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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管重庆与治乱:重庆西站接人攻略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7 04:47:22 点击:

      解放军进入重庆后,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接管,建立一个人民的新重庆。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其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就设在这里。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从广州仓皇逃到这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败退,各地反动代表人物、国民党残兵败将、特务匪徒等共数万名陆续汇集于此,妄图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斗法。寄生在旧社会机体上的一切腐败现象,在这里应有尽有。
      据我们获取的情报和地下党同志的介绍,重庆虽然人口只有120来万,但敌情社情之复杂确为全国之冠。蒋介石为了实现“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妄想,1949年8月和11月先后两次到重庆坐镇指挥。除在重庆市区和周围各县布防重兵外,还特设重庆警备司令部(后改为卫戍总司令部),统辖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约1.8万人)、宪兵第二十四团(约1500人)、重庆警察局警察(约5200人),共2.5万人左右。警备司令部公布“十杀令”,称凡“反抗政府,阻挠政令”、“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造谣惑众”、“聚众暴动”、“煽动罢工”、“鼓动学潮”、“泄露军机”等等,均处死刑。重庆警察局为加强警察的“战斗力量”,从国民党军杨森第二十军调来一批团级军官,换掉了不懂军事的警察分局局长,对各警察单位补充了武器弹药,组织警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同时,加紧社会控制,突击检查户口,逮捕革命人士,查封进步报纸。1949年9月2日,朝天门一居民户因用火不慎,引起大火。由于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平时不管市政建设和消防设备,火起后无力扑救,酿成巨灾,烧毁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座,死伤7000多人,受灾9600多户,灾民4万多人。警备司令刘雨卿、警察局长陈善周(军统特务)召开新闻发布会,嫁祸共产党,造谣“‘九二’火灾是共产党地下分子纵火”,并先后以“纵火犯”、“纵火嫌疑”等罪名,逮捕无辜群众146人,枪杀9人,内有一名13岁孤儿。接着,警备司令部宣布重庆“特别戒严”,实行宵禁。
      解放前,重庆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苦心经营的重点城市。特务组织机构林立,内政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国防部二厅等系统的特务组织多达43个,特务分子8000余人。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行将灭亡的时候,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各特务系统纷纷布置“应变”,制定了潜伏、游击、屠杀、爆破等阴谋计划。其要点为:(1)西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负责与台湾保密局总部联系,将台湾派人带来的潜伏电台、密码,负责具体落实到人;(2)派出一部分特务骨干到郊、县、山区,联络当地蒋军残匪,开展游击活动,与重庆的潜伏台、组互相呼应;(3)在重庆的潜伏人员要利用各种关系作掩护,伺机打入共产党内部,以便“长期潜伏”;(4)将关押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员一律枪杀:(5)对重庆的重要工矿、电厂、桥梁、仓库、广播电台,能炸的坚决炸掉。这些“应变”布置虽然有的已经实施,有些还来不及实施,但都加剧了我们接管的严峻形势。中统特务还制定了《第二线工作布置大纲》,安排了“二线潜伏”人员的活动办法。军统特务举办了所谓“全能训练班”,从台湾调来老牌特务李修凯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专门负责布置潜伏;拟订《扩展游击工作纲领》、《建立游击根据地实施办法》,把各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分别编成“坚忍”、“四一”、“森卫”、“志农”等部队,准备重庆解放时逃往山区组织游击顽抗;从台湾调来“技术总队”,阴谋在重庆解放时实施爆破计划,并专门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确定破坏目标达500多处;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计划,从9月开始即陆续把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中共党员、爱国将领和革命人士300余人,分批集中枪杀。
