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尔文·柯立芝政府与国会围绕美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两次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麦克纳里——豪根法案》。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一战后美国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按照卡尔文·柯立芝政府的农业理念和政策来推进的，具体作法是通过经济力量引导美国农业的发展以逐步摆脱农业萧条状态，持续推进农业职业培训教育，切实提高农民和农业劳工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农业；卡尔文·柯立芝；国会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149-06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政府时期（1923～1929），恰是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变时期，也是农业逐步失去主导地位的时期，因此农业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矛盾的焦点之一。这一时期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辩论将经济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进而引导全民进行关于农业发展的大讨论，政治精英、农民、劳工和企业都参与到这一大辩论中来，其中尤以卡尔文·柯立芝政府与国会的辩论斗争最为激烈，从而开启了一战后美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艰难抉择。国内外研究成果多是侧重于《麦克纳里——豪根法案》本身及其运动，而对卡尔文·柯立芝政府没有深入分析和研究。本文侧重于以卡尔文·柯立芝政府为中心，关注1920年代经济繁荣中的“另类”——农业，通过卡尔文·柯立芝政府与国会辩论来明晰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对于农业发展问题的积极干预和调节，拟纠正大众对卡尔文·柯立芝政府“无为而治”的印象。
一、辩论的背景
为适应一战大量农产品的需求和增加利润，美国农民在1917年～1918年大量盲目借贷、运用新式农具等机器以开垦成千上万的处女地来促进和扩大农业生产。但从1920年开始，随着欧洲农产品市场的萎缩，美国农业逐渐进入萧条期，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1920年～1921年间，棉花的价格从1磅1美元降至20美分；谷物价格降幅达到10倍，以1吨煤的价格为标准，1919年6蒲式耳谷物和其等值，但到1921年需要60蒲式耳谷物才和其等值。农产品价值也急剧萎缩，以农产品255000000吨为例，“1919年，价值大约是15423000000美元。而在1921年，价值仅仅是6934000000美元，2年后价值达至8489000000美元”。农产品价值的萎缩，造成了农民收入的急剧下降。“1919年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大约是1774美元，1920年下降到964美元。1921年，通过不是完全相类似的数据得出是1075美元。1922年，农业部通过对6000个代表性的家庭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是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971美元”。农产品价值的萎缩，也加速了农场的破产速度。“在1905～1914年期间，平均每10000个农场仅有1.5个农场破产，而到1920年就上升到20个农场，1922年上升到21.51个农场，在其余的二十年代时期都持续在100个农场左右”。农产品价值的萎缩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下滑，造成了农业劳工生活的窘迫。以农业劳工按照每年每月的平均工资为基准，“1920年，寄宿式劳工工资是47.24美元，非寄宿式劳工工资是65.05美元。1921年，寄宿式劳7～7～资是30.25美元，非寄宿式劳工工资是43.58美元。1922年，寄宿式劳工工资是29.31美元，非寄宿式劳工工资是42.09美元”。美国农业的流动资金投入持续下跌。当时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格林（WilliamGreen）认为农民处于经济烦扰之中，投资金额利润在持续下降，他指出：“从1920年以来，投入农业的资金已经亏损了20000000000美元。”
在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前，1920年～1921年的农业危机相对于19世纪的农业危机（1819年、1837年、1857年和1893年）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一战之后，农业、农业劳工和农民问题特别突出，一直困扰着1920年代的美国社会。为了应对农业在一战之后的萧条局面——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和农民收入的降低，促使农民通过各种方式来探寻拯救农业的方式和方法。一些农民积极地加入到激进的劳工组织，并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的政党或联盟，如华盛顿农民劳工党、爱达荷进步党、俄克拉荷马农民劳工重建联盟。这些政治组织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的政治生活。而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却认为解决目前农业困境“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就是由农民自己来经营至回归到收益水准”。1921年5月，参议员威廉·凯尼恩（WilliamS.Kenyon）邀请中西部和南部农业州的参议员到华盛顿探讨当时的农业问题。后来这些议员被认为是代表农业地区利益的“农业集团”（FarmBloc）。