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诙谐文化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民间叙事的一种典型代表。它通常以笑话、故事、谚语、俗语、顺口溜、歌谣等形式出现。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主要分析其语言的诙谐性。贾平凹、莫言、韩少功、毕飞宇、谭文峰、刘醒龙、刘玉堂、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中，均包含了很多民间诙谐文化。这些民间诙谐文化有些单纯出于娱乐目的，体现了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可读性和艺术性；有些则含沙射影，带有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还有些借助知识者叙述的修饰，使民间诙谐具有了雅致的幽默风格。
关键词：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贾平凹；莫言；韩少功；民间诙谐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211-06
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是全民性，其次是包罗万象的。民间诙谐文化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民间叙事的一种典型代表。它通常以笑话、故事、谚语、俗语、顺口溜、歌谣等形式出现。巴赫金还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首先，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节日活动中与之相关的诙谐表演。其次，是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包括戏仿体作品）。第三种是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广场言语，包括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民间诙谐文化作为人类追求自由快乐的一种精神，渗透着民众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它解开了民众身上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枷锁，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包含的民间诙谐文化曾长期不被人们重视，且被排斥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之外。但当巴赫金以狂欢化理论阐释了拉伯雷之后，却吸引了很多人对拉伯雷及其《巨人传》进行研究，而且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再阐释也逐渐接近了民间文化的本质。
本文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主要分析其语言的诙谐性，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民间诙谐文化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贾平凹、莫言、韩少功、毕飞宇、谭文峰、刘醒龙、刘震云、刘玉堂、赵德发等作家的作品中，均包含了一些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容。这些民间诙谐文化的功能及特点大致有三点：有些单纯出于娱乐目的，体现了老百姓的审美趣味；有些则含沙射影，带有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还有些借助知识者叙述的修饰，使民间诙谐具有了雅致的幽默风格，提高了小说的审美品位。
一、以民间诙谐文化充实内容，塑造人物，提高作品娱乐性
诙谐文化在民间常以多种形式出现，相应地在文学作品中也常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1.通过日常笑料、生活细节等展现民间诙谐文化，从而提高作品的可读性
贾平凹是一位善于借鉴民间资源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常对一些日常笑料、诙谐细节多次使用，让人不免为作家创作素材的贫乏而担忧。这一方面表明作家很重视这些民间诙谐文化对小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醒作家应该进一步深入群众当中，搜集更广泛的素材。《秦腔》中有多处笑料：“人傻钱多”的电报、大象与蛇斗嘴、判断生男生女、过了四十的女人不像女人等。这些笑料既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农民的心理特征，又表现了民间制作笑料的诙谐机智，同时也反映了民间诙谐文化粗俗和藏污纳垢的一面。
