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著名教育家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的杂文，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
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新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因而他主张教育应当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士”，要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危难中体现“见危受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他的这篇文章虽然离现在已有八十多年，但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怎样办教育不无启发。
什么是士？士有很多释义，勇士、烈士、壮士、志士、士卒、士大夫、有志之士、有识之士等等，当然，士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定义，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名篇《无士则如何？》里提到的：“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而潘光旦这里讲的士，则比冰心要求更高，是指有作为、有操守、有担待的读书人。因此，一般来说，士是读书人，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能称之为士。
什么是士？不妨再看看我们的先哲圣贤们提出的标准。“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新唐书》）对士来说，要想达到远大目标，首先要注意器量和见识的修养，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修养。“士不可一日忘却耻字。”（《蕉窗日记》）士也有不少做官的，他们多能知羞耻，有操守，廉价自律。正所谓“士清其心源，而后可以修身而致用。”“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士要好学不厌，坚持不懈，否则就会“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贪恋安逸，沉溺灯红酒绿者，就算不得一个士。“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尧峰文钞》）一个文人没有好的品德，也就写不出好文章，做不出好学问，干不成大事业。鲁迅、巴金，都是立品在先，妙文在后。“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论交》）士也交朋友，但不滥交友，更不会交酒肉朋友，士的友情，不随时令变化而变化，不因地位变化而变化，始终如一，经历艰险就更加牢固。
按以上标准培养出来的士，明大道，求真理，富爱心，有抱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遇事论是非不计利害，对人论忠奸不计远近。做官能主持正义，不贪不佞，可成牛玉儒、郑培民；做事有献身精神，坚忍不拔，卧薪尝胆，可成王选、袁隆平；做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报效祖国，建功立业，可成钱学森、邓稼先；遇到不平敢于拍案而起，见义勇为，可成刘殊威、郎显平；为保卫自由尊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成老舍、傅雷；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虽千万人吾往也”，可成马寅初、张志新；国家有难时，能挺身而出，不惜毁家纾难，舍生取义，可成闻一多、李公朴。
过去，有过孟尝君养士三千的美谈，如今，养士主要靠国家的正式教育。我们的教育正在突飞猛进，社会需要识文断字的文化人，需要有一技之长的专门家，但更需要能称得上“士”的读书人，至少要有点“士”的精神，他们才有可能成为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良心；反之，如果“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培养的人再多，学历再高，也不能算成功，“因而应该忏悔。”（潘光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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