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遗留下一部稿件，厚厚的一册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以流利而清秀的毛笔字写成，题名《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①。这部稿件成于三十年代之初，未曾全部发表。去年我受三联书店的委托，为此稿做一些工作，得以逐字逐句细读，从而受到许多教益与启发。
这部讲稿不是美术通史或断代史，而是凭借各种名作讲解西欧二十多个重要美术家的艺术与事迹。从年代上说，是从十二、十三世纪(文艺复兴的初期或“前奏”)讲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跨越五百多年。西欧美术以“写实逼真”著称于世，而这五百多年正是西欧写实美术(尤其是绘画)充分发展而形成体系的时期。这种崇尚写实的美术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很高的成就(尤其是雕刻)，但泛称为中世纪的艺术却有一个转折：在这段长达千载的漫长时期中，西欧美术对于希腊古典传统的继承若即若离，却吸收、融合中近东与“诸蛮族”的艺术因素，形成许多独特的风格(一般的说，重视装饰美而不很重视写实)。过去很多西方美术史家由于推崇古希腊与文艺复兴，相对地轻视中世纪的美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又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重新估价过去的美术，认为中世纪美术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个别学者甚至将中世纪置于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之上，至于二十世纪，西方美术又出现了许多标新立异的“现代诸流派”，那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而从美术发展史的观点看，这种转折是势所必然的。我们中国人从东方看西方，应该看得客观一些，对于西欧各个时期的美术不必存孰高孰低的先入之见；不过我始终认为，发源于古希腊而在文艺复兴期重新发展起来的“写实美术体系”，应该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但一提“写实”，又容易作粗浅的理解，甚至引起误会。如果认为“写实”仅仅意味着把客观事物描绘(或塑造)得一模一样，能够象照相(或蜡像)那样“欺目乱真”，那就是对西欧写实美术莫大的误解，甚至是贬低了它的价值。不错，焦点透视学，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色彩变化等等法则，都是西欧美术家通过实践，结合自然科学而建立起来的技法理论，对于世界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西欧的写实美术又并非仅仅以这些技法理论与“逼真”的描绘、塑造取胜，而是另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例如，希腊古典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的人体雕刻，表现骨胳、肌肉的形态与结构已达到惊人的精确程度，但古希腊的雕刻大师又并非仅仅着眼于写实逼真，而是更重视人的形体之美(健美的体格、合度的比例、生动美妙的姿态，等等)，借以表现古希腊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理想。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重新恢复古希腊的写实而发扬之，却也同时继承了古希腊重视形体之美的思想；尤其是拉斐尔，画的是圣母，却贯注以异教(古典希腊)的精神，致力于人物形象的理想美。这种精神一直在西欧美术家中传播着。至于文西之深沉、渊博，弥盖朗琪罗之雄伟、激荡，似乎又不受古典希腊与文艺复兴期(他们的“当代”)的局限。
再说十七世纪，西欧的写实美术又进入另一境界。以绘画论，这时期应以吕朋斯(法兰德斯，今比利时)、范拉士葛(西班牙)、项勃朗(荷兰)三家为代表；因而傅先生也把他们作为重点而评介。三人各具独特的风格，而与上一代比较，他们又有共同的时代特征：总的说来，写实的对象扩大了，画中的情境也更加丰富多样，出现了更细致更微妙的戏剧性，增加了更浓厚更亲切的人间味。油画的写实技法也大有进展：如果说文艺复兴期的写实手法偏于刻画分明、平衡严整，则吕本斯等三家已倾向于以变幻的明暗、丰富的色彩表现形体与气氛。西欧美术发展到十八、十九世纪，更有许多曲折、微妙的变化与发展；事实上，连“写实”这个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因为每个时代，甚至每个美术家，对于所谓“写实”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
傅先生在“讲稿”中没有大量列举家派与作品，而仅仅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述，但他谈得何等委曲精微，娓娓动听。除了评介作品的特色与美术家的身世片段外，也提到一些由艺术实践引起的美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尽管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却也发人深思。读了这部“讲稿”，你会感到原来对于所谓“写实风格”并不能作简单的理解。各个时代、各家各派同样谨守“写实”的各种规律，然而以取材、手法、风格以及体现在这些因素中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而论，却又是何等的参差不一。我体会，傅先生是在苦口婆心地告诉当时中国的美术家与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要向西方的文化、艺术有所借鉴，首先必须立足于理解。
傅先生的这一心愿，在讲稿自序中更有殷切的倾诉。自序中提出他对于当时(三十年代)两种倾向有很大的反感。一种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诸流派，另一种倾向是盲目模仿西方的学院派(他称之为“官学派”)。傅先生性格严肃，倾向于愤世嫉俗，对于“时弊”是很敏感的。不过我感到他对于当时那两种倾向的指责未免词气过严；因为我始终认为，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大概总要经过一个模仿的阶段；当然，我们应该盼望这种模仿阶段的时间越短越好。但是我也认为，模仿固然并不可怕，而盲目的模仿，正如盲目的抵制，却是有点可怕的；如果长期安于知识的贫困，那就更加可怕了。自序中开头就说：“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这两句话说得感慨万分，却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时过境迁，傅先生发感慨的时间距今约有半个世纪了，并且有新旧时代之别；我们现在不必再发这种感慨了；但回顾一下可能并非无益吧？
一九八四年一月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著，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①系傅雷先生一九三一年冬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世界美术史时的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