莫言是一位善于吸取民间狂欢色彩入小说的“心血来潮”式作家。他的一些小说由于直接引用民间顺口溜、笑料，或采用排比、夸张、戏仿等狂欢式叙述方式，使内容充满滑稽、戏谑色彩，具有明显的诙谐风格。如《白棉花》前半部分的语言风格很诙谐，尤其文中生动叙写了方碧玉的一个诨名“日本尿素”的来历。作者写“小日本科技发达”，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小”字，很生动地把蔑视、肯定与取笑融为一体。这是抓取生活细节而产生的诙谐文化，而且那样的生活细节也许只有走过那一段时光的人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2.通过人物对话、行动等表现民间诙谐文化，使人物形象更立体生动
贾平凹的《高兴》中，五富邋遢，无聊时便翻裤腰捉虱子，但又爱点面子，捏起一个东西丢在地上，便掩饰着说：“我还以为是只虱子哩！”而刘高兴偏爱揭他的短，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哩！”又如，刘高兴普通话不好，却自我安慰说：“普通话是普通人才说的话，毛主席都说湖南话的，我也就说清风镇话。”这些人物语言及动作在贾平凹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有出现。说明作者很重视利用这类笑料充实小说内容，而这些笑料也恰恰能揭示农民虚荣、自欺欺人等心理特征，能为塑造他笔下的人物服务，同时也给作品带来轻松娱乐的阅读快感。
刘震云的《手机》从总体风格上，充满诙谐色彩。如严守一要给张小柱回信。信写好，找他爹要八分邮票钱。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正在气头上，兜头给了严守一一巴掌：“说句话还要钱，我靠！”一个动作一句话便把农民的吝啬、粗鲁形象地勾勒出来，真是言简而意丰！
韩少功是一位善于理性思维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也很重视对民间诙谐文化的借鉴。他的短篇《末日》开篇就写地震带给农民的恐慌，其中一个老汉与队长的对话体现了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农民对地震是怎么回事缺乏科学的认识，但又想探个究竟，所以他一连串地问队长到底是谁要“震”的？逼得队长无法回答，就用文革式语言对付他：“是美帝国主义要震！美国，你懂不懂？就是在朝鲜和越南丢炸弹的坏家伙。他们觉得炸弹不过瘾了，晓得我们也有原子弹了，就发明地震。明白了吧？”这样大家哦了一声，都表示恍然大悟。这里面的对话恐怕也只有农民式的思维才会出现，其中的滑稽与诙谐不言自明。尽管这种诙谐不一定是农民故意制造，或者有作者创造的成分，但比较符合农民的特点，既反映了农民的滑稽可笑、无知愚昧，又表现了队长以势压人的粗暴作风和故作聪明的官僚作风。
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非常写实，但也偶尔利用一下民间诙谐文化。如写封合作由于去过两次南方，不得不学说普通话，所以在村民会上不自觉地冒出一两句普通话味道的家乡话，便有妇女们暗暗发笑，小声说：“哎呦，书记跟南方人串了花了。”串花本意是指植物因花粉杂交而产生的变异现象，在这里却被爱取笑的农妇们诙谐地活用了。 3.通过民谣体、顺口溜等形式的民间诙谐文化充实内容、表现人物
贾平凹的《秦腔》中有一些民谣性质的笑料，如赵宏声把引生的创作转述给夏风听：“鬼混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恋爱；霸占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结婚；性冷淡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贞操；阳痿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坐怀不乱。”作者把这段笑料安到引生身上，表现了引生的创造性思维。其实，引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疯傻之人，他主要缺乏的是正常人的理智和自控。他对白雪的痴情，他的很多心理活动，都透着正常人的心理，甚至比正常人更真诚坦荡、更纯洁无私！
莫言的《白棉花》中提到一首充满诙谐色彩的“摘棉歌”：“八月里来八月八，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眼前一片白花花，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这首歌谣显然充满了民间话语的粗俗直白色彩，尤其是最后一句，把农民渴望财富的迫切心理以及劳动时紧张欢快的气氛生动地展示出来，从而造成一种漫画式的诙谐风格。莫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有这样几句：“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这里“我爹”的两句话充分体现了农民的实在与诙谐。小说中还提到村子里的老光棍因为迷恋两个漂亮的女右派而自编传诵的诗歌：“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百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这样不避粗俗的诗歌恐怕也只有在乡土民间才能听到。