      当我军向重庆逼近时,国民党特务于1949年11月27日晚,把囚禁在渣滓洞监狱尚未枪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最后浇上汽油将监狱焚毁,制造了震惊人寰的血腥惨案。接着,又组织实施爆破计划,由于我地下党领导工人群众英勇护厂,敌人的阴谋才未完全得逞:全市除5座兵工厂的部分厂房设备、2处电站和1座广播电台被炸毁外,其余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根据地下党同志介绍和我们初步了解,在我军进缄前夕,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长陈善周于11月29日带领亲信溃逃,全市三分之二的警察也跟随逃走,但有一部分警察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大势已去,不愿继续为反动派卖命,留了下来,等待解放。消防大队540名员工全部未走,并保护了本单位的档案和房屋、设备。卫生大队438人也全部未走。这两个大队编造了人员、物资清册,刚一解放就送交市商会,转报人民政府,表示接受领导,愿意为人民服务。骡马店分驻所49名警察,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组织了“渝警解放大队”,自动保护自来水厂。第六警察分局全体140人,由分局长荣时章率领跟随陈善周出逃,走到小龙坎后借故脱离大队,又把110名警察悄悄带了回来。第十警察分局200人,跟随国民党第十区区长起义。重庆市警察局副督察长赵之梁等组织“前警察局人员调查登记处”,没有走的警察先后前去登记的有110余人。这些情况,对我们开展接管工作十分有利。
      12月1日,我们进入重庆,心情十分激动。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彻底崩溃,重庆回到了人民手中,我十分高兴;但要去接管重庆这样一个敌情社情极其复杂的大城市,把军管会公安工作做好,又感到担子很重,责任重大。尽管如此,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迎着困难勇往直前。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正式开始接管重庆市。军管会确定接管重庆的方针是:自上而下地按系统对旧机构及其人员进行接收;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接管首先要求保持完整,避免破坏与损失;其次是将接收与管理结合起来,迅速恢复秩序。在市军管会公安部未接管旧警察系统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组织军队维持秩序,管理社会治安。
      根据军管会的接管方针,我和军管会公安部的同志一道,对公安工作的复杂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接管形势有了统一的认识:第一,重庆是最后解放的大城市,敌特内部已呈空前混乱动摇状态,我党宽大政策的感召,不仅在一般敌伪组织内,而且在特务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必将减少,这为我们分化、争取、教育、使用敌军、政、警、宪、特人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党中央对城市公安接管工作规定了完整的政策,并有各种具体的指示,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我们就会不走弯路,少犯错误。第 三,在干部方面,虽然缺额甚多,但我们已有一批干部准备,并有少数较有经验的和一部分参加过南京接管工作的干部。以现有干部为骨干,依靠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大胆使用群众力量,改造与录用旧人员,缺少干部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第四,公安接管与治安肃特工作,将得到重庆地下党的有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从而弥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情况生疏的不足。
      认识统一后,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接管工作:
      (1)广泛调查研究,掌握各种情况
      12月1日一进城,我就乘车到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白市驿机场调查研究,又驱车去磁器口、渣滓洞监狱凭吊了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死难烈士,全面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接管过程中,我要求全体接管工作人员重视搜集有关敌特的各种文件、证件,统一送交专门机关处理,不得私自毁掉片纸只字;对敌警、宪、特和机关的档案文件,接收后指定专人调阅研究。并组织专门力量,对旧警人员、秘密自首的特务、在狱囚犯、匪特遗留及遣散人员的材料,进行广泛的调查;对敌党、团、宪、特各级机构,依照军管会对行政军事部门的接管办法进行接收。随时掌握敌特动态,除对个别有确凿材料的重要分子,为取得有价值的线索,经市委批准可以逮捕外,一般的非现行犯不予逮捕,以便麻痹敌人,掌握主动,避免发生乱捕、乱抓、乱没收等混乱现象,为下一步展开肃特工作做充分的准备。为此,吸收有关部门成立了情报委员会。
      (2)建立接管组织,划定相应的接管范围