这一集团开展了积极游说政府和争取国会立法的运动，从而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运动，将农业问题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自此开始，来自中西部和南部农业地区的强大农业集团推动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以便运用国家的力量找到解决农业问题的方法。这一时期，在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农民和劳工也进行有效合作并影响国会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劳工的法令。192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信贷法》（AgricultureCreditsAct）。该法的目的是为了稳固国家农业的利益，提供个人信贷的便利，主要内容是“农业地产银行系统承担着向国家农业贷款，但可以提供长期的贷款，期限从6个月到3年。……根据该法令设立联邦农业贷款银行附属的12家农业地产银行。农业地产银行对银行、信托公司和信贷股份公司所握有的农业票据再贴现，并凭借仓库收据可向合作组织和其他农业集团提供为期6个月至3年的贷款。在当局授权之下为了农业目的，银行和相关机构能够发行可担保信用的公司债券，这将会使原来的资本扩大10倍”。该法规定“审核员负责审查、检查和控制某些农业信贷公司向农民贷款。这些公司仅被授权赋予贷款的扣押权——扣押货仓农产品和牲畜。农民被要求农产品作为抵押贷款，农业信贷公司的最低资本股份是250000美元”。这些资金贷款实质上是被用于干预农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以促进农产品市场和主要股票的稳定。随着该法的实施，美国农业开始出现初步的好转。 二、辩论的展开
面对美国农业的境况，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1923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政府没有什么复杂的救济方案，没有制定价格的计划，稳定农业的任何资金也不会求助于公共财政。简单和直接的方法是农民自己操控农业，这是唯一真正的重建源泉。”而当时的农民依然坚持其古老的信条：“深信‘人民’必须控制政府；政府必须抑制拥有不对称财富和权力的极少数人的自私自利的倾向。”因此，农民希望通过政治道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这一时期许多农民开始支持新兴的计划——政府分配过剩农产品的机制。这个计划源于莫林拖拉机公司经理乔治·皮克（GeorgeN.Peek）的计划。乔治·皮克、查尔斯·麦克纳里、吉尔伯特·豪根、农业部部长亨利·坎特维尔·华莱士（HenryGantwellWallace）等人一致认为：“关于农产品的公正价格是必须的，以国家当前一般的价格指数为准，将战前农产品的价格挤入到一般价格指数当中去。这种比率价格需要每年进行估算，并通过波动的关税进行保护。”
1924年，来自农业地区的俄勒冈州参议员查尔斯·麦克纳里（CharlesL.McNary）和衣阿华州众议员吉尔伯特·豪根（GilbetN.Haugen）首次向国会提交了解决农业问题的议案，后来命名为《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McNary～HaugenBill）。《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的内容主要是：“一是关于紧急情况问题，规定了实施农产品紧急状况法案的条件和采取的措施。二是关于管理机构问题，成立一个美国农业进出口委员会，由包括农业部长在内的5名成员组成，其中4名成员由总统直接任命。行政委员每年的薪俸是10000美元。三是关于公司问题，成立美国农业进出口公司。该公司有权管理、经营市场、加工、购买和销售基本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以下特权：订立合同；以仓储管理人的身份担保管理仓储业务；拥有负债证明书，为避免可能的风险买进和卖出国外货币。该公司出售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不低于比率价格（RaftoPrice）；在国际市场以获得的最佳价格为准。四是关于价格问题，目前农业产品的价格是比率价格为基准，通过综合考虑1905～1914年农产品和商品价格以及当前劳工部的价值指数得出。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是不低于比率价格。五是关于关税问题，对国外农产品实行高关税，保证国内农产品不低于比率价格。”该法案得到中西部农业地区农民、农产品销售企业和乳制品企业等相关农业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小麦产区的农民最为积极。对于该法案我们应该看到：设立行政委员并发放薪俸，这无形之中还扩大了官僚机构，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比率费用主要是以均衡费（EqualizationFee）方式由授权公司或者其他人支付，关于均衡费问题，名义上是费，实质上是强制性的税。但该法案辩解说“这是为了维护商业秩序而实施征税权的有效实践”。这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消费价格，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因正值1924年的总统选举之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对于农业问题表现得非常谨慎。1924年，卡尔文·柯立芝一直宣称当时不确定《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是否有利于农民和农业劳工，他说：“因为目前该法案的争论非常激烈，如果我的调查使我得出该法案有利于农民的结论，我将支持该法案；如果是另一种调查结果，这将使我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不想支持该法案。”而新进步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M.LaFollette）却明确提出国家要为农民利益保证农产品价格。在罗伯特·拉福莱特中西部地区的10次演讲中有4次涉及农业问题，“在堪萨斯城，他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在第蒙城，他批评联邦贮备体系的反农业政策”。罗伯特·拉福莱特的总统竞选理念不是反映新兴无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思想，而是在走第三条政党的和平道路，这也深深地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农民喜欢投票给罗伯特·拉福莱特，因“拉福莱特看起来清楚地表达了农民对于通过调整社会和经济秩序而获得巨大财富的犯罪分子的愤怒和厌恶”。