山东作家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写初中文化的生产队长刘玉华，外号业余诗人，他的诗作基本采用顺口溜的形式，如“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个体劳动则不行，不管你多么有水平”、“苹果树大家栽，一人发财不应该。虽然承包有合同，不合理的应该改。公家嫂子实可爱，近年变得有点坏。作风问题还在其次，关键是钻进钱眼儿里出不来”等等。这些顺口溜式的东西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往往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从而体现了民间诙谐文化的娱乐色彩。而且，这些俚俗生动的民间笑文化是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中提到封大脚老年时逗孩子们玩的“颠倒语”：“颠倒语，语颠倒，蚂蚁过河踩塌了桥。四两的葫芦沉到底，千斤的碌碡水上漂。漂什么漂，摇什么摇，老鼠逮着个大狸猫。东西胡同南北走，出门见了个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石头，倒叫石头咬了手……。”这样的颠倒语是农民闲暇时的娱乐，充满了诙谐逗乐的滑稽色彩，体现了农民对待生活的机智与乐观。颠倒语的产生或许与民间某些黑白颠倒的现实启示有关。《缱绻与决绝》中还有一辈辈流传下来的充满生活乐趣的童谣：“吃了饭，没有事儿，背着筐头拾盘粪儿，攒点钱，置点地儿，娶个媳妇熬后辈儿！”还有儿童们自发编唱的用来讥诮封老汉的童谣：“老懒虫，老懒虫，懒出一包花花脓！懒得捏，懒得挤，唧哩唧哩拉薄屎！”这样的童谣在成年人看来可能没什么乐趣，但在孩子们心中，却充满了逗乐色彩。如果从潜意识分析，孩子们可能通过取笑别人的弱点（尤其是成人）来证明自己的优势，从而弥补自己受压抑的弱小地位；同时，集体起哄色彩的说唱本身也在单纯的孩子们心中充满挑战和刺激色彩。因此，他们会乐此不疲。其实，有很多民间诙谐文化都是弱小者在反抗强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4.借用戏仿体造成一种戏谑化的小说语言风格
莫言采用戏仿体的方式达到诙谐效果的小说很多。《司令的女人》中多处戏仿民间快板和四言诗句，如爱好写诗、开口就合辙押韵的李诗经老师的话：“司令同学，请你上前；抬起你脸，擦擦黑板；小心灰尘，迷了你眼！”小孩子受李诗经影响，顺口编的：“司令司令，你这懒种；日上三竿，太阳晒腚。东洼放牛，南洼割草；沟里摸鱼，河里洗澡；你去不去？不去拉倒。”还有吴巴给一个外号叫“茶壶盖子”的女知青写的赞美诗：“‘茶壶盖子’，味道真妙；好像馒头，刚刚发酵；好像鲜花，刚开放了；闻到她味，没醉也醉，闻到她味，三天不睡。”光第一部分，类似的四言快板就有九处之多。而且不同的人编的四字句体现了不同人的特点，李诗经的刻板善良、小孩子的调皮捣蛋、吴巴对女性的亵渎式迷恋等都有传神的体现。到了第五部分，近两千字基本上都是以四言句为主进行叙事，后面几部分也多处采用四字句，充满了戏谑色彩。《司令的女人》中的另一个诙谐风格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口语土语、秽语脏话的运用。如“我”和姐姐的对骂，姐姐骂“我”的话虽然很土，但借用了从知青那里学会的“宇宙”一词，暗示了农村人对城市和文明的向往。总之，这些四言快板、土话脏话等的运用，都体现了莫言天马行空、荤素不忌、百味杂陈、肆无忌惮、自由随意、泥沙俱下的语言特点。
二、以民间诙谐文化进行讽刺批判，以引起警醒
1.利用对联、民谣、谚语等形式，造成一种讽刺批判的诙谐效果
贾平凹善于引用一些民谣、对联、政治谚语、社会谚语等进行讽刺和批判。他在《废都》中借收破烂老头说出十余首民谣，这里摘取其中一首：“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这类民谣诙谐生动，讽刺批判了社会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现象，是对社会病态症候的形象概括。读者可能对书中很多内容淡忘，但对这些生动的民谣会有深刻印象，因为这些民谣体现了民间文化既活泼诙谐又深刻警醒的一面。还有对五种作家进行讽刺批判的民谣，既体现了民间文化的诙谐、尖锐、犀利，又展示了其粗鄙化的一面。《废都》中还有一幅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幅对联反复使用的只是小学生都认识的六个简单字，但通过顺承、转折等技巧，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进行了尖锐讽刺，从而被老百姓传为笑谈。所以，民间诙谐文化一方面点缀了小说的内容，另一方面又通过小说进行了推广和普及，从而具有了全民性特点。贾平凹的《秦腔》中也有一些具有讽刺色彩的笑话、民谚、对联等。比如赵宏声给夏风提供的写作素材：“党出烟咱出肺，党出酒咱出胃，党出小姐咱陪睡，党出贪官咱行贿。”类似的新民谣都带有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性。 