      军管会成立之后,我即组建了军管会公安部。公安部下设第一、二、三、四处和办公室,各处的职责是:第一处,负责人事接管。接管警察学校、负责旧警人员的教育录用处理事宜。第二处,负责特务组织接管。接管保密局、内调局、二厅及干联会等特务系统的各种机构,负责有关匪特材料的搜集研究,以及侦捕、审讯和机关保卫工作。第三处,负责治安接管。接管警察业务部门、消防总队、刑警处、反动党团的市区党部、宪兵系统,负责各种治安行政管理。第四处,负责行政接管。接管旧警察局总务部门、警察医院、乐队、修理厂和各种器材物资,负责管理军管会公安部系统的供给总务工作。办公室,负责公安部系统的材料汇集研究,整理统计及秘书工作。各处视接管范围与需要,下设若干接管小组,以正副科长为组长,具体负责对某一部门的接管。各处在有关业务上与各分局发生指导关系。从12月4日起,我们派出军代表,陆续对20个旧警察分局进行了接管。这些军代表多是独自一人,有的只带一名警卫员就下往分局,工作条件十分困难。加上当时各区政府有的尚无人接管,市领导决定由各公安分局军代表暂时代理各区领导工作一段时间,军代表的任务就更加繁重。
      12月10日,市军管会公安部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在保安路国民党警察局旧址挂牌办公。16日,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全体人员到达重庆,我们即派出干部充实了接管各分局和警察分驻所的力量,以落实接管工作。
      195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我被任命为局长。公安局的组织机构除市军管会公安部原有的一室四处外,增设了第五处(企业保卫处)、公安总队、公安学校和公安医院。同时成立的20个公安分局,每个分局设1室4科,即秘书室、一科(人事)、二科(政保)、三科(治安)、四科(总务)。在旧警察分局分驻所的基础上,建立了100多个派出所。在磁器口筹办了公安学校,第一期招收学员1000多人,多数都是大学生,并将2000名旧警人员送进公安学校继续审查,以决定留用、资遣或其他处理。在此前后,因工作急需,又陆续从二野政治部保卫部、交警旅、西南服务团五支队等单位调来一批干部,从地下党、团员和工人、学生中吸收了一批干警,总共500人左右,充实市局和各分局机构。
      (3)迅速组织力量,协同入城部队维持秩序,消除混乱
      在重庆刚解放,革命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12月1日至6日,重庆市105名各界人士组成临时治安委员会,以范仲渠为主任委员,鲜特生、蔡鹤年、周荟柏、段举之、廖开孝、田得胜为副主任委员,暂时负起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12月5日,市军管会开始向原国民党政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构派出军事代表,与原负责人见面,召集旧人员开会进行宣传,妥善安置、接收旧员工,并大量利用旧人员参加接交清点。军事代表到达旧警察分局后,首先命令其负责人召集留下的旧警人员开会,宣布政策,适当指出他们过去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罪过以及目前应遵守的事项,要求会后立即报到登记,并填造流散人员花名册。命令现有交通、消防、卫生、户籍、刑警等人员立即各守职位,开始工作,在一二日内将主要的交通岗位恢复,三四日内将所有交通警、守望警、驻卫警全部恢复,并迅速恢复交通指挥灯、路灯等设备。与此同时,责令其负责人,填造全部档案、物资、武器、器材清册,准备移交。接收前,从工人、职员中选出代表,组成接交研究组,参加清点委员会,清点物资器材。我们还通过“前警察人员调查登记处”,召集已登记的近1200名旧警察人员开会,宣布解放军“约法八章”,要求他们暂守工作岗位,告诉他们只要听从指挥,老实工作,一律管饭,使他们安下心来。为了保证缄市的生产生活秩序,在接收方法上,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对多数单位实行先接后管,对公用、交通、卫生、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方式。
      (4)协同警卫部队收容散兵游勇
      收缴敌人遗弃隐藏的枪支、弹药、电台及各种军用器材,坚决镇压与防止特务、坏分子乘机抢劫捣乱,保护工厂、银行、仓库、学校、医院、电灯、电话、自来水及其他公共建筑物。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成立,我兼任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警备司令部派出警力对工矿、桥梁、仓库、码头、电台、发电厂、自来水厂等要害部门进行看守,积极配合军管会公安部,加强社会治安的管理。
      (5)宣传公安政策和我们对特务及旧警人员的政策
      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等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市军管会分别召开的工人、学生、妇女、文教、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在他们的带动下,市军管会7个接管委员会和市军管会公安部的领导干部,以及派出的军代表,也分别与有关部门原负责人和留用人员见面,讲解政策,安定人心。我们还通过报纸、广播、布告以及各种会议广泛宣传,号召敌流散官兵自报登记,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实行有功者奖,隐匿不报不缴者罚。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协助我们搞好社会治安、肃特等各项工作,成为党顺利接管重庆的得力助手。
