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一点。每天上午七时左右，一个上半身异常结实的少女会从楼梯口经过。父亲抱着她下楼，做母亲的则跟在后面抬轮椅。少女名叫谭一婷，她的母亲和我家人很要好，我总能听到“她会好起来的，她今天又抓破我的脸”之类的话。面对这些，我的家人习惯扮演听众的角色，如果话题实在进行不下去，谭一婷的母亲便把目光朝向我。她会对我家人说：“圭远又长高了，比我家婷婷要好得多呢。”家人往往微笑不语，因为潜台词将是：“你们家的孩子不过有块胎记，他的承受力要强得多。”
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伤人的?人群不过划分为两类：健康的，有残缺的。或贫或富之类的话不是重点。跟她女儿不同的是，脸上那块胎记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它的领域；很多时候，它就像活着一样，来回舔着脸颊，把所有的难堪事无巨细地昭告天下；“你是不是被阎王爷打过一巴掌”，“你妈也亲你脸上的雪糕吧”……我学会逆来顺受，保持缄默，楼下梧桐树旁的聚会也及时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那些半老的妇人们围在一起打毛线，穿针引线的同时，筒子楼的“精英”也被一一筛选出来：瞎了一只眼睛的糖人王，穿着露体衣服就往外窜的杨秀珍，谭一婷自然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
岁月是漫长的，故事很容易交叠在一起混淆视听，我不得不放慢步伐，将之一一厘清。当谭一婷还是个健康孩子的时候，也会跟我一样去楼下看那些兜售小玩意的人。他们中有挎着军用书包吹“噗咚”的，有摇着转轮放活动影像机的；卖洋画、弹子和不干胶的人随处可见，有些人经常来，有些人打个照面就难觅影踪。在这群小商贩中，焦点始终聚集在糖人王身上，刷了清漆的大木箱，白玉石板两侧竖起的半透明糖人，会让我暂且忘却红云已经烧到脖弯上。把两分或五分的硬币交到他手，指头一拨，便能换到一件小玩意，公鸡、宝刀或寿桃。谭一婷显然比我要幸运得多，她拿到一条首尾都会动的蟠龙。蟠龙足有六尺长短，关节部位安设弹簧，风一吹，龙便游走四方，嘴里的小铜铃还发出琅琅的声音。我眼馋地望着她，思忖什么时候占为己有。比我大好几岁的谭一婷双腿修长，理短的头发蓬松松的，她始终高昂着头，不偏不倚。她的父母和我家人都是返城知青，“三好学生”兼运动委员的她一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羡慕她嫉妒她，却从来没能真正接近她。
“想要吗?”谭一婷已经来到我跟前，嘴唇上扬，满怀着怜悯和同情。我摇着头，两手放到身后。她微微一笑，目光从红土地上滑过。她转身离开了。
“你很在意这个?”谭一婷走远之后，糖人王眯起一只眼睛问我。我说如果不是上辈子做了太多坏事，这样丑恶的玩意至多会生在屁股上。“谁告诉你的?”他放下糖勺，在黑皮裙上揩了揩手，叫我仔细辨认他的右眼。那只眼睛不会动，对着阳光看，反映出天空的蓝和电影院的灰色墙壁。我说这是玻璃眼珠。他抚摸着花白的胡子，笑了起来：“是玻璃眼珠，不是他们说的狗眼睛哟!”接下来，他不无夸张地告诉我，这只眼睛能看见天上的龙、水底的鳖。按他那样离奇的说法，我和他跟普通人不一样，上天恩赐这样的标志，为的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辨认，找到并垂青我们。
