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学主体性的建构与救赎是一个事关文学总体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在社会诸领域的分化以及彼此关系的不断变化中，这一问题的现实症结和聚焦点也发生相应变化，就文学批评和研究而言，与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利用直接相关，在经典认定、文学史撰写、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等方面出现新的失衡和偏颇，对文学本体重视程度的下降、研究重心的转移、文学内部研究的萎缩等都影响到文学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维护，使救赎之路在复杂困境中尽显曲折和艰难。
关键词：文学主体性 文学批评 救赎 经典 文学场 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5―0008―03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文学评论，特别是当代文学更是如此，但就广义而言，文学批评是依据相关理论、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分析、评判活动，自然包括文学研究的各个侧面，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和职能是确立经典。就当代文学而言，经典的确立主要通过文学史的撰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现状批评等来实现，这些都是各有侧重的文学批评方式。现状批评可视为充满芜杂的因素和“对话的喧声”的文学史的雏形，现状批评包括对最新涌现的作家、新近问世的作品以及最新文学(文坛)动态的评点、梳理、分析与判断，也包括对文学发展趋势的预测、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基于新的视角对经典作品和非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这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文学批评以其永不枯竭的活力推动着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更新，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文学场域”中，文学批评活动以及文学评论者对权力关系的生成和运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根据不同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文学批评和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焦点和特点，大致而言，或以作家为中心，以其“人”推论其“文”；或以作品为中心，以其“文”求证其“人”；或作家、作品兼为中心，揭示文学生产者与其产品之间同构或异质的因素，并探寻同构或异质背后深隐的原因；或就某一语词和问题进行词源学和谱系学的梳理和追溯，烛幽显隐，得出与历史共识或结论大异其趣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或介入思潮和论争中，表达一己之见，并不断增加自己的“象征资本”；或从文学接受和消费的角度观照文学生产；等等，不一而足。
文学成为独立主体，并不意味着它的孤立和封闭，恰恰相反， “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就是内外关系格局的生成和变化的过程，文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主要表现为从对政治的绝对和唯一的依附关系变为与“政治场”、“经济场”等其他场域并行的“文学场”，并且有机会在与其他场域的博弈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和利润，在“文学场”内部，文学批评与文学生产、文学流通、文学消费等场域内部诸因素的竞争关系也遵循这一原则。因此，文学的自主性是在各种“关系”中得以呈现的，并随权力关系角逐的变化而变化。处于场域内外力量角逐的复杂境遇中，文学批评及其从业者的角色地位等都主动或被迫发生了许多调整、变化，文学批评家话语权的谋求与攫取的方式和途径也不再是单一和唯一的，过去藉由政治认同的正确与虔诚、政治身份的崇高与纯洁而拥有文学阐释的权力和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法则和运作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的覆盖与渗透，“经济场”对“文学场”的“折射”作用越来越明显。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呈现出一种虚假的、泡沫式的繁荣，与书籍出版更多由经济因素决定、新作发布会、作品研讨会如雨后春笋、不绝如缕、广告式评点、“红包”批评满天飞等现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另有一些评论家则反其道而行之，以“酷评”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而且很多所谓以否定性批评为主的“酷评”，其频频出笼是作家和批评家共谋和精心运作的结果，以此吸引读者和大众的眼球，获取“双赢”的市场效应。
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领域诸因素也不得不实现市场化转型，于是文学创作变异为文学生产，作品成为商品，评判标准受到利润实现方式的影响和左右，文学批评活动很大程度上沦为帮助批评对象走向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助推器和润滑剂，批评家与作家之间较政治一体化时代出现了新的脱节与失衡，很难呈现那种既平行、平等又相关、对话的良性关系模式。由于评判标准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经典的建构和认定方式呈现差异性甚至互否性的丰富和驳杂，这种状态中的繁荣无如说是一种无序和混乱，经典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已经先于文学和艺术而“死亡”，由于现代社会特有的对宗教和类宗教的意识形态教条的“除魅”作用，任何话语都失去了先验性和神圣性，证之于经典亦不例外，人们首先会质疑“谁的经典”以及经典生成的程序、合法性等问题，一体化时代唯一的不容置疑的“经典”及其认定方式受到巨大挑战，几乎被解构殆尽，而以“另类”的解读和阐释方法解构“经典”的文本以其新意和理论运用的前瞻性被奉为“经典”，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便是个贴切的例子。
