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历来备受关注。一方面，是他38岁称帝，在位48年，享年85岁，可谓寿星皇帝；另一方面，他在政治、军事、经史、佛学、诗文、音乐、绘画、围棋、书法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可谓多才多艺。在军事方面，因南梁与北魏以淮水为界，双方常在淮水展开拉锯战。梁天监六年（507年），以萧衍为首的南梁乘淮水暴涨之机，水火并作，大败魏军。萧衍也曾大手笔修筑浮山堰，图以水代兵，夺取寿阳（今安徽寿县）。然而，该堰存世仅四个月即溃，兵败垂成。于是，在此之后，世间便多了一段梁武帝萧衍与浮山堰的谈资。
“堰，拥水为埭也。”即今天所称的大坝、水坝。浮山堰位于今江苏泗洪县、安徽五河县、明光市三地交界处。淮河有三峡，自上至下依次为峡山口、荆山峡、浮山峡。浮山原称临淮山，因“山下有水穴，淮水泛滥，其穴即高；水减，其穴还低。有似山浮，亦号浮山”（《太平寰宇记》）。南北朝时期，地处南梁与北魏交界的寿阳本为南齐疆域。南齐末年朝政腐败，北魏趁机攻占寿阳，将其纳入北魏版图。南梁建立后，双方在淮河沿岸经常发生拉锯战，寿阳作为北魏进攻南梁的前沿阵地，对南梁威胁很大。
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北魏降将王足用“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巨野泽”的童谣，建议萧衍在浮山峡筑堰，阻遏自西向东流淌的淮水，迫使淮水上壅，以水代兵，漫淹魏地，趁机收复寿阳。梁武帝萧衍派水工陈承伯、材官祖暅考察论证工程的可行性。考察的结论是“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一心想收复寿阳的萧衍听不进谏言。最终，按照“二十户取五丁”的比例，征发徐州、扬州民工和军队共计二十万，由太子右卫康绚任总指挥，从南面的浮山、北面的瀺石山同时筑土，在淮河中心合拢。
工程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施工技术方面，浮山堰的基础为颗粒极细的粉沙滩地，筑坝合拢并不容易。梁天监十四年（515年）四月，刚刚合拢成功的浮山堰，马上又被淮水冲溃。有人认为，这是水中蛟龙乘风雨所致，蛟龙性怕铁，用铁器才能镇蛟龙。于是，“乃用东、西冶铁器数千斤沉之”，结果仍不能顺利合拢。最后，砍伐周边树木做成“井”形木笼，将石头填入其中，再用沙袋将缝隙夯实。这个方案很有效，只是耗材巨大，淮河两岸百里以内木石不管大小全被用尽。民工肩挑背负，病死无数。时值夏日，瘟疫蔓延，“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屋漏偏逢连夜雨。工期内又遇寒冬，淮水、泗水全部结冰上冻，“浮山堰士卒冻死者十七八”。为修此堰，南梁所耗费人力、物力由此可见一斑。另外，还有施工干扰。浮山堰开始施工的前一年，由于寿阳地势低洼，又连降大雨，因而造成大水入城、庐舍皆没的惨相。如若淮水上壅，寿阳势必不保。于是，北魏从舆论上开展批判攻势：“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同时，派杨大眼在荆山峡驻军镇守，派镇东将军萧保寅决浮山堰，对工程进行干扰。
梁天监十五年（516年）四月，历时三个年头，浮山堰终于修成。该堰“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资治通鉴》）。按魏晋南北朝时期1里约合今0.4158千米、1丈约合今2.412米推算，该坝长约3742.2米，下宽约337.7米，上宽约108.5米，高约48.2米。“即令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水坝之一”（《中国人史纲》）。关于浮山堰的技术特点，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其《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这样写道：“（浮山堰）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座大坝，蓄水量可超过100亿立方米，淹没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堪称大观。……在堰顶上有两侧各筑了一道子堤，子堤上还种了杞柳，对于特别长的子堤来说，设子堤可以节省大量土方，栽杞柳可以防护堤岸，上游子堤还有防浪作用。这是我国坝工建设中关于防浪墙的最早记载。”
随着浮山堰蓄水位的不断抬升，向西行进的壅水很快淹没了淮河两岸数百里土地。魏军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在硖石戍修建浮桥，并在八公山东南修筑魏昌城，将居民移到附近的高岗上，以防洪水上壅。水位继续上升，浮山堰的威胁逐渐由上游向下游转移。梁军一方面在堰东面开口放水，让水东流下泄，降低水位；另一方面，向魏军前鼓吹不怕打仗，就怕开口。魏军信以为真，在浮山堰上游“凿山深五丈”，引水北流。这样，我国水库建设史上最早的两道溢洪道便产生了。即便这样，“水日夜分流犹不减少”。天监十五年（516年）九月丁丑，由于淮水暴涨，“张豹子不复修淮堰”，浮山堰在建成四个多月以后第二次溃坝了。这次溃坝“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皆漂入海”。
萧衍的雄心壮志成就了一项世界级的大工程，只是这项大工程的基础并不牢固。一是大坝基础。浮山堰的位置接近淮河下游，峡口内覆盖层为细沙，基础条件较差，不适合修堰建坝。二是理论基础。拦腰建坝违背了“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越接近下游，蓄水量越大，溃坝的概率便越大。
千百年来，人们对妄图“以水代兵、以害人始，以害己终”的梁武帝和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浮山堰诟骂不已。
与萧衍同时代的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这样评价：“梁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
北宋文学家秦观在《浮山堰赋》中写道：“粤萧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争衡。信降虏之诡计兮，阻汤汤而倒证。哀死者之诡万兮，孤魂逝其焉游？运徙力顿漂无根，潮波复故弥万年。背自然以开凿兮，固神禹之所恶。”
南宋的尹起莘认为：“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恶杀，然以寿阳而筑淮堰，士卒死者不可胜数；今又漂没十余万口，孟子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罪不容死，况无故糜烂其民哉。”（《凤洲纲纪会纂》）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将梁武帝与智伯并列评价：“壅水以灌人之国邑，未闻其能胜者也。幸而自败，不幸而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败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可以亡人之国。”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赵卒不亡，智自亡耳；后乎智伯者，梁人十余万，漂入于海，寿阳如故。”
千百年后，当我们回味这段历史的时候，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仍不禁会引发思考：倘若萧衍在谏言面前，三思而后行，世间还会有“布囊塞江”的鲜活案例吗？倘若修建浮山堰是为浇灌沿淮万亩良田，造福两岸百姓，即便役使万民，即便溃坝，逝去的萧衍和曾经的浮山堰身后还会有如此多的骂名吗？史籍中并未记载萧衍在听到浮山堰溃坝后的反应与感想，笃信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萧衍，会为自己役使万民、残害万民的举动忏悔吗？相信因果的萧衍，最终活活饿死台城，也许即是一种因果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