糖人王的话无疑是乐观、从容且自信的。这样的答案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梧桐树上数不清的绒毛。编织毛衣的妇女们管他叫“糖大炮”，还把他跟他的儿子挂上钩。那个骑着摩托车四处乱逛，每逢周末就冲到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无赖汉，早在十年前就拿一颗生锈的钉子刺瞎了父亲的眼睛。妇女们谈论这件事时，立场摇摆不定，很难看清她们究竟偏袒哪一方。玻璃眼珠有什么用?它不比麻皮嘴里镶的大金牙更值钱，后者至少还能磕开坚硬的核桃!从她们身旁经过的我忍不住啐口水，或是在前一天晚上对着梧桐树根撒尿。她们不会真的给我难堪，在母亲的护佑下，她们至多会说：“这小孩的自卑很容易变成自负啊!”我保持沉默，我会证明给她们看，每个人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那只能洞察世情的玻璃眼珠一样。
时间被激荡在附近的汉江里。在一春一秋的夹缝中，夏季依然是孤独的，哪怕游泳的时候，熟识的孩童也会远离我。我找不到可以信赖、依附的伙伴，因而糖人王的话很容易就拱出泥土，变成一朵朵蓝色的小花。红日西沉，江水退远了，我开始跟脸上那块红云和解，每天用凉水洗脸，把“百雀羚”涂抹在上面，重新塑造它，赋予它未曾有过的光芒。没人告诉我这是徒劳的，事情很容易就坚持下来。如若不是谭一婷的生活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的话，我想自己再等几年才会放弃。
谭一婷即将升入初中的那一年，命运之风把一辆外地货车吹送到她跟前。那是在通向子弟小学的路上，周围没几个路人，跌倒在地的她很快爬了起来。第二天上午，谭一婷冲过了五千米长跑的终点线并获得冠军，耳畔掌声雷鸣的她一定不会想到两年之后，自己会坐在轮椅上。小肿瘤悄没声息地爬上了她的脊椎，她站不起来，终日板起面孔，若是有人不识趣地跟她打招呼，她便催促推轮椅的母亲帮她把那人赶走。人们开始回避她，我也不例外，她睁得老圆的眼睛总会让我那半张脸发烫。这天清晨，我在公共厕所洗脸时，听见门外的她大声喊着：“你弄疼我了，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我看你是故意的!”
谭一婷在骂她的父亲。神情沮丧的男人手足无措，不知是否该立即把女儿抱下楼。少女挥舞着藕节一样粗的胳膊，她胸宽背阔，腿却细得不成比例，在空中晃悠时，就像牵线木偶一样。不过几秒钟时间，她就嘴唇发皱地把矛头指向我：“看什么看，先把自己看清楚了再来关心别人!”我羞愧、愤怒，恨不得把她推下楼。她提醒我跟她一样，我们没机会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可能，我的小伎俩不过是幼儿园的游戏。她的母亲走了过来，阻止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位瘦得前胸贴后背的女人心疼地望着我，说：“圭远，对不起啊，婷婷也是很可怜的。”
我该原谅这头浑身滴油的肥猪吗?毕竟她曾对我动过恻隐之心，但命运已经把她塑造成另一个人，或许在恶意中伤他人的时候，她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万物滋生的又一春很容易抚平这样的伤口，就像被砍断的树木会生出鱼眼状的包衣一般。梧桐树下的编织工作还在继续：谭一婷咬坏了她妈妈的手指；那丫头从小就习惯惹人注意，不然怎么把她老子的衣服全部剪破呢?随着尾声的临近，一个名叫杨秀珍的女人被推送到谭一婷的前列，她是去年底搬到这里来的。我放慢脚步，听她们说杨秀珍怎么骚，怎么贱，怎么分开大腿让中间跑过一群马。杨秀珍白天在医务室上班，晚上就衣衫暴露地去发廊发嗲，给人洗头时，她会把男人的脑袋扳过来，压在两乳之间，发廊布帘的背后，还摆有两张按摩床，她一直都在做谁穿了都不打脚的破鞋!
