喝，但他骨子里其实是个传统的美国南方绅士，并不是专讲豪饮狂咽的大胃客。每次来我家吃饭，从第一道菜上桌开始，他便会用略带得克萨斯口音的男中音一一品评赞赏。有时他的评赏不过是敷衍，但敷衍得恰到好处，不露痕迹。而如果他真心佩服，他便会从刀工、配料、火候评到色、香、味，大家在微醺之时，听他娓娓道来，心中只是欢愉。
　　卡琳下厨，每喜创新。有一次根据在餐馆吃过的经验，摸索着做了一道“印度尼西亚鸡”，用了薄荷等数种香料烹制。口味保守的客人吃来觉得很怪，支吾着说：“有趣、有趣，极有趣，”又咕噜说：“有点儿牙膏味。”卡琳颇觉扫兴。第二次做给大胖子等人吃，大胖子一尝之下，当即赞不绝口，所有最高级形容词一齐出口，还拿出纸笔，央求卡琳将烹制方法一一告他。详细做完笔记之后，他又长叹一声，说：“我怎么会做得出这道菜呢？得了，卡琳呀，下次馋了还是得给你打电话。”直把卡琳奉承得眉开眼笑，周身舒坦。
　　大胖子有绅士之风，讲究礼尚往来，我们请了他，他也就回请我们。他的厨艺其实不差。烤牛排自然是他的看家本领，而他的烟熏鲑鱼尤其味道鲜美。从为家宴而准备的食物的品种和量来说，大胖子比较像我们中国人，总是怕不够，宁可多准备，不像那些有清教徒遗风的中产阶级家庭，请客吃饭计算精确，每个人就那么一份。
　　大胖子喜欢花钱，出手大方。我听说，十几年前他的大女儿结婚，他包了一节火车车厢，请来亲朋好友数十人，从纽约出发，一路欢庆，直抵他的老家──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大胖子这趟嫁女豪举，估算起来要花去几万美金。
　　朋友同事一起上酒吧，常常是大胖子慷慨地给大家买酒、买点心助兴。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通常大家都各自付费，一分一角地算得清清楚楚。大胖子不在乎，大大咧咧地叫酒保添酒，随手就把酒钱付了，小费也给得特别大方。一群人中，并不是他最有钱，但总是他最慷慨。我看了几次把他看清楚之后，心里着实喜欢他，仿佛他是我离散多年的儿时朋友。我小时候挨过极为贫困的日子，那贫困刻骨铭心，但在贫困中患难朋友不分你我的慷慨相助，也刻骨铭心。居美多年，华人朋友中虽还有一二人有此遗风，但白人朋友中，就只识得大胖子一人稍有此气派。因了这层原故，与大胖子论交，我心中便多泛着一层喜悦。周末晚上请大胖子来吃饭，看他便是一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大胖子花钱似流水，入不敷出，借债度日便是他生活的常态。他离过一次婚。第二次结婚已经四十多岁了，第二任太太又生了两个男孩。按说他八万多的年薪，养四口之家绰绰有余。可是他太爱花钱，钱总不够用，便用信用卡赊账，先花了再说。日积月累，连本带利，他便欠了信用卡公司数万元的债。幸亏现在信用卡公司越来越多，彼此竞争激烈，常常会提供一些优惠条件，让顾客转用他们发行的信用卡。大胖子告诉我，他每隔数月便转用一种信用卡，为的是少交一些利息。“教授的工资太低，太低！根本不够用！”他经常这样抱怨。
　　大胖子债台高筑而依然出手阔绰，欠债太多到了不胜负荷的时候──就是说，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的警告、威胁信接踵而至的时候，他就会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是想都不会去想的。他会在暑假中教课，有时会教三门之多，这样便可以多赚一万来元钱。暑期班和秋季开学之间，他还插空组团到意大利去旅行，参加他的旅行团的都是些富有的老年人，大家都喜欢他，每次都给他可观的小费。另外，他到处去演讲：校内、校外；中学、大学；成年人学校、退休中心，甚么地方请他，他便去讲；不请他，他也会打电话去毛遂自荐。许多这些地方的公关人员都是他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他需要钱花，一般都帮他的忙。一次演讲他可得数百元，不无小补。
　　大胖子有演讲天才。他生性诙谐，又善于自嘲和讲笑话，他的演讲总是让听众笑声四起。有一年他因太忙，没时间准备新的演讲题，拿着一份讲稿到不同的地方去讲，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那篇讲稿的题目是《论闲暇之重要》。我那时刚来此校，对大胖子很好奇，去听过他论闲暇之两次同样的演讲。他劈头便描绘当代美国社会的忙碌，一口气用六节话分述各种忙碌，每节结束，便放慢语气，强调重复一句：“大家忙极了，忙得都没有时间了。”然后引经据典，从梭罗引起，阐述先贤是怎样重视闲暇的。我坐在那里， 看大胖子舌灿莲花地大谈闲暇，心中觉得十分有趣：他提醒人们不要过于忙碌，自己却每天都马不停蹄地奔忙。大忙人忙着给他人讲闲暇之重要，听起来很讽刺，但往深一层想，他究竟是一个有反省能力、有品位的人。
