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钱学森》 叶永烈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12 定价: 49.00元 本书详细记录了钱学森从儿时求学到远渡重洋深造,从被迫害入狱到艰难回国,从美国的导弹专家到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钱学森的个人传记,更是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发展史,是中国作为大国并迈向强国的崛起史。
美国要给钱学森授奖
1985年初,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博士访华,会晤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基沃思知道宋健乃钱学森高足,郑重其事地请他向钱学森转达:美国政府准备授予钱学森博士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
基沃思特别说明道:“美国国家科学奖是美国许多本土科学家穷其一生而不可得的国家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的授奖仪式通常在白宫举行。如果钱学森博士去美国接受这项荣誉,我不能保证总统一定出席,但我可以保证,至少副总统一定会出席,并亲自给他颁奖。”
基沃思还说,如果钱学森博士愿意去美国,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是没有问题的。
基沃思说明美国政府邀请钱学森的原因,“钱学森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为美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麦卡锡主义曾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郑重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并由美国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
基沃思还说,如果钱学森博士不愿意去美国领奖,美国可以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中国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奖。
当时,74岁的钱学森身体硬朗,耳聪目明,飞一趟美国不在话下。两年之后――1987年3月22日,钱学森以中国科协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应皇家学会邀请访问英国,还在伦敦谈笑风生,为中国留英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的报告。
为了给基沃思一个明确的答复,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一起给国务院写了一份请示件,并抄送钱学森,听取钱学森本人意见。钱学森毫不含糊地答复:“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钱学森还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20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用了以下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拘禁了15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9月17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正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7岁的儿子钱永刚、5岁的女儿钱永真。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邮轮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第60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Pasadena)校区。帕萨迪纳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10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 of Los Angeles,简称L.A.,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郡131个城市,帕萨迪纳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帕萨迪纳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忿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恰恰就在钱学森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辞,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共党员。马林纳是钱学森多年的老朋友,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而威因鲍姆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共党员。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8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认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萨迪纳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所以这份声明也就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抵5个海军陆战队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这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路线,但是船票早已经预订一空,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叹息。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认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跟海军关系不大。为什么杜布里奇要钱学森去找金贝尔呢?原来,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喷气工程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6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认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
华盛顿之行,钱学森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5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6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忿。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后来才知道,正是由于金贝尔太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所以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这就是金贝尔对钱学森的价值的最精确计算。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
原来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的人物。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牢狱之灾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表明来者不善。钱学森夫人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这逮捕证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好。大约一时还不敢对这位颇负盛名的火箭专家下手。9月7日钱学森一直在家,没有出门,联邦调查局以为钱学森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由于洛杉矶离墨西哥不远,而从美国进入墨西哥很方便,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钱学森已逃到墨西哥,从那里想方设法回到中国。于是,决定赶紧对钱学森采取行动。当他们进入钱家,看见钱学森若无其事地正在家中,倒是有点吃惊。显而易见,他们关于钱学森“逃跑”的判断完全是空穴来风。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的问题,依然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一回跟6月6日的盘问不同: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钱学森办公室,审问钱学森是不是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而这一回则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被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又有“间谍”之嫌,即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同样“罪行严重”。
钱学森依然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
对于钱学森的迫害,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吊销安全认可证到不准离开美国,又从海关扣查行李到下令逮捕。
声援与营救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迅即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听电台新闻广播的习惯(钱学森本人即便是在回中国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听电台新闻广播)。透过无线电波,这近乎爆炸性的新闻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胫而走。教授们、学生们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博士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同样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夫人蒋英。
翌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在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各地,引起惊愕,引起愤懑。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竭尽心力。他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香港报纸也纷纷刊载著名科学家在美国被捕的新闻。香港《文汇报》以《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开展多方营救钱学森的社会活动。
在种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联邦调查局开始按照“程序”审讯钱学森。
9月18日,联邦调查局要求狱中的钱学森写下书面声明,保证倘若没有得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决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监狱被带到设在岛上的移民局,在那里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8名官员(其中也包括海关和特米诺岛监狱官员)对钱学森进行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监狱通知,在交出15000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在当时,15000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从欧洲赶回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得知这一消息,当即为钱学森保释筹款,很快筹得15000美元。
9月23日,钱学森终于获释,结束了这15天的牢狱之灾。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还发现,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辗转寄出的信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
远在美国,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呢?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送来的菜篮底垫着的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为什么特别注意陈叔通的名字呢?
原来,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陈叔通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国结婚时,曾经看望过父执陈叔通先生。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能够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用一手繁体汉字,端端正正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 Yong-huai Kuo, Cornell University, lthaca, N.Y.),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钱学森写好信之后,怎么把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寄到陈叔通先生手中呢?他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钱学森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如何避开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也是“发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夫人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夫人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睛,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下子,约翰逊哑口无言。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钱学森的“导弹”,准确地射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钱学森获准离开美国。经过5年的久久企盼,经过五年的艰辛斗争,钱学森终于迎来欢欣的日子,可以回国了。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冯・卡门感慨道:
“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当钱学森向他告别时,冯・卡门博士深情地说:
“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