话题每天都在深入，细节也被描摹得有滋有味。夏季越来越近，女人们围坐的时候开始减少，她们换上白色的小背心，胸前挂着丝瓜长的奶子，手摇蒲扇，只在清晨和黄昏时出现。穿着圆点碎花裙子、手牵小女儿的杨秀珍走了过来，妇女们不再 [ 2 ] [ 3 ] [ 4 ] 说话，而是上下把她们打量了好几遍。没等母女二人走太远，关于调唆小妖精和培养交际花的言论又传来过来。我捏紧手中的电影票，终于下定决心，跟随杨秀珍进了职工电影院。今天看电影的人并不多，《茜茜公主》已经放过好多遍了。
杨秀珍和她的女儿芬芬坐在中央的位置，我假装若无其事地挨着她坐。起初，她没注意到我，她把风油精点在女儿的太阳穴上，小家伙一进来就喊头晕。灯灭了，屏幕上浮现出公主的倩影和年轻的奥地利国王。小姑娘对一见钟情不感兴趣，用不了多久，就趴在母亲腿上睡熟了。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的大腿看，杨秀珍轻轻咳嗽了一声，放低裙子，问我父母是不是返城的知青。即便心怀鬼胎，我还是点头承认。她又问我为什么老爱跟着她，是不是和梧桐树下的传闻有某种联系。我低头不语，既而告诉她我的心思，我已经十二岁了，还没有一个女人肯正视我，就连女同桌也坚持坐到右边，避开我脸上那块红色的地图。
“所以你就跟上来，因为她们说我人尽可夫?”她轻蔑地笑起来，刺伤自己的同时，也让我无地自容。她抓住我的手，不由分说地按到自己胸前，随后屈尊地探过头来，在可耻的红云上亲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好一些了?”她问我，手还轻拍着女儿的屁股蛋儿。我站起来，一声不吭地朝门外走去。掀开垂在门前的幕布，大片的光涌了进来，刺得人眼角流泪。
我曾一度认为，我和杨秀珍之间开始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每天放学，我都会背着家人去她的单身宿舍坐一会儿。除了爱看电影，杨秀珍还乐于帮我算命，坐在竹床上的她摊开扑克牌，让我任意抽取一张，再把整副牌摊成金字塔。关于我的将来，说法不尽相同，出国留洋，变成大富翁或者抱得美人归。我注意到她从来不涂香水，发牌时嘴里还叼着香烟，我很难把这个漂亮却不拘小节的女人和婊子对上号。有时候，她会当着我的面搔胳肢窝，让我帮她扇风，要么叫我用指甲去掐她的背心。她的皮肤特别爱招惹蚊子。
我为她做的这些事，很难逃过谭一婷的眼睛，她总能嗅出些什么，除了坐在窗前看外面动静，她什么都干不了。我并不在意谭一婷的那些言论，她迟早会成为那群女人中的一分子，我更关心芬芬的父亲从未出现过，就连杨秀珍也不会在我面前提及。有一回，我正打算回家时，杨秀珍请我留下，问我如果再过上十年，还有没有人要她。这事来得很突然，我告诉她，如果真的没人要的话，就嫁给我好了。
“不学好，这么小就想当流氓!”她笑起来，烟灰掸落在床单上也懒得管。我说我是认真的，可以指天发誓。她不笑了，直立起身体，仔细端详着我。
“可是，你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啊!”说着话，她的眼窝泛起鱼鳞的光泽，悬在空中的那只手似乎要触摸我，却又迟疑不决。如果不是出门买雪糕的芬芬突然闯进来，接下来就该发生爱情故事。杨秀珍把小女儿抱上床，摆手说今天累了。我离开了她的房间，以为这样的机会还会再来。
下次来到杨秀珍的家，我就知道事情不会重演了。给我算命时，她变得无精打采，囫囵摆上一回就草草完事。我和她之间的话题不再是男欢女爱，而是今年有几门功课，将来高考打算上哪个学校之类的。这实在叫人心灰意冷，我以为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却又找不到切实依据。倘若剥开她坚实的外壳，想要窥见花心的话，也许只有糖人王才能帮上忙。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是我唯一可以与之交流的人，他上了年纪，不会无事生非，值得信赖。立秋的这天，我下定决心，打算去他那里打听杨秀珍过去的事。来到楼下之后，我看见他被人围了起来，炮筒一样粗的摄像机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向旁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他就要上电视了。
也许糖人王将是这附近第一个上电视的人。化工厂建在城乡接合部，毗邻有电机厂、制药厂，在拥有几千名职工的这些国营企业里，不乏韬光养晦之人，但还没谁在屏幕上出现过。随处擤鼻涕，胡子上经常沾有饭粒的糖人王骨骼粗大，邋里邋遢，从命相学上看，他怎么都属于那种穷得快买不起破裆裤的人，画糖人能赚多少钱呢?但事实就是如此。采访进行到一半，人们才听说糖人王以前是因画被拉去劳动改造的。找裸体女人当模特，其实算不了什么，徐悲鸿都提倡人体写生，潘玉良不也对着镜子给自己当人体模特?错就错在他不该把伟人像和女人的裸体画并列靠在一面墙上，非礼勿视，这还得了，不是存心要把红脸涂黑?!