从1924年到1929年，该法案几经修改，逐步扩大农产品的救济范围，但主体内容依然是1924年版的。该法案多次被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国会代表提交国会，这与农民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关于美国农民家庭的情况，1928年美国国会档案文献记录如下：“最后的人口统计报告认为10%的农民能够使用自来水；7%的家庭能够使用天然气或电力；大约38%的家庭使用了电话。在一些农民喜欢居住的地区，这一百分比会高一些。”这就促使农业集团一直在通过国会立法来帮助他们解决目前的困境，而且他们认为《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是农业摆脱困境的妙策。1924年，卡尔文·柯立芝表示理解《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的客观性，但他说：“我目前还不能够相信该项法案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理由是它还处于专家的调查和评估之中。”对于早期的《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在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内部意见是不一致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是反对该议案的；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是支持该议案的，希望农业部参与到这项活动中；当时的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并没有进行调停和表达明确的意见。1924年7月，该项法案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1924年10月，支持该法案的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去世，这对于农业集团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而卡尔文·柯立芝政府也由此逐步统一了意见。1926年5月，该法案在国会又一次没有通过。1926年10月，当时的财政部长梅隆也对《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该法案将会增加消费五大农产品消费者的生活支出。我们将会出现愚蠢的景象：美国将用公共财政补贴五大农产品的生产者，结果是降低了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同时有助于国外的消费者，他们将会获得低于美国水平价格的美国产品。”卡尔文·柯立芝认为：“过去和未来成功的第一要义是政府的节俭，消除许多不必要的浪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进一步说，自1921年以来，联邦政府已经为农业问题付出了诸多行动，“放松贷款、鼓励合作市场、实施农产品及其农业研究、改进运输状况、增加关税、减少税收以及调节包装公司、牲畜围场和仓储”。所有这些措施使得卡尔文·柯立芝相信农业问题已经成功地被控制。 在1925年的总统咨文中，卡尔文·柯立芝说：“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决定保持他们经济的独立自主，他们也不喜欢政府进行干预。”但农业的消费指数在持续地下滑，“小麦的消费指数从1909年217磅下降到1925年的180磅。马铃薯的消费也下降了，1925年的消费比1919年减少了4磅，即下降了8000000蒲式耳或者是下降了总产品的2%～3%”。因此，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和农业集团争辩得非常激烈，互不相让。为了尽快挽救农业危机，农业集团将农业问题和国家森林问题合并起来提出法案。1926年2月10日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写给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官方文件中说：“我们的会谈涉及参议院会议574号文件，关于一项法案：提供合作以保护濒危的农业和自治区的利益，并且保护在圣巴巴拉、洛杉矶、圣贝纳迪诺和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免于火灾。我请求你进一步地考虑该法案对国家和联邦政府的重要性。……我希望尽快获得100000美元的财政拨款以使得该委员会尽快在第一年进行高效地工作。……因此我建议该法案能够被修改以在1927年6月30日结束时获得不超过100000美元的财政拨款，其余的拨款可以被延迟到1931年6月30日结束。”1121（17）上述议案的具体财政拨款是“截止到1927年6月30～1931年6月30日，每年的财政拨款是200000美元”。
1926年12月修正的《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将稻米产业和相对繁荣的烟草产业放入日用品的保护之列，这使得这两种作物的农民很支持该议案。中西部的共和党人认为麦克纳里一豪根运动给他们提供了保持国会地位和控制共和党的机会；而民主党人认为这次运动给他们提供了1928年胜选总统的机会。当时国会中的一位民主党领袖亨利.雷尼（HerLryT.Rainey）说：“一些农业领袖认为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会否决该议案。如果他那样做了，那么在1928年只有上帝帮助共和党人竞选总统了。”1927年2月，国会顺利地通过了麦克纳里一豪根议案，“在众议院214票赞成，178票反对；在参议院是47票赞成，39票反对”。