具体到历史的一个分支――文学史，或更具体到当代文学史，建国以来直到新时期文学勃兴的二十世纪80年代，基本上处于尝试和未定稿状态，如此薄弱的状况，一方面源于其时限的切近胜，“史实”的搜求、梳理和“史识”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积累和沉淀，但更主要的约束力量来源于官方掌控话语的体制，随着一体化的松动和裂解，依据不同史观、由集体或个人撰写而成的当代文学史纷纷面世，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大热点。但细加辨析，不难发现，产生这一热潮的根本动力既来自当代作家、诗人们“人史的焦虑”，更来自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对政治让渡出来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的分割和抢夺，两相叠加，导致文学史著作数量的极度膨胀，但就内容而言，不免大同小异，真正呈现出新颖殊异的文学观、经典观、史观的著作寥寥无几，很多只是在同一平面的重复写作。当然，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也支持并助长了这种“量”的复制和增殖，很多文学史是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被生产出来的，必然存在“学术性”和“普及性”难以两全的困境。这也反映出在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史”与“诗”的分裂和失衡，重心向“史”的倾斜，暴露了文学批评家欲借“史”仍很强大的权威残余使自己的话语权重得到轻而易举加分的隐秘心理，在作家和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文学史的一个章节和一篇全面详实的评论文章相比，前者的优势和影响效应是后者无法匹敌的。因此， “经典”标准的混沌和“经典”本身的贬值并没有妨碍批评家们抢占和利用“文学史的权力”的迫切心情，确立“经典”已不再是撰写文学史的主要目的，它让位于一个更大的目标――话语权的攫取，而且只有拥有了话语权，才有可能进入与文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商榷和争论。史学的研究和文学的研究以及不同的话语形式以其重心的差异，呈现出高低轩轾的现实状态和走势，不可否认。批评家重“史”轻“诗”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合理化选择，但长此 [ 2 ] 以往，必然导致文学内部研究的萎缩，助长了文学的边缘化和消亡。
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作的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部分，“作者把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之类不属于文学本身的研究统统归于‘外部研究’，而把对文学自身的种种因素诸如作品的存在方式、叙述}生作品的性质与存在方式、类型、文体学以及韵律、节奏、意象、隐喻、象征、神话等形式因素的研究划入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一区分是否科学合理姑且不论，但它使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点、侧重点等的差别变得清晰起来。研究者一般在写作之前就已设定理论框架、研究范畴和向度等，方法和路径经此烛照而日益明确。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依然存在着自身的分裂、隔绝乃至歧误和悖谬，导致片面的畸轻畸重的现象。打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整合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将作家、文本、社会时代因素等并重之类的期许至今仍是一种高悬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缺乏内蕴启示、可资借鉴的典范示例。
作为“新批评”的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文学理论》的作者特别为之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辩护，他们反对将“外部研究”导向“因果论”和“决定论”的极端，并指出“外部研究”的四个“起因谬说”，强调作家和文本研究――尤其是从作家和文本研究出发的重要性。可以看出，作者在梳理文学研究之种种方法和向度的同时，表明了将文学的“内部研究”视为狭义的文学研究的倾向，显示出对文学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文学本体、本质研究的重视。
正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概括和区分，长久以来，文学研究沿着内外有别的两个向度发展，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诸多文学类型和批评范式的命名，这些命名之间不免驳杂交叉，各自所指和能指之间也存在着种种裂隙，出现概念难以界定和界定不清、区分不明的矛盾和困境。统观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外部研究”多于、重于“内部研究”，“史”的研究多于、重于“诗”和“文”的研究，理论框架和理性态度在研究中起着毋庸质疑、不可动摇的涵盖、统摄和指导作用，文学特有的感性、感知、感悟的一面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庸，在一些以坚持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相标榜的极端主义者那里，感性、感知、感悟等渗透着研究者鲜明个性从而也是无法量化和普范化的成分，甚至作为不具有真理性和可信度的赘物必须剔除净尽。