糖人王这么一说，采访人员赶忙把话题转到正事上，今天找他来，是要做“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专题片，弘扬荆楚文化。谈到拿出代表性的作品，糖人王选择了黄鹤楼，采访结束的第二天，他便开始制作草案，把冷却到半温的糖片塑造成型，一层层向上叠加。从构造上看，黄鹤楼不比蟠龙更复杂，因而每当他放下糖勺，喝着浓茶的时候，我就想要见缝插针地问他关于杨秀珍的事。可惜围观的人实在太多，和过去不同的是，到他摊位来的成年人远远多于孩童，他们说这老头活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才时来运转。
哪怕没机会询问杨秀珍的事，我依然感到快乐，梧桐树的那些白绒没把他推向世界的尽头，无人问津的老树突然就冒出了新芽。他很快就会变成三镇名人，而他的玻璃眼珠，也该成为最特别的标志吧。下午六时，人群逐渐散了开来，糖人王把鸭嘴铲、玉石板收好，准备动身回家。我撵了上去，还没开口，他就停下步伐，问我去过黄鹤楼没有。我说去过几次，还上过龟山电视塔，学龄前我就知道昔人驾鹤不复还的古诗。他点点头，笑眯眯地对我说：“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搬到民俗研究所了……住了这些年，现在离开还真有些舍不得啊。”从他的话语中，我看到他对自己的“黄鹤楼”信心百倍，我想迟些再问他那事也不怕，现在不是分散他精力的时候。
梧桐树叶开始发黄，纷纷落了下来，糖人王的“黄鹤楼”也接近尾声了。按照事先的约定，电视台的人该在十一月初再次采访他，如若有可能的话，他们还将把他的经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就像“瞎子阿炳”和“天津泥人张”一样。约定时间一到，糖人王便换上一件干净的中山服，坐在电影院前的空地上等待贵人光顾。天空拉下一层层帷幕，他没等到那群人，第二天也同样，他说他们一定有事耽搁了。一周过去了，专题片的事还没有眉目，糖人王跑到居委会的活动室，给电视台的人挂去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专题片的事已经撤销，类似的节目实在太多了。打完电话的那天下午，糖人王一直坐在摊位上不说话，有人问他要糖人他也不理不睬。第二天，他跟往常一样来到空地上，不过转糖所需的钱却多得离谱：一个“八筒”就要五块钱，最普通的“蟠桃”也要六块。这太不厚道了，就连最小最小的孩子也不会上他的当。
糖人王变了，他不像以往那样跟孩子们开玩笑，也不怎么爱说话了。他时常手握糖勺，压低眉目地眺望远方，似乎好事随时都会降临。锅内的糖已经凝固在一起，硬得像一块砖，炉子里的火早已熄灭他也懒得管。若是有人不怀好意地问他什么时候搬到民俗研究所去住，他便拾起掏煤用的火 [ 1 ] [ 3 ] [ 4 ] 钳，野兽一般咆哮起来。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经常奚落他，不是拿水枪浇灭炉子里的火就是抢走插在木箱上的糖人。
“能告诉我杨秀珍的事吗?”十二月底，我忍不住问了他一句，再过两个月就要过年了。他微张着嘴唇，用那种莫名其妙的目光盯着我看，胡须上挂着灰黄色的污垢。我以为他没听清，于是又问了一遍。他哼了一声，朝地上啐了一口痰，不耐烦地对我说：“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见我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张牙舞爪地冲我吼起来：“他是个杀人犯，懂吗，杀人犯!”