      由于我们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克服了许多困难,从而使接管工作进行得很 顺利。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公安部共接管了国民党旧政权的53个单位,其中警察系统33个,宪兵系统2个,特务系统15个,党团系统3个;接收警察和宪兵3536名;接管旧警察局及各分局档案6074卷(册),其他单位档案约200卷。另外,还接收了一批武器弹药、被服和家具等。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包括市局和各分局的组织机构已建立起来。1950年1月底统计,除公安总队外,全局共有干警4228人,其中2500多名是经过初步审查留用的旧警人员。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开幕,会议总结了重庆53天的接管工作,确定以“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作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刘伯承在题为《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中提出,“要在重庆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保证治安,恢复生产,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以渐次康复起来的重庆,来支援即将完成的解放战争,协助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然后在土地改革完成与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庆市的生产建设,使之稳步地繁荣起来”。重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整个接管工作胜利结束,重庆市进入了民主建政的新阶段。
      重庆解放初期,社会治安混乱。社会上许多冒充解放军的非法组织,如“江汉军区游击队”、“浙赣边区纵队”等,伪造徽章,私刻印信,到处接管,没收汽车,收缴武器,甚至私立政府,派粮派款,鸣枪抢劫。国民党在溃逃时,把全市监狱、警察机构羁押的刑事罪犯全部释放,其中不少是大盗惯匪,一时间抢劫、偷窃、扒窃、凶杀等案件不断发生。有的反革命分子改头换面,伪装积极,企图打入革命组织。有的反革命分子公然在白天枪击人民解放军哨兵,甚至窜到市委机关门口打伤哨兵,在闹市区投手榴弹,在近郊割电线,在仓库附近泼汽油纵火。还有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逃往农村,与潜藏的匪特会合,勾结地主恶霸、惯匪、散兵和反动武装,趁我军主力远在川康前线作战,农村正在开展征粮工作,人民政府忙于城市工作之机,发动武装叛乱。重庆附近的铜梁、永川、大足、荣昌、璧山、綦江等县城相继遭土匪围攻,特务匪徒扬言“谁打进重庆,谁当市长”。更有甚者,市长陈锡联的黄色吉普车从沙坪坝返回途中,在李子坝竟遭到枪击。市内垃圾成堆,厕所粪便不除,大街臭气熏天,乞丐沿街强讨,游民聚众闹事,摊档摆设街心,交通十分混乱。大批散兵游勇流荡街头,抢夺财物,强占民房,无所不为。
      面对这种局面,针锋相对地打击犯罪、整顿治安,迅速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是公安部门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不如此,人心就不可能安定,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接管任务就难以完成,新生的红色政权也无法巩固。因此,我们军管会公安部一开始就采取边接边管、先管再接的办法,一面接收旧警机构,一面抓紧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建立革命秩序。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重庆市军管会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协同警备司令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治乱措施(这些措施大部分是在接管期间实施的,有的措施在接管完成后两三年内仍在继续进行)。
      (一)颁发《禁止非法接管的布告》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乱接乱管现象,市军管会及时颁发了《禁止非法接管的布告》,宣布市军管会是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接管的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所有接管事宜,必须有市军管会的正式命令和函件。非经市军管会批准,任何其他团体或个人接管均属非法。明令取缔了“浙赣边区纵队”、“江汉军区游击队”等非法组织,重点打击了刘大申冒名接管的破坏活动。刘大申原是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的排长,淮海战役被我军俘虏资遣回籍。之后,他勾结国民党第二十一兵工厂任居正等人,冒充“中央人民政府来渝地下工作人员”,先后拉拢蒋军流散人员300多人,于重庆解放的第二天,头戴五角星,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第十一军”臂章,收编了杨森“反共保民军”第一军三营,组成非法武装,有长短枪300多枝;又进一步非法接管了国民党第十一区区公所,成立所谓“解放军人民区政府”,公开张贴布告,向群众派粮索款:还派出武装,“接管”了国民党海军登陆艇、兵工署被服厂和裕华纱厂。12月5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将刘大申逮捕,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些措施迅速刹住了乱接乱管的非法活动,使全市的接管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二)收缴非法武器电台