1927年2月27日卡尔文·柯立芝否决该议案，其缘由是：“它是对农场的一种奖励；支持狭隘的农民群体观，仅仅包括耕种棉花、玉米、水稻、烟草、小麦和养猪者；为了保护一部分农场主和农民，运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在国内市场人造定价。最后的结果就是农场主不顾国内市场的萎缩，继续扩大产量，运用该法案在国际市场上倾销美国农产品，最终造成国际市场的关税壁垒。”简而言之，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认为：“该法案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它侵犯了行政权威，并且它的条款导致生产过剩，将伴随膨胀，甚至不可避免的崩溃……还将产生巨大的官僚机构。”遭受了1927年的重大挫折之后，在新的第70届国会中，农业集团的力量再次集结，并游说其他团体支持该法案，还将该法案扩大到所有农产品。在1928年，《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再次在国会两院被表决。4月2日，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该法案：53票支持，23票反对；5月3日在众议院也获得巨大胜利：204票支持，122票反对。
但1928年5月，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又一次否决了该法案。自此之后，这一时期农业发展道路的大辩论也进入了尾声。卡尔文·柯立芝详述了否决的理由：“一是关于定价问题。该法案伪装了政府定价的法规；通过政府控制购买和销售农产品的法规很明显是政治手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计划。……经济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尝试的恐怖和无效。二是关于平等费的问题。这是该法案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出售税费的问题。这绝非仅仅是对生产者的捐助，这是对商品转换给消费者时的征税，这种负担是显而易见地转嫁给了消费者。……这些税款或费用将不是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而是为了加工商和出口商这些特殊集团的利益而让出这些补助金……该法案实质是运用政府的强制权力去实现某些特权组织的利益，实际上设想出一个比上述措施更加罪恶昭彰的雇佣实例来，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三是广泛的官僚主义。这史无前例的官僚主义的苛政将会令整个国家底层的农业企业和经销商非常失望。涉及许多不同的等级、数目和各种商品的成千上万个合同将会和下面的委员会签约。该委员会由以下企业组成：4400家面粉厂，1200家肉类包装工厂，3000多家棉花和羊毛工厂，2700家食品加工厂。四是鼓励中间人谋取暴利和浪费分配经销。如去年否决中指出的那样，该法案的措施看起来对于国家的农民减轻萧条是可信的，实际上该议案仅仅是对出口公司、包装公司、面粉厂、食品加工厂、纺纱厂和其他加工企业有利。他们的利益被明确地确保了。五是刺激生产过剩。该法案抵制如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经济法。提高价格减少消费，但他们还增加生产。这两个条件恰好给整个计划招致灾难。六是有助于国外的农业竞争者。这个令人惊异的建议将会提供给国外劳工比美国更加便宜的食品，这是以美国农业企业的花费为代价的，因国外农民不会担负和美国一样的费用，国外的农民是通过削减劳工的工资来降低食品价格的。……这项法案不可避免地刺激生产商通过在世界市场倾销生产过剩产品来增加出口。同时，这将带来世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将很快达到很低的价格以致于全国的农产品批发也缩减，这期间伴随着道德败坏和某些巨大损耗。……进一步说，当该委员会以低价持续地向国外市场倾销时将直接导致和许多国家的冲突，因这些国家也实行抛售和类似的贸易法规，并且他们也保护本国的农业企业。因此我们会面对这些消费国家疯狂的报复性歧视。这将使得我们过剩产品的市场变得狭窄，逼迫我们进一步减低价格，结果是我们加重了同等税收。”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坚定地反对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认为这一法案违背其政治信念，这种政府确定农产品的价格将践踏农民所珍视的独立性，指出“政府从事买卖农产品的行为是定价行为，运用政府的资源有选择地帮助一部分人，这是不公平的，并且具有潜在的不能实现的官僚主义的困惑”。
其实，《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实质上是变相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不仅不会调节农业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还会鼓励农民继续扩大再生产，结果会造成美国国内农产品的膨胀，也会造成到国外倾销过剩的农产品，这都会造成已经解决的一些农业问题再次出现。农业集团确实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忽视美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在1926年，农业集团不支持1926年的《铁路劳工法》。 实际上，卡尔文·柯立芝也在关注美国农业问题，倡导农业合作思想，组建农业合作社，这可以脱离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控制。因“3家大烟草公司购买将近美国烟草产量的50%，13家面粉工厂购买50%的小麦产量，3家包装公司购买全国25%的牛和猪。6家制造厂生产农业机械”。所以，卡尔文·柯立芝极力推崇和支持《柯蒂斯——克里斯普法案》（Curtis～Crispbill），该法案规定“美国将设立联邦农业委员会，通过运用250000000美元贷款给农业合作社，以使易腐烂的农作物远离市场过剩的危机”。但遗憾的是该议案却没有获得农业集团的认同和支持。
几经修改的《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最后还是由于卡尔文·柯立芝的农业治理理念和政策与农业集团的农业政策相矛盾，最终没有变为美国法律。但这场农业发展道路之争最初是单纯的农业治理理念和政策之争，最后转变为政党内外竞争的政治问题；广大美国农民、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卷入其中，展开了全民关于农业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拯救处于萧条的美国农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影响了以后政府处理农业问题的政策。农民通过这次运动直接获得了在华盛顿的利益代表，为以后影响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奠定了基础。