糖人王的话让人沮丧不已，答案跟梧桐树下的编织如出一辙：杨秀珍的男人比我父母要晚一些进厂，却比我的父母大七八岁。杨秀珍跟他恋爱的那阵子，厂领导就隔三岔五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厂领导认为，其一，谢军和她年龄悬殊，老夫配少妻容易产生诸多问题；其二，谢军是个离过婚的人，今天他丢了老婆跟你走，明天又能保证他不会把你杨秀珍一脚踹开?领导说着话，摇晃着手中的信纸，说每天都能收到各种各样的匿名信，有一张还贴到了厂门口。谢军从前就作风不好，工厂这么大，干吗非要挑他?在没完没了的检查和报告会上，杨秀珍只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众人的嘴：她已经跟谢军睡过觉，如果大家再不同意，她就挺着大肚子进出会议厅!
人们不再从中阻挠，谢军和杨秀珍终于能公开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摆上一张大床，新添了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海鸥”手表。然而幸运并没眷顾这对夫妻，杨秀珍产下一女还不到一个月，谢军就因偷厂房设备伤人致死。正当防卫自然立不住脚跟，男人没有反驳的机会就被投进了监狱，此后每逢杨秀珍在医务室值班时，注射室里就会传来杀猪一般的号叫声。
岁月再次被投掷到江水里。我开始明白为何每逢秋季，杨秀珍就往汉江那边跑了。花花绿绿的发廊玻璃门不是她的去向，妇女们所说的跟某人劈腿的言论也阻挡不了她的步伐，她在等自己该等的人。自此以后，我再没去过她的单身宿舍，其中种种缘由，很难用语言述之清晰。
鞭炮声湮没了江水泛起的泡沫，来了又退远了。第二年春天，糖人王再没出现在筒子楼附近。有人说他冬季患流感去世了，有人说一病不起的他真是老糊涂了，他的儿子骗去他唯一的存折以后，把他丢进了疯人院。在那里，他每天都问工作人员是否有扛着摄像机的人来找他。关于糖人王的真正去向，梧桐树下的妇人们没发表意见，她们更关心的是，老牌化工厂就要被民营企业收购了。
化工厂被收购所引发的震动，足以从谭一婷身上窥见一斑。已满十八岁的她胖得不见腰，每天都要吃好几只鸡腿和一大袋鸭脖子，除了可乐之外，她什么也不愿喝，双双下岗的父母再难供她上大学了。谭一婷的母亲对我家人说：“去武昌上学要专车接送不说，一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除了糊嘴巴，还能做什么?”我的家人除了安慰也找不到其他办法，那个瘦小的女人垂下眼皮，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我看见谭一婷的双亲一首一尾地抬着她下楼，她的脖子悬在半空中，脸朝上地呼着热气。她的身体实在笨重，双亲不得不下几步楼梯就停靠在墙边休息。若是以往，谭一婷一定会盯着我的“红土地”嘲讽几句，可是今天她压根懒得理睬，她挡开母亲帮她梳理头发的手，冷冷地说：“真的就不让我读书了?”夫妻二人对望了一眼，说改天去找她开副食店的舅舅商量借钱的事。谭一婷脖子发颤地大笑起来，她狠狠地掷出了一句“别骗我了”就抽出胳膊，一头朝楼下飞去。她的母亲赶了下来，捧着她砸在水泥台阶上的额头，大声哭喊起来：“求求你别这样好吗，我们都听你的!”