谭文峰的《乡殇》中有很多充满讽刺意味的诙谐民谣，如关于领导下乡的：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中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跟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又如关于领导检查的：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酒桌见个面，拍拍肩膀好好干。还有关于官僚腐败的：早上当包公，中午当关公，晚上当济公。又有：要想换口味，多开大小会，要想多喝酒，基层走一走。还有说农村医疗的：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说农村教育的：三个教师两间房，收了学费没课堂。这些老百姓的口头文学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还不乏深刻，真是精彩！类似的还有何申的《年前年后》，其中有一部分写乡长李德林到岳父家拜年，家里人边打麻将边说笑，说笑的内容有民间对子和笑话，大致都是揭露或讽刺某些现实中的不正之风。这样的诙谐话语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娱乐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民间话语对现实的讽刺批判态度。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有一幅对联：富人犯大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大犯小法的坐监牢。这是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民间演绎。这种批判现实的尖锐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算是触目惊心！民间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批判性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只是在小说中出现，但其尖锐的批判色彩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这样生动简洁犀利的话语便于在社会上传播，反过来也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拿小说与社会作比较，并进一步结合社会创作出更多类似充满讽刺批判色彩的民间诙谐语。同时，社会上流传的民间诙谐文化又进一步成为作家创作的素材。这就是文学与生活的互动，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作家与读者的互动。
2.借用人物形象达到讽刺批判的目的
韩少功的短篇《末日》是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次尝试。作者主要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农民孙泽彪的形象。当年鲁迅笔下的阿Q要闹革命，因为革命了，他就可以有权、有钱、有女人。而现在《末日》中的孙泽彪要地震，因为他自己没有好房子，也没有老婆孩子可担忧。他看着那些有家有财的人为地震而焦虑，就觉得心里十分舒坦。他还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地震，来增加别人的恐慌以满足自己的心理平衡。他还做了很多美梦，哪些人要死，哪些人该活，哪个女人归自己，等等。他所想像的震后自己的生活蓝图，和当年的阿Q做的“革命美梦”差不多。孙泽彪这一形象本身就带有小丑的滑稽性，整篇小说的风格也充满诙谐与讽刺色彩。
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中的杨税务是一个充满农民狡黠智慧的人。他在文革时期创造了一种既能敷衍上级又能指导下级工作的“矛盾话语”。如，他说：“打狗很重要，啊，打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战争年代，你正要采取个夜间行动，狗叫了，你说咋整？现在呢，又有狂犬病，你不打，让它一咬，毁了，神经兮兮的了。一个庄要有那么三十五十个的狂犬病人，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屁也建不成！当然喽，抗旱也是很重要的喽！我看你们村的地都干得跟鳖盖子样的了，那还不抓紧抗旱？还打狗呢，分不出个主语谓语来！”这段话前面是上级指示，“当然喽”后面才是他真实的意图。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他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他是用“当然喽”引出农民的心愿，以农民的智慧来化解政策的失衡，从而抵消官方话语对人们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文化中所谓的“听话听后音”。而且，这种通过插科打诨、戏谑反讽等手段对政治权威话语的弱化，其实也是一种体现讽刺和批判的“脱冕”行为，体现了民间文化中诙谐、乐观、智慧的一面。