      市军管会发布《收缴非法武器电台的布告》,宣布国民党军政官吏、党特人员、散兵游勇、保甲人员、反动社团等遗散、隐匿的枪支弹药及无线电台,均为非法武器电台,一律由市军管会公安部收缴。按照《布告》要求,我们深入调查,并召开居民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使得藏有武器电台的人感到压力很大,纷纷交出武器和电台。也有的把枪支抛到大街上或扔到公厕里。到1950年1月22日,收缴各种炮480门,炮弹927箱又11万发,机枪586挺,长枪8471枝,短枪1640枝,子弹2597箱又3240万发,电台40部,收发报机1014部。这项措施对于消除社会隐患,安定人心,起了重要作用。
      (三)收容登记国民党的散兵游勇
      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关于蒋匪军溃散官兵登记办法》的布告,在全市设立12个登记站,协同公安部一起收容登记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由于事前广泛开展了宣传,到12月22日,登记了6500多人,其中将级、校级军官351名。接着,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同时,我们和警备司令部派出检查组,深入旅馆、公共场所搜查,又查出并收容了改穿便衣、逃避登记的3000多人。之后,市里专门成立了“散兵游勇资遣委员会”,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进行审查,基本上按照处理俘虏的办法,陆续遣送回原籍生产。
      (四)侦破各类刑事犯罪案件
      在接管开始的近两个月内,全市发生持枪抢劫案70起,警察一分局所辖4个派出所就发生各类刑事案件400多起。为了稳定治安秩序,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我们大力开展了侦破工作。重点打击危害严重的冒充解放军进行犯罪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从重庆解放到1950年1月20日的50天里,全市破获各种刑事案件735起,其中冒充解放军案13起,抢劫案20起,盗窃案325起,扰乱金融案86起,贩卖毒品222起,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五)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
      1949年12月16日,市军管会发布两个布告,宣布解散中国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反动党团;着令解散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及其所属一切组织,以及其他性质相同的一切特务组织;查封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并着令其所属一切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12月19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又发布戒严令,宣布自12月20日起,每日凌晨零时30分至8时,为警备时间,禁止车辆船只行驶、文娱场所活动及群众集会,无特别通行证者不得在街上行走。为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在搜捕匪特方面,我们首先从搜集材料与寻找线索做起,经过关系人劝说特务前来秘密自首,实行有重点的破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从台湾调来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李修凯是军统少将,曾任国民党“军统人事处副处长”。经过我们做工作,李修凯12月4日晚从住所来市军管会自首,交出2本电台密码、2部CMS特工电台、1份潜伏组名册和特务证件以及一批文件。之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又写出了所知道的军统内幕和一批重要特务线索材料。8日,我和李修凯谈话,鼓励李修凯继续走立功赎罪的道路。后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消息:“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特务李修凯投案自首。”同时刊出了李的“自新书”。12月底,急欲立功的李修凯在大同路德胜剧场遇见大叛徒冉益智,将其扭送至公安局。
      与此同时,重点挖掘特务的潜伏组、台和游击头目。到1950年1月中旬,破获22案,逮捕29名(军统22人,中统4人,其他特务3人),缴获电台5部,收音机8部。对其他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我们有意识地采取麻痹、让其暴露的策略,以利发现线索,收集材料,深入侦察,除有现行破坏活动外,一般不予逮捕。依靠地下党同志和早期派遣入川的情报人员,走访知情群众,利用特情关系,审查自首特务的交待,查阅敌伪档案等,广泛细致地开展调查,发现线索材料2800多件,为进一步镇反肃特打下了基础。