　　有一次，历史系教授布拉克因金钱上的困难在家里闹情绪，打电话给我，说不能来教课了。我措手不及，一时找不到人代课，只好把他那天的两门课取消了。然后我去向大胖子汇报。大胖子听了，一脸鄙夷地说：“这家伙又来这套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管了，我来给他打电话，他明天就得给我回来上班。他妈的，哭什么穷，没钱就想办法去赚吗！”他斟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然后就告诉我他穷困时想办法赚钱的故事。他说：“我很多年都是个穷兮兮的副教授，试过各种办法赚钱。有一次我被信用卡公司逼急了──他们竟然雇了讨债公司的人打上门来──便去做老报童。我和《纽约时报》签合同，给他们送一年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从送报卡车上卸下报纸，挨家挨户去送。送完报纸，回家洗个澡，八点半到学校教书。由于我的服务好，到了年底，家家给我一份丰厚的小费，我就把债还得差不多了。”当时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是大为震撼，从此深深佩服他是个有担当的男子汉，也逐渐明白，他身上那股子豪气，竟是来自美国边疆文化的老底子。怪不得大胖子时时以得克萨斯人自居自豪。
　　当院长要做不少得罪人的决定。大胖子敢做这样的决定，算是个有决断、有担当的领导人物。别人当面攻击他，背后议论他，他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那年，我校受到州政府威胁，要削减我们百分之十的经费，校长便令大胖子作相应的计划。大胖子苦思数日，写出一计划。得知该计划详情后，群情哗然，有人竟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不知好歹的猪猡。原来在大胖子的计划中，只有一位教授被解雇，而这名教授竟是当年力主雇聘大胖子的赫思克！
　　大胖子当年来应聘，是否应该雇他，教授中争论很激烈。最后全靠当时担任教授组织主席的赫思克倾全力支持，他才获聘。现在，他倒要打破当初帮助他得到饭碗的人的饭碗，难怪众人议论纷纷。据说大胖子是拖到最后一分钟，灌下无数杯酒之后，才给赫思克打电话，告诉他有可能被解雇。赫思克立即怒火万丈痛斥他忘恩负义。大胖子端着听筒，硬着头皮挨了一顿臭骂。
　　有人便说，大胖子连对他有恩的赫思克都敢解雇，何况我们？大家要赶快组织起来反对他。一时群情汹涌，就要掀起一场将大胖子赶下台的运动。接着就有老成持重者出来，慢慢解释，这其实恰是大胖子办事出于公心的最佳例子。
　　原来赫思克是一位著名的非洲史权威的儿子，也治非洲史。他是家中独子，从小便以乃父为楷模。他年过五十，觉得自己的学术成就赶不上他父亲的十分之一，不免焦急起来，想赶紧多出书。于是近年来他三天两头往非洲跑，组织学术会议，做专题研究。只是这样一来便不免忽视了教书，学生看他经常在国外，就不愿意修他的课，也不愿意请他做指导教授。结果他的班上学生越来越少，他的工作量已经许多年达不到州立大学规定的标准了。对此历史系同仁早已不满，但因赫思克是资历最老的教授之一，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日子就这么得过且过地过下来。这一次面临财务危机，大胖子就趁机代表学校把工作表现、对学校的贡献定为去留的标准，将赫思克当作第一个裁减的目标。
　　大胖子选裁赫思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赫思克的工资是资历浅的年轻教授的两倍。裁一工作量小而工资高的赫思克，等于保住两个年富力强的年轻教授，从学校的整体利益出发，是合理公平的。另外，由于赫思克已有五十七岁，大胖子打算如果真的将他裁减时，学校将和州政府讨价还价，帮他争一个“提早退休”的待遇，使他个人在经济上不至于陷入困境。
　　最后，选裁赫思克，亦表现了大胖子作为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决断和精明。既要裁人，不管裁谁，宣布之后学校当局应可执行决策。但裁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谁都会设法保护自己的饭碗。教授工会首先就会出头保护自己的成员。偏偏赫思克人缘极差，工会的人得知他在名单上，不仅不出面抗议，反而有点幸灾乐祸。赫思克也可雇律师和学校打官司，但是这一层大胖子也早想到了。他在计划中提议的不是裁减赫思克这个人，而是“非洲史”这个“项目”。按州立大学的规定，已获得终身职位的教授不可以随便解雇，但“项目”可裁。所以，从最后实施角度想，大胖子的决定“可行”。赫思克那么聪明的人，何尝想不到这一点，对我大骂大胖子阴险毒辣，是天下第一不义之坏蛋。
　　后来，财务危机过了，赫思克没有被解雇。他对大胖子依然怨恨，不过他班上的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
　　六年过去了。今年赫思克将正式退休。历史系同仁准备按例为他办一个退休庆祝会。大胖子已经从文理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下，回到历史系教书。他的烦恼是要不要出席赫思克的退休庆祝会，出席的话说些什么。他找我商量好几回了。
　　看着从来快乐的大胖子为这件事烦恼不已，我觉得他很可爱，可爱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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