谭一婷被送去医院治疗，回来的时候，她的头发被剃掉半边，几层白布斜在额头上，紧抿的嘴唇微微发抖。抬她的双亲步伐迟缓地从人们身旁经过，他们不看任何人，也没对我父母诉苦，好似大家都是透明的空气。傍晚时分，谭一婷家的玻璃窗推开了，她坐在那里哼歌，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那样。然而无论如何，谭一婷也无法回到从前，她到底没能读上大学。同班同学高考的那天，谭一婷自杀未遂的事再次激起千层浪，这次她是反锁上门，用水果刀割腕，她的父母合力才把她的双手用毛巾反捆起来。她所留下的阴影半年以后还没完全消散，要不是杨秀珍出现在“大华酒店”门口的话，人们还会议论下去。
梧桐树下所说的“大华酒店”是这一带稍微有些像样的餐厅兼客房。红色的外墙，六层高的建筑物一直背负着招揽暗娼的恶名，在它旁边，有一家小小的歌舞厅，从里边出来的男人很容易就迷失归途，来到温柔梦里之乡。这里比小发廊的档次要高，因而杨秀珍很容易就变成野鸡的升级版，就连我也无法帮她辩驳。每天上下学的时候，我都看见她面挂微笑地站在门口，盯着每一个从她身旁经过的男人。她比从前瘦了，脖子上起了青筋，乳房开始下垂，交叉着两腿的她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唇上的口红则证实了她的自甘堕落。她远远地看到我，抖了抖手中的烟盒，从里面取出一支，点燃，微微地吹出一口气。脸上的红云就像一块炙热的火炭，我很想冲过去夺下她手中的香烟，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不再看我，头偏到一边，一手托住那只夹在腋下、拿香烟的胳膊，高跟鞋在地面上转来转去。我感到耻辱难当，在她避开我的同时，曾经的秘密也袒露无遗，她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了。
季节的更迭并不能转换人的心情，当父亲的刮胡刀开始在地图上蹭来蹭去的时候，职工宿舍里失业和再就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失业的人中有的只能靠低保过日子，有的拿到工龄买断费后就成天聚在一起打麻将，有的出外打零工或是在这附近踩三轮。我的父亲也是踩三轮的一分子，每当他卖力地蹬着车轮，身后的孩子却挺胸凸肚地靠在上面吃雪糕时，我就绕开他，不忍正视他。这天清晨，院落的梧桐树被拦腰砍断了，那些一步步迈向暮年的妇人们不得不搬开小板凳，解散回家。这棵都快要烂空的大树没能躲过最后一劫，伐木机在干燥的大树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树木坍塌下来，压在那辆用来装载树木的大卡车上。落叶和毛球散落一地，吸入鼻孔，又痒又胀。站在一旁的我打了个喷嚏，突然意识到这些年的努力徒劳无益，事实上，我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跟这里的人捆绑在一起，铁饭碗一朝砸破，就连那些身心健全的人们也直线下落，何况我们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又难融入人群的人。即将面对高考的我心无所依，啃起书本来味同嚼蜡，就算能考上大学并顺利拿到学位，谁会让一个脸上伸出红舌头的人坐在办公室里?一个浓雾笼罩的清晨，我推开窗户，隐约瞅见梧桐树桩旁出现一个从没见过的男人，中等个头的他驼着背，左肩背着一个蓝色的鼓囊囊的帆布书包，右手则拿着一件毛绒绒的玩具。他正低声对扫院子的阿姨说着什么，不多久，他就一手托包地朝职工宿舍的出口跑了过去。