3.通过故事情节产生讽刺批判的效果
山东作家张继的《杀羊》写得诙谐有趣，充满讽刺色彩。村里为了迎接上面的检查，要把全村人召集起来学习计划生育。但村长知道没有好处，就不会有人到场。为了吸引较多的人到场学习，村长以杀羊喝羊肉汤为诱饵，结果前三天场场爆满。但村里没钱，村长不舍得真杀羊。于是，第一天骗群众说羊跑了；第二天又骗群众说羊太小，明天再添只大的一块煮；第三天骗群众说羊被主人牵走了。全村人白上了三天课都没喝上羊肉汤，才觉醒被骗了，第四天坚决不到场学习了。然而检查团偏到第四天才来，村长看无法再蒙骗，就狠心真杀了自家的羊。但检查团来时，全村人还是没到场学习，因为都在喝羊肉汤呢！小说最后，村长带着媳妇的抓伤（因为媳妇心疼被杀的羊）去见了乡长，却获得了乡长的谅解。这篇小说一波三折，把农村基层干部的狡黠、无奈和农民们讲究实际、爱占小便宜的特性生动地刻画出来。其中虽有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的形式主义弊端的讽刺，但由于诙谐的风格，对农民的不觉悟和对村干部狡黠的讽刺批判，还是温和委婉了很多，甚至不无同情色彩。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提到农村搞计划生育碰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缠着计划生育工作组，非要代儿子做结扎手术，工作组不同意，老头反将工作组的头头训了一通，说他们挫伤了他计划生育的积极性。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民间笑话！是计划生育工作组的工作没做到家？还是农民太顽固、狡黠？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思想观念对农民影响太大，尤其是老式农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特别是执行者的专横武断，没有做到人性化管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民间诙谐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具有自由自在的娱乐性、关注现实的批判性和藏污纳垢的粗鄙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还有一类作品把民间诙谐文化与知识分子叙述相糅合，尽量摒弃民间诙谐文化的鄙俗色彩，使作品不仅具有笑文化的内容，还提升了小说的幽默气质。
三、民间叙述与知识者叙述结合，以凸显雅致
民间诙谐文化有时在作家笔下是原汁原味的，属典型的民间叙述，如前面的很多例子；有时又加进知识者的修饰，往往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感，从而形成民间叙述与知识者叙述的融合。
莫言在创作中善于吸取民间诙谐文化，再结合知识者叙述的修饰，从而使作品充满滑稽、戏谑色彩。八十年代末写的《欢乐》就充满了民间诙谐色彩，如女历史老师骂杨麻子的脸是“鸡啄萝卜皮”，杨麻子反过来讽刺对方长满雀斑的脸是“今夜星光灿烂”。《欢乐》中的村主任能说会道，既会似通非通地运用官方话语，又能通俗易懂地操作民间话语，也亏得这样的人才能作乡村基层干部。当抓计划生育的干部找到家门，高中生永乐与他们发生争执的几句话十分滑稽好笑：“你们一点人道主义精神也不讲吗？村主任狐疑地看着你，约有五分钟，才喘息般地说：你得了什么病啦没有？这是农村！”这有点秀才遇见兵的感觉，也是强悍的民间叙述与绵软的知识者叙述之间的交锋，当然以知识者叙述失败而告终。因为这是在农村！莫言在新世纪写的《生死疲劳》中，白氏劝西门闹收迎春为妾的原话（肥水不流外人田）以及叙述人的评语（通俗易懂又语重心长），诙谐生动，读了让人哑然失笑。 和莫言类似，毕飞宇也在“向后退”，也就是向民间寻求资源。毕飞宇善于把民间诙谐通过知识者含蓄的叙述表现出来。他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代表作《玉米》，就有几处令人发笑的地方：玉米对高老师很钦佩，因为她曾经教过一道有加减乘除又有括号最后得零的数学题，而三姑奶奶对此评价是：“高老师怎么教这个东西，忙了半天，屁都没有。”这体现了农民讲究实用的生活观。彭国梁寄给玉米的信被一群年轻人拆开看后又用唾沫沾上了，玉米气得口出恶言，把信扔到地上。而麻子大叔偏偏捡起信，厉声对那群年轻人说：“唾沫怎么行？你看看，又炸口了！”他用饭粒粘好后交给玉米说：“这不好了。”玉米气得浑身发抖，麻子大叔却安慰道：“再好的衣裳，上了身还是给人看。”麻子大叔的思维方式是他那个年龄的农民特有的，与作为少女的玉米的敏感好面子恰形成反差，从而造成诙谐效果。玉米在经历了初吻的甜蜜后，心里想：“恋爱也是个体力活呢。”一向敏感内向沉稳的玉米一下子具有了轻松诙谐的气质，这难道不是爱情的力量？！王连方与有庆家的通奸被有庆撞个正着，有庆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呆在那里，而王连方竟说：“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王连方在走出有庆家门时，还自言自语：“这个有庆哪，门都不晓得带上。”这样的诙谐真让人咂舌！也许只有嚣张的村支书才能制造。当王连方不当官了，去找有庆家的而遭到冷遇时，误以为是有庆家的势利，就依然很嚣张。竟一个人躺在有庆的床上一字不差、一句不漏地唱完了整场《智斗》，等于是用嘴巴敲了一阵锣鼓。王连方嚣张的报复方式让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真是一般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