几经修改的《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已经背弃了农民和农业集团的初衷：减轻农业贷款的困难；控制经销商和中间人；提升协调市场的能力和复苏国际贸易。甚至其领袖级人物参议员查尔斯·麦克纳里也将这场农业救济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他“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寻求在参议院领导层建立稳定的地位，农业救济也不是他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也再一次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将经济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是行不通的。
三、辩论后的农业发展之路
正是在与美国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过程之中，卡尔文·柯立芝及其政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农业发展之路。
卡尔文·柯立芝本人非常认可农业在美国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1925年12月美国农业局的联邦会议上，卡尔文·柯立芝说：“美国农业的力量、品质和伟大造就了美国的力量、品质和伟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卡尔文·柯立芝将运用行政力量去解决农业问题，更不意味着他将支持花费国家巨额财政收入的麦克纳里一豪根法案，而是要通过经济的力量进行引导和调节。卡尔文·柯立芝在1926年总结美国国家繁荣的原因时更加明晰了他的观点，他说：“我们国家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以下三点：一是由于国家税收的减少和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二是消除了各种浪费；三是全面提高了效率水平。”卡尔文·柯立芝的农业政策吸收了汉密尔顿的农业思想，认为“农业的繁荣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础。制造业必须依靠农民，不仅因为农民提供食品，而且因为他们销售商品”。卡尔文·柯立芝的农业合作思想与其佛蒙特的农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早在1890年，为了自己的羊群，卡尔文·柯立芝的父亲在佛蒙特农场和邻居建立了纳什奶酪工厂。面对自1921年以来的农业萧条局面，卡尔文·柯立芝鼓励进行经济政策引导。卡尔文·柯立芝根据基本的经济原则得出结论，认为造成农业的困境是“‘中间人’包括农产品的加工商和销售商占据了太多的利润，农民应该自愿地有秩序地进行合作以便获得更大的销售利润份额”。
当时的农民依然停留在杰斐逊的农业思想状态一一每人拥有一块土地并拥有持续购买土地的权利。农民的思想相对于工业化的新思维已经严重滞后，他们在被动地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农民的生活窘困，他们的收入持续下降。“在一战之前的5年期间内，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96美元。1918～1919年，他们的收入多于1200美元，但1921～1922年他们的收入下降到292美元，这是在过去15年中最低的收入。自此之后，1922～1923年和1923～1924年，他们的平均收入仅为396美元”。农业劳工也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国家的繁荣，他们被国家忽视了，他们在1920年代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报酬。所以，农业劳工也一直在寻求国家的帮助。
为了解决农业劳工问题，卡尔文·柯立芝政府积极贯彻执行1917年2月生效的《史密斯一休斯职业教育法》（Smith-HughesVocationalEducationAct）。该法规定：“推广技术培训作为公共学校计划的一部分”。这项培训已经解决了男孩和女孩的许多实际问题。“在10年之后，关于农业的职业培训资金达到3000000美元，关于家庭经济的资金达到600000美元”。仅仅从过去的5年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职业培训取得的骄人成绩，“联邦政府发放给农业职业培训教师的工资是10418460美元，这5年之中参加培训的男孩在农业之中的创收是23637924.25美元，也就是每1美元回报率是2.26美元”。正是在该法案的实施之下，接受培训的人数急速增加，“14～18岁的劳工接受业余的系统理论培训，人数从1918年的18000名增加到1929年的300000名”。劳工的技能水平得到飞速的提升，也提高了就业率，这有力地缓解了一战之后农业萧条局面下的农业劳工就业问题，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卡尔文·柯立芝政府的农业发展之路就是国家重视农业的发展地位；珍视农民的独立自主性，鼓励农业进行合作，减少销售的中间环节；在不浪费国家财政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促进农业的发展繁荣，增加利润；加强农业的职业培训，创造最大的产值；通过经济诱导的方式，逐步改变农业的经济结构，协调农业、农民、农业劳工和农业企业的和谐发展。卡尔文·柯立芝的农业发展之路的关键是农民的独立自主，核心是农业的发展繁荣，实质是国家进行经济和社会政策引导，不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去，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农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