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兴冲冲地乘机从美国直飞香港，心想总算要到中国人的地盘了，总算可以把汉语大讲特讲了，也就是说口腔可以不再惨遭英语折磨了――我的蹩脚英语确实与口腔刑具无异，常常一个单词卡住，就可以把我迫害得满头大汗两眼发直。
傍晚时分，我在九龙启德机场降落，从舷窗里已经看到机场周围诸多广告牌上久违的中文字：香烟、旅店、西洋参等等，一个个字都让我激动万分，都似亲人在列队迎候我远游归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出机场就傻眼了，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傻瓜了。无论是的士司机，还是小店老板或者路上行人，都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而且只要我说国语，他们大多给我一种嫌恶的脸色，像对待一个叫化子。一辆黑色汽车开到我的面前，怪叫一声地突然刹住，里面跳出两位港警将我团团围住，还是哇哇地说着我完全不懂的话。直到我情急之下冒出一句：What’s happened?他们才重新打量了我一眼，客气了许多，说这个这个，他们是公事公办检查证件，看我像一个内地人的模样，又看我深夜独行还提着一个旅行包(后来我才知道案犯常用这种包来携带作案工具)，所以不得不生出几分疑心。他们对此表示“缩锐”(对不起啦)。
一场虚惊对于我来说倒也没什么，看看港誓们的风驰电掣动作神速也让我亲历了一下警匪片的气氛。我大为不快的只是，这些黑发黄肤的同胞居然对国语疾言厉色，对英语倒恭敬有礼，他们把香港当什么地方啦?英语凭什么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而且到了中国的地盘上还可以充当高等人士的通行证?英语不就是擂的死(女士)和煎特闷(先生)和狗粪(女朋友)吗?不就是花生屯(华盛顿)、牛跃(纽约)、我太花(渥太华)和没得本(墨尔本)吗?不就是全世界风尘仆仆的逼得你死(business生意)以及好莱坞那些酸的馒头(senetimerit多愁善感)和摸客拉夫(make love做爱)吗?为什么我到了珠江流域还要受这种鸟语的压迫?还不能自由呼吸中国人的母语?……我怒气冲冲，在心里把国语大大地自我优越了一把，这才在警车消失的大街上吞下一口恶气。
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从那以后，我每次到香港，都发现中文的地位居然在节节升高。先是机场有了亲切的国语广播，接着很多商店的招聘广告都申明会国语者优先。最后，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已经不容易见到我的几位内地朋友了。他们忙啊，忙着各种各样的国语业务，常常是约我在餐馆吃一顿饭，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急匆匆要到培训班或者某人家里去当国语先生，据说不少高官和巨商都是他们的学生。这使我十分开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国语说得理直气壮威风八面，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请自来的免费语言教练，甚至我就是刚吃完牛腩粉的中国主权，已经提前来接管香港了。我自知这有点可笑，因为外交部并没有派我来充当语言的先遣队，香港流行英语其实也不算什么缺点，相反倒是这个城市特别国际化的特征。我只是高兴没有人再来找我一口国语的麻烦，高兴自己见证了国语的耻辱地位终于结束。
千位西方语言学家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地位指数，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的数量(这一点上中文比较牛皮)；取决于这种语言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经典的数量(这一点上中文曾经还不错)；还取决于这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多寡(这一点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后)。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耻辱地位的结束，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军队轰隆隆的车队开进香港这个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罗湖桥海关那边八十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正在全球的文明舞台上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当然，同样是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若要彻底结束自己的耻辱地位，路还长着呢，决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几声所能奏效的。
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来的时候，我有再多的中文也没使上什么劲，只能在家看看电视。其时我的书桌上多是英文资料，因为我正在做点翻译。我得坦白地说，尽管我觉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还是一种很丰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语言，不会比中文更高级也不会比中文更低级。要说低级，也有那些一句外语也没嚼烂、却操着一张国产嘴巴对西方世界一个劲地要全盘崇拜或者全盘说不的人，才一定低级――其发言资格起码就殊可怀疑。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来全盘全盘地指点江山行不行呢?你要爱要恨悉听尊便但首先多一点对西方的深度了解行不行呢?我缺少这种深度了解，所以我拒绝各种全盘之说。我拿起电话与一个在香港的朋友通话，听他说说香港的大雨、回归庆典以及股市上的回归概念大行情，然后我顺便鼓励这位老知青别光顾着发爱国财，从长远来看咱们还是要把英文或者其他外文学好：英哥丽媳(英语)万得福(好得很)啊。
(李慕华摘自2001年9月19日香港《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