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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_理解如何可能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2-10 04:36:54 点击:

      内容提要:理解是西方解释学的核心概念,本文试图探讨理解在发生、进行及外化过程中,语言与意义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理解 语言 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5―0027―0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理解中进行。只是,它早已化人我们的生活和血液,以至于有一天,当突然意识到我们对生存、人生、思想、价值、哲学、人文等许多事物意义的思考都源于理解、并依赖于理解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理解早已成为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理解在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悄然演绎着历史,我们却因习惯于它存在的想当然,而从未想到质疑它本身。虽然常常遇到对同一事物理解的差异,但我们不假思索地把它归入到方法论的原因中。这使我们多次轻易地与理解擦肩而过,不知不觉间失去了深入思考的机会。因此,必须从头追寻理解的发生及其整个进行过程。当这样反思时,我们又发现,语言及意义与理解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以至它们甚至影响了理解的内容,并使理解产生个体偏差,于是,产生以下现象:
      第一,太相信语言。我们轻率地认为,历史的真相(或意义)只能到语言符号的史料中寻找,因为思维(思想)的气体状态和口语的液体状态根本让人无从把握,只有语言符号的固体状态才坚实可信。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僵化的。首先,它把所谓的历史真相和对这一“真相”把握的可能性作为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其实它只是一种假定;其次,它(潜意识地)认为,历史静止地躺在史料中等待后人搜寻,仿佛历史与现在可以以对立的方式互不干扰地存在,即使有延续,这种延续也已经因为时间的距离而使现在与历史产生了隔膜;再次,它一厢情愿地相信并信任我们对语言的把握能力,似乎语言理所当然地是我们得心应手的工具。
      第二,把意义看得过于单纯。虽然注意到理解主体的不同会导致意义产生千差万别的现象,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单一的,即应该有一个“唯一”作为衡量理解的尺度。因此,历史上的认识主体或创作主体所要表述的意义与语言所能承载的意义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语言本身产生了歧义,或由于非语言的因素导致人们理解上的偏差,理解就应该通过克服这种种障碍达到正确的符合原意的理解,也就是说,这三种意义(认识主体或创作主体想要表述的意义、语言内含有或呈现的意义、理解主体理解的意义)应该是统一的,没有多大出入的。无疑,即使在持有此思想者那里,这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但却是他们不可质疑的奋斗目标。
      对上述现象的关注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语言、意义与理解的深层关系,以及它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参与并进而影响了理解的进程。为了考察这一过程的方便,把理解活动按发生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分为三个步骤:前理解、理解、理解外化。事实上,这种划分法并不科学,因为任何一个(次)理解活动都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阶段性界线,它们在实际过程中常常是渗透的、难解难分的、纠缠不清的,尤其是在前理解和理解之间。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暂时还是把这个看似转瞬即逝的过程放在这样三个大致的步骤中放大考察,看看语言和意义究竟是如何支持理解发生、进行并外化出来的。