      1950年1月8日,我主持召开市公安局会议,研究敌情和对匪特全面作战的准备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刚解放时,敌特闻风丧胆,纷纷逃散隐匿;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看我们动静不大,又陆续潜回城市,开始露头,加紧阴谋活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的宽大政策软弱可欺,妄图负隅顽抗。因此,我们必须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狠狠打击特务、盗匪的破坏活动。
      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重庆市委的指示,经过半月的充分准备,1月18日凌晨,我们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集中进行了一次大逮捕。由陈锡联市长、我和警备司令部王毓怀参谋长组成指挥部,组织公安干警和解放军官兵1万多人参加战斗。当天,我和陈锡联、尤太忠坐车在街上巡视,看到特务和受蒙蔽的人吓得把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的旗帜、委任状,还有枪支、弹药、电台等扔得满街都是,缴枪、自首、检举的也不少。到下午1时,共捕获特务、土匪、恶霸、烟毒犯等130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侍从室少将、警察局督察长舒栋材,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军法官周特生,“校场口事件”元凶、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吴人初,中统分区主任谢雨樵等。收缴电台5部、密码2本、手枪10枝、黄金300两及一批其他罪证。这次逮捕的大都是浮在面上的敌人,所以采取了快抓、快审、快放的办法,用他们引出暗藏的重要的敌人。上午捕人,下午电影院、戏院、茶馆等照常开放营业,一些反动头子以为没事了,又出来活动。当晚我公安干警把徐贵林从第十八分局看守所押解至市区石板坡监狱关押审讯。在监狱里,他拒不交待罪行,还伪造供词。此后几天,渣滓洞脱险同志相继到监狱辨认,大家不约而同地肯定“他就是渣滓洞监狱的‘猫头鹰’!”1950年5月4日,根据广大干警和受害群众的强烈要求,我决定用市公安局的名义写报告给重庆市委,请求对徐贵林处决。16日,市委书记张霖之作出“准杀”的批示,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徐罪恶的一生。
      在第一次大搜捕之后,一些逃脱的匪特又蠢蠢欲动。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我们在5月19日又组织了第二次搜捕。我和公安局的其他几位同志组成指挥小组,再次出击,逮捕特务匪徒416名,再一次打击了反革命的猖狂气焰。
      (六)整顿码头秩序
      解放前的重庆码头(包括木船、搬运、提装)都被伪工会控制,而伪工会又全被封建把头所操纵。解放后他们继续为非作歹,破坏水上运输。1949年12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重庆市委派出60多人的码头工作组,到各码头整顿秩序,维护水上交通。工作组经过广泛宣传教育,在码头工人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民主选举产生了由50多个码头工人组成的临时代表会。我们公安部配合整顿,对五大码头作了全面调查,先后逮捕了一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和独霸一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大恶霸。临江门的恶霸连绍华,既是封建把头,又是中统特务,解放前曾打死20多人,强奸工人家属20多人。他有妻妾5人,全是霸占来的。在七星岗黄家垭口举行的有两万多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上,当审讯员征求群众量刑意见时,“杀!杀!”吼声竟持续了近1分钟。朝天门恶霸谢雅南,也是中统特务,解放前他为了占地盘、夺码头,多次挑动工人械斗,致死10多人,伤残数十人;在“较场口事件”中,谢雅南带领流氓打手破坏会场,行凶打人,还冒充“被打伤的工人”会见记者,恶毒污蔑共产党。像这样的封建把头,一经逮捕,工人群众无不兴高采烈,扬眉吐气。1950年1月22日,市军管会明令废除码头封建制度,解散伪工会,码头工人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积极性空前高涨。随后,工作组发动、组织工人成立了重庆码头工会筹委会,建立了码头的正常秩序,使水上运输有了保证。
      (七)整顿交通秩序,加强市容管理
      重庆解放的十数天,城市十分混乱,交通无人指挥,干道上各种商贩摊位摆了三四层,车辆不通,行人难行。特别是一些冒充接管和强占的汽车横冲直撞,车祸不断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在依靠人民解放军加强管制的同时,我们公安部一开始就集中整顿交通秩序。首先把114名旧交警组织起来,在几天内恢复了市区39个交通岗的指挥,到12月25日,全市54个岗台全部恢复上岗。各分局划出41个摊区,说服动员6000多个摊贩离开交通干道,进入摊区定位经营。对强讨硬要的成群乞丐和明目张胆沿街聚赌者,及时予以处置。配合金融整顿,取缔了充塞街道的银元买卖市场。我们还组织清洁大队整顿市容,到12月24日,街上堆积的垃圾大部分已经清除,共运出垃圾70车,约9900担,大粪1530担。军管会还公布了《汽车登记暂行办法》,规定从12月9日起至29日止,军车向警备司令部登记,其他车辆向公安部登记,分别领取登记证。全市划出停车场93处,规定汽车、马车、人力车分别停放,大街上不得随意停放车辆。通过这些工作,基本上保证了交通顺畅,行车安全。
      (八)加强户籍管理