按照韦勒克和沃伦的划分，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存在着畸轻畸重的现象，在其各自内部亦是如此，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理论”、“史”、“批评”的凸显和膨胀， “文学”的萎缩乃至退隐，前者对后者的凌驾、任意利用和遮蔽伴随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沦于边缘和萧条的困境，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巨大变局中，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诸多因素斑驳杂陈，相互缠绕，更使文学遭遇空前的本体存在和具体生存的全面危机，与“文学何为”、“诗人何为”的质疑息息相关，我们有必要检讨文学研究和批评对此危机所负和未负的责任以及所起和未起的作用。
客观而言，打通内部和外部、整合宏观和微观是文学研究中一个需要在观念和方法上具有形而上超越性的命题。实现这一命题，目前不仅仅是难度的问题，更是态度的问题，是在潮流和功利的强大裹挟力量下，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显然，批评家们对“创新”和“深刻”有本能的迷恋，又有难以释怀的困惑，既摆脱不了被人所共言、众所向往的“创新”和“深刻”牵着鼻子走的盲目和茫然，也无法缓解把捉不住“创新”和“深刻”而生的惶惑和焦虑。毋庸置疑，“内部研究”在彰显“创新”和“深刻”方面有其局限性和更大难度，它很难借助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如今被视为“显学”的诸多外部资源，它更多执守于文学本体，这种局限造成的“内部研究”的薄弱，从批评家的选择角度来总结原因，则分“不屑为”、“不能为”或两者兼而有之等几种情况。两相凑合使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畸形失衡格局日益严重，这直接影响了文学主体性的建构和巩固，抑制了文学自主原则的落实和阐扬。
众所周知，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创新”和“深刻”首先且主要依赖于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化，因此，批评家们对“创新”和“深刻”的迷恋主要表现为对理论的虔敬和迷信。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中国的文学理论也如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主要来自西方，或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殖民，或主动选取和引进，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无论以何种姿态和方式获得的这些异域和异质的理论资源，都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即，首先要考量它们与中国文学的实践和当前症结是否具备一定程度的契合性，这决定了理论阐释的有效程度。中国人普遍认同“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渴望在新新顿起的世界潮流中位居前沿，宁可盲目冒进，不愿担保守落伍之名，对理念、方法、理论的引进亦抱此种赶超的心态，只重皮毛的绚丽，不求内部肌理之甚解。在引进之前和之初，对这些“批判的武器”很少进行“武器的批判”，理论武器常常脱离了其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工具、手段的本质，转而成为高高在上、自行推衍的独立系统，它与研究对象的相关性甚是可疑，或风马牛不相及，或驴唇不对马嘴，或以拼贴取代嫁接，致使强扭的瓜不甜，甚至大行肢解之术，戕害文学作品的生命，徒留一片狼藉。文学阐释和批评与作品之间缺乏必要的相关性、及物性、契合性以及恰当的对话渠道和交流方式，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何来?实际上，这已造成了另一种失衡的现状―刨作式微、滞后而理论膨胀、过剩。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同艺术模仿生活、生活亦模仿艺术一样，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或说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产生了类似的反向互动关系，在批评家致力于削作品之“足”以适应理论之“履”的同时，作家也在自觉按照时髦理论进行创作，力图将某种显明的理念或模式组织进作品中，不是理论向观照对象的靠近，也非平等，对等的两相凑合，而主要是作家和作品单方面、无条件地向理论投降，这种投怀送抱式的“媚雅”，与向大众和市场的“媚俗”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文学批评获得了虚假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作家也藉批评家头头是道、彰显“深度”的评论赢取了不同于金钱利润但对未来赚取物质利益颇有助益的“象征资本”。这种合作的结果是理论改写了作品，作品却不能改变生活，只能对生活做一种简化和变形处理，产生哈哈镜式的呈现效果。我们看到太多类似被改写的生活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泛滥成灾，这种复制嗜好愈演愈烈、不可遏制，会使文学自行拔除了其赖以为生的现实生活根脉，成为理论的仆从和批评家的玩偶，彻底丧失了自主性和自由度。
文学自主性的救赎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复杂的问题，理清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和自身的症结实非易事，但我相信，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切入并矫正文学场域内外的种种偏颇、畸形、失衡、倒置的现象，是大有可为和极有价值的，其不俗成绩和非凡意义最终必将导向并有助于文学主体性的救赎。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