半小时过去了，浓雾已经逐渐消散，太阳的金丝一缕缕穿透屏障。先前的那个男人领着一个女人回来了，他弓着腰，步伐很快，穿着高跟鞋的她跟不上节奏，任由他牵着手，踉踉跄跄地走着。时 [ 1 ] [ 2 ] [ 4 ] 不时地，她抬起胳膊抹眼睛，嘴角拉出一道红丝带，那是被口红弄脏的。随着步伐跟进，院子里的狗和鸡叫了起来，窗户一扇接一扇地打开，人们探出头来：坐在梧桐树下的那些妇人们，镶上金牙的“麻皮”，被人捅坏脾脏的“破肚子”，谭一婷和她家人，就连我的父亲也停下修补三轮车胎的手……人们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两个人，没人发表意见，也没人挤眉弄眼，当七栋楼里窜出一个小女孩时，窗户又一扇接一扇地关上了。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人们对刚从监狱出来的谢军发表了不少高见。有人说他是因评为“劳改模范”提前放出来的，有人说他在监狱里藏毒的同时，买通了看守，从“无期”判为“有期”，从“有期”又改成“保外就医”，现在的他就是一副又老又丑的痨病鬼的样子。关于谢军究竟会对杨秀珍如何，没有确凿的证据，有人说他会剥光女人的衣服，拿皮带狠狠地抽她，有人说聪明的男人还是会来个“先礼后兵”的。第二天是周末，一直等到中午，我才看见杨秀珍和谢军手拉着手走到大街上。他们约摸走了两公里，去大集贸市场买菜，那里聚扎着许多做批发生意的人，菜价比这边的要便宜得多。下午两点，两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旁若无人地说笑着。他悄悄跟在身后，听见杨秀珍对他的男人说：“今天晚一些的时候，陪我去江边走走吧……你信不信，我会一直等你。”
“都这些年了，还有什么不相信的?”男人笑了笑，接着说：“其实我差一点就认命了，就算我从没做过亏心事。”
男人话音刚落，杨秀珍就哭了。嘴唇一动，眼泪就抢在话语前面滚落下来。男人扶住她的肩膀，拿手帮她揩，已经不那么漂亮的脸蛋越抹越花。两人进入楼栋口之前，杨秀珍回望了我一眼。她没说话，肿着眼睛的她把两根指头放在唇边。那一刹那，我再次回到电影院中的那一幕。跟过去不同的是，躁动的心前所未有地安定下来。
刚从狱中回来的谢军起初还不太适应。跟人交谈时，他多少有些不灵光，过马路时也坚持绿灯亮过十秒钟之后才肯把腿放在斑马线上。半年之后，他刮净胡子，换了整洁的休闲西服出现在这附近。他没有上班或打零工的迹象，整天跟杨秀珍呆在一起，在附近踩点，不知有什么计划。渐渐地，人们也习以为常了。每逢谢军和杨秀珍出现在院子里，谭一婷就打开窗户，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天晓得她在搞什么鬼，好在梧桐树已经砍伐，她不会成为那群妇女中的一员了。
岁月依然在江水里激荡着。此后若干年中，汉江边开始兴建江滩公园，通向新厂的柏油路被重新刷过，车辆在上面走得稳，不会扬起大片灰尘了。这些年里，还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事：我如愿考上大学，主修金融管理专业；自学了英文和日语的谭一婷开始免费充当网络电影翻译，不过她最热衷的却是写作，哪怕一篇文章也没发表出去；糖人王依然没能出现，然而我在电视上见过关于他儿子的采访，那个自称被人收养的孤儿每晚都赶场表演滑稽剧；至于杨秀珍和谢军，他们联手摆起了大排档，据说杨秀珍早在“大华酒店”当迎宾员和酒推小姐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打算……目前最让我关心的是，脸上那块红中带紫的地图已经把半张脸填满了，就像被油漆桶胡乱泼过一样。我在医院刊登的广告栏上看到，激光手术能将之清除，至少能让颜色变淡。打过电话之后，我亲自去了医院一趟。做手术的那天，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说自己还没准备好，想晚一些再考虑。
“为什么?”我的主治医生问我。
“你信命吗?有人用扑克牌帮我算过。”我对她说。她满脸惊愕，不知从何人手。尽管她是位好脾气、值得尊敬的女人，我还是没能交给她答案。我微笑着同她道别，在诧异和嘘声中挥了挥伸向虚空的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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