      一、前理解

      前理解,顾名思义,就是理解之前。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已经存在着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前的理解状态,就是“前理解”。“前理解”是个人与其所在的历史、文化之间的一种存在上的承继关系,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先见”(先于个人理解的历史、文化)。“前理解”和“先见”是人发生理解的前提和起点,这其中必然地包含着语言。因为历史、文化的抽象性使它必须借助符号才能传承下去,而相对于其他符号而言,语言是最具稳定性的,因而也就自然地被选为重要载体。
      一般地说,我们更自主地关注到我们对语言的利用,因为自从学会了一种语言,就无时无刻不在用这种语言来表达意愿、思想,因而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即认为语言仅仅是因为这些使用者才具有存在的意义。那么,语言中所蕴含的意义理所当然地是我们赋予的,语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也理所当然地是我们创造的。自从人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后,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能动力使人比这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狂妄,但智慧者还是在时代的“进步”中看到了更加永恒的东西,那就是作为理解主体的人(指“个人”)总会有消失的一天,但语言及其负载的意义、历史、文化却不会因生命的结束而离去,它们超越于个人之上在人类的历史中永恒地存在。这时,思维再向生命的源头奔去,我们再一次震惊了:原来是历史在占有着我们!原来是语言在占有着我们!
      最初接受语言、学习语言时,就已经无法拒绝地接受了语言中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先见”),这是无法抗拒的事实,因为在没有学会选择前,我们已经被历史作出了选择。历史是这样强行而必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同时又自然得让你毫无警觉,而这一切都是在熟稔得几乎视为不存在的语言中进行的。
      作为“先见”载体的语言,它自身也是一种基本的先见。因为在进行任何理解之前,已经生活在并且必然生活在一种语言的传统中。语言在我们降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既是“先见”的载体,同时也是先见的一种。
      对待“先见”、“前理篇”的态度,在以“理解与解释”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解释学那里,表现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不同。传统解释学受近代理性主义的影响,把前理解当作影响正确理解的“偏见”看待,认为只有清除了主体的前理解,理解才能达到“客观”、“正确”。这种认识与解释学的最初目的不无关系。解释学最初对理解的关心,只局限在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解释的范围内。解释学原本是《圣经》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分支,或说是解释圣典的技巧,指把《圣经》等圣典中蕴含的上帝的意图,通过语言的解释和注释,揭示昭明的过程和方法。这种解释的取向,决定了理解的目的是要发现并再现它的对象的真实意图(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真相”或“原意”)。在这种目的的指导下,传统解释学要求理解主体要尽可能地排除能够影响到作品“原意”的一切外在思想、情感,即尽量采取客观的理性态度,以使主体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接近创作主体的理解或作品语言蕴含的意义。它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指向中心的封闭状态,其思维方向是向“过去”延伸的。
      现代的哲学解释学则相反,它把“先见”、“前理解”作为理解的基本条件来看待。它使解释学摆脱了圣经研究的方法与分支的古典性质,转而关注如何使由解释历史、典籍乃至生活所得到的历史知识,成为人的自我知识的形式。这样,历史和现在就借由理解而交叠在一起。因此,哲学解释学非但不排斥“先见”、“前理解”,反而认为没有前理解、先见,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先见”作为主体认知的先决条件,具有衡量理解的参照作用,即在理解活动中,主体知道什么、不知道 [ 2 ] 什么,体验到什么、未体验到什么,都要经由“先见”来判断,这使它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向外延展的开放状态,其思维方向是向“未来”延伸。

      二、理解

      理解与前理解密不可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而严格的界线。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理解、每一次理解,都是和前理解交织着、渗透着。前理解是理解前的理解,具有时间(形式)上的排列,但二者的现实(内容)关系并不是承接的,而是因果的。那么,我们就假设理解有一个起点,从这个想象的起点开始,理解是怎样进行的呢?
      首先碰到的是语言,语言与理解最密切的关联在于意义。当我们理解某一事物时,我们总是在语言或非语言的状态中进行并完成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语言、意义如何使理解成为可能,因此我们不再关注非语言层面的理解。那么,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表达主体的理解,其中必然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意义。
      就理解活动的进程而言,似乎应以表达主体在语言中赋予的意义为起点,因为它是理解主体的理解行为的开端,但事实上,它与前理解之后的理解活动的开端一样,仅仅是一个虚拟的起点,我们无法找到它事实上的源头,因为表达主体在语言中赋予的意义实质上是在表述他对某一事物的理解,因此,这一问题就与理解主体的理解行为在本质上合一了。这样,我们讨论的重点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我们理解时最先接触到的语言和意义。
      可以说,语言和意义是理解的本体世界,尤其是在广义的语言上更是如此。没有语言和意义,理解活动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也成立。因此,理解几乎必然是语言和意义中的理解,语言和意义也必然是理解中的语言和意义。那么,我们在讨论语言和意义时,实质上也就是在讨论理解。
      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中,语言是必须要承载一定的意义的。而理解产生影响的是,语言是否能清晰、准确地承载表达主体的意义,是否固定不变地“保存”这些意义。我们常常毫无保留地信赖语言,因为它几乎是理解时唯一可以依赖的因素,它的相对稳定的质地令我们的心里也随之产生稳定感,但同时应看到,语言并非一块真正坚实不变的固体,它本身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它的丰富自足的内心世界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两个意义世界:表达主体的意义世界和语言自身的意义世界。这样,理解在活动进行中就必须要面对下述问题即语言的意义、表达主体的意义、理解主体的意义怎样才能做到同一;它还派生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这种同一性是否具有存在的可能,或在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层次上存在。
      对于语言能否真实地再现表达主体的意义,我们常持肯定的态度。因为语言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封闭、自足、有规律的整体,因此可以借助同一规则利用语言来达到沟通、理解的需要,并使之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但当语言运用隐喻、象征等手法时,问题就出现了,这时语言打破了它自身的封闭状态,因为含混、模糊而使自身的意义变得异常丰富,不可穷尽,进而达到了内在意义上最大的开放度。这时的语言是自身生命力最旺盛的语言,它常常可能会溢出表达主体赋予的意义世界,导引理解主体进入另一片意义世界想象的天空。因此从整体上说,语言的固定性或稳定性仅仅在于它内部的组织构造,而它所能承载的意义,尤其是理解主体从中理解到的意义和表达主体赋予它的意义并不是等量的,因而语言就处于一种既不能完全信赖又无法不信赖的境地。
      表达主体在赋予语言意义时,还有他独特的感受、情感、体验、经验、历史情境等等,而这一切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削弱,至少无法完全保持当初的完整状态。因此有人主张,作为理解主体,我们不仅要考虑文本创作时的各种客观环境和历史背景,而且要回归到表达主体的内心精神中去,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偏离与误解。如此一来,理解活动不仅仅是在语言中进行,还要加进个人的历史性经验。但经验本身极具个别性,因此理解的差异也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就不必追求同一,也许理解的生命就在差异中。