      解放前,国民党重庆市民政局和警察局虽设有户口管理机构,但资料不 全,管理不善;解放前夕溃退时,又毁坏了大部分户口册,以致我们入城之初对户口难以管理。为此,我们市军管会公安部组织力量对城市户口进行了摸底,通过调查核对,迅速掌握了底数。1950年1月20日,由市公安局颁布了《重庆市户籍登记管理办法》,建立了出、入、生、死、结婚、离婚、暂住人口等登记制度,为进一步健全户口管理打下了基础。
      (九)加强消防安全
      重庆是座山缄,依山建房,竹木为材,街窄巷多,极易引起火灾。虽然国民党消防大队的540名员工未走,由公安部全部接收,但其消防器材极为简陋,全市仅有常备救火车11辆,救火艇2只,人拖轻便泵10部,云梯4架,以及一部分进出水带等破旧工具。我们接管后,对消防安全十分重视,首先组织消防员工到街头进行防火宣传,帮助居民修建比较安全的炉灶,组织群众储备沙袋,把仅有的消防池装满水。同时清理修补器材,加强值班值勤,保证能随时出动。50多天内共出动扑灭火险7起,未酿成灾害。
      (十)割除痈疽
      1950年3月中旬,市政府成立了收容处理妓女、游民、乞丐的委员会,下设3个收容所。我们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处理社会游离分子的联合指示》,自3月开始,结合收容无业游民,重点进行收容改造妓女的工作。从民政、公安、妇联、卫生等四个部门抽调干部,在歌乐山第三收容所成立妓女改造机构,开展改造妓女的工作。帮助她们戒除吸毒恶习,治愈性病:提高觉悟,学习了解政府的各项政策;克服依赖思想,树立自强自立的信念。还关怀她们的生活,发给她们衣被等日用品。经过教育改造,这些被长期悲惨生活麻痹了的妇女恢复了自尊心,戒掉了吸毒恶习,治愈了性病,为自谋生路、重新做人打下了基础。至1952年底,全市共收容妓女6000余人。收容所经过与有关单位联系,安置就业2274人,结婚领养133人,其余部分妓女、少数老弱病残则转教养院生产自救,此外还有游民、乞丐7800余人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1951年7月,市政府公布《重庆市违警罚则》,对奸宿娼妓者明确了处罚规定。通过整治,娼妓卖淫的现象被基本消除。
      我们根据公安部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庆市违警罚则》,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所有赌场,查禁一切形式的赌博活动。1951年查获赌博案件近千件,查处赌徒3000余人。我们报请市政府批准,以市政府的名义发布《关于严禁赌博活动的布告》,并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宣传,要求有赌博活动的违法人员到公安机关坦白交待,登记悔过;对参与赌博活动的人员,区分情况采取措施,加强教育管理;对赌博情节比较严重、屡教不改的人,酌情给予惩处;对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抽头为业的赌头、赌棍,则依法公开处理。通过上述措施,公开的赌博受到遏制,赌场不复存在,群众自觉抵制赌博活动,赌徒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了。
      (十一)查禁烟毒
      重庆在清末即是云、贵、川3省鸦片的主要集散地。军阀刘湘统治重庆时期,实行“寓禁于征”政策,成立鸦片烟商“特业公会”,烟毒在重庆形成了一个公开的行业。国民党政府迁来重庆后,蒋介石一面高喊禁烟,一面下令由其禁烟督察处统管烟土征税和运销,从军阀刘湘手中接管了鸦片生意。重庆接管后,市政府制定了《禁烟禁毒工作计划》,成立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彻底禁止鸦片烟毒的布告》。根据这些精神,我们会同警备司令部在朝天门、土桥等交通要道设立军警联合检查站,查缉反革命和贩运毒品活动,堵截毒品流入。同时,对重大贩毒案件线索开展专案侦察。1950年先后破获反动军官范公武贩毒800两案,大毒犯刘基斌结伙贩毒1100两案,惯犯王家骥为首利用民航飞机空运毒品案等一批现行案件。10月19日,召开全市公判处理大会,处决了范公武等四名制贩毒品的首犯,并当众焚毁毒品6000多两。至1951年春,全市破获贩毒集团200多个,贩毒案件2万多件。在严厉打击烟毒犯的同时,我们狠抓组织烟民戒除吸毒恶习的工作,仅市内即设立戒烟所及戒烟小组729个,对自愿进所的1800多名吸毒者督促施戒。未进所的吸毒人员,则由当段户籍警和家属亲友督促施戒。政府还拨出大量经费,配制各种戒烟药品,组织医务人员到所义诊。正是基于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坚毅决心、果断措施和妥善办法,全市施戒瘾民2万多人,绝大部分戒掉了恶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由于采取上述一系列整顿社会治安、治理混乱局面的措施,重庆逐步建立起了革命新秩序,社会治安迅速好转,有力地保障了各项接管任务的胜利完成。1951年春节,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范庄的机关礼堂举行春节团拜会,邓小平向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员祝酒,之后,他抬起酒杯分别向大家敬酒。当他走到我跟前时,对我说;“明辉,你做了许多工作,把乱糟糟的重庆治理得很不错,来,干一杯!”这让我非常激动。因为,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和全体公安干警的鼓励和鞭策。
      (摘自《刘明辉回忆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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