贾平凹的《秦腔》中有多处笑料似乎缺少知识分子叙事的雅致，但关于“赠书”的笑话则蕴含了多重含义，显得趣味不同：被赠者对书的漠视反映了知识不被重视的现实，赠书者二次赠书的“呆气”与执着反映了作者不肯与社会同流合污的知识者脾性，有一种不识时务、桀骜不驯、甚至戏弄人的恶作剧心理。现实社会中这样“呆气”的知识分子恐怕很少，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可爱吗？
韩少功《暗示》中有一篇《残忍》，开篇写“文革”中的批斗现象：
……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汉寅爹并不擅长斗争，虽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说不出什么道道。挨斗的若是老人，若是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他还会递一把椅子过去让对方坐下。“你这个贼禽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
他横着眼睛呵斥。
汉寅爹的批斗乍看很粗鲁野蛮，但一把椅子就透露了他的善良，尤其“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真是传神！这一句话便把生产队长顺水推舟、貌似威严的表情刻画得活灵活现，掩机敏于粗鲁，藏善良于诙谐。作者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结合起来，寥寥数语，便把生产队长老练、粗鲁、机敏、善良等多种性格因素展示出来。再看《暗示》中的《镜头》一篇中，有这样一段：
那时的电视节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而且包括太多打农药、水稻密植一类的科教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啊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啊！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机子，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作者通过农民特有的思维和观念，尤其是通过农民与知识者思维和观念的反差来反映民间的诙谐文化。这里面的趣味真是妙不可言！
以上几位作家在处理民间诙谐文化时略有不同，莫言是热情洋溢地投入，狂欢般地表现；毕飞宇是冷冷地观察，简要地勾勒；贾平凹是尽力地还原，默默地修饰；韩少功是理性地分析加戏剧化处理。所以在作品中所产生的幽默效果也略有不同。莫言的幽默让人开怀，毕飞宇的幽默让人惊叹，贾平凹的幽默让人欣喜，韩少功的幽默让人思考。
民间诙谐文化由于其娱乐性利于在民间传播和扎根，从而为作家搜集小说素材提供了资源；而进入小说的民间诙谐文化又进一步为其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民间诙谐文化与小说之间产生的互动也就是现实与文学、文化与文学之间产生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近年来，民间诙谐文化已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民间诙谐文化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形影不离，当下盛行的电视小品、相声、娱乐短信、网络笑话等等也充分展示了民间诙谐文化的巨大能量，弥补了官方严肃文化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民间诙谐文化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渗透到更多领域。这一现象兴盛的深层原因大概与当下社会的大众性、消费性、娱乐性等后现代特点有关。
总之，民间诙谐文化具有自由自在的娱乐性、讽刺现实的批判性、藏污纳垢的粗鄙性和机智风趣的幽默性等特点。赫尔岑说过：“要是能撰写一部诙谐史，那是非常有趣的。”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对民间诙谐文化的借鉴，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可读性和艺术性，也实现了讽刺批判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幽默品格。我们应该发挥民间诙谐文化的有利因素，克服其粗鄙性，利用它丰富民众的精神领域，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