      三、理解外化

      作为理解活动的结果,或者说理解总要有一个结果,它必须能外化出来供他人理解。这项使命毫无选择地又落在了语言肩上,语言将抽象的理解之思固化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你是否理解了,就看你的语言是否把它外化了出来。你理解有多深,就看你的语言表述有多深。在理解外化于语言的过程中,语言与理解已经合为一体,能清晰地体验到语言和思融合的愉悦。
      对理解主体来说,理解的收获不仅来源于语言,还来源于意义。这时的意义也同语言一样,既不像前理解中理解主体被意义(“先见”)无形中同化,也不像理解中与意义若即若离,时远时近,而是化为理解主体的一部分,成为理解主体在理解活动中最大的收益和最后的归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意义”,在西方解释学那里一样也有争论。西方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作品本有的意蕴;解释的成败,也要由是否在理解中再现或复原出原意来判别。无疑,作品中肯定有作者寄托的“原意”,但它是否能被理解所完整再现,却是一件可疑的事情。然而,在传统解释学的信念下,人们对这一点却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理解只是以全部精力去关注如何再现作品中的原意。
      哲学解释学则提出理解永远不可能发现及完整再现作者的“原意”,进而,理解的目的也不是要去发现原意。因此,要想使原意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意义”,它就必须生存在我们的当下。只有对我们目前的存在有意义的“意义”,才有存在的理由。不必一定去追究传统解释学所追求的原意,那是徒劳的,完全可以从作品中找寻出作者未必赋予的意义,只要它对我们的存在富于启示,而作品本身又具有这种意义的可挖掘性,为什么一定要追究它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呢?而且作品一旦诞生,就像一个婴儿脱离了母体,它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命,作者也要在旁边关注着它的成长,它的生命只属于它自己。理解主体在理解活动中,不仅重新规定了他的精神世界,也给作品开拓了作品生成的意义世界。
      伽达默尔说:“一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偶然地才逾越出作者的意图,而是永远处在这种越出作者意图的情形之中。理解因而并非是一个再造(作者原意)的过程,相反,它永远也是创造的进程。有充分理由说,一旦理解了,理解就会出现不同。”
      综述理解活动发生、进行的过程,语言和意义与理解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它们的存在是互为根据的,语言和意义贯穿了理解的全过程,并影响到理解的内容,进而导致理解的差异,使理解成为可能。而理解也使作品的生命得到了张扬,同时丰富了主体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的生命不是创作主体赋予的,而是理解主体给予的。作品的生命质量往往取决于理解主体的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但归根结底,理解总是以作品为依据的理解,它虽然能生发作品的意义,同时允许理解创造的不同,但还是应警惕衡量尺度的泛化,不能由此导致理解的随意性。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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