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戴兰的心里打了一个补丁。我无法宽慰她，甚至包括任何人，也许都不能令她释怀。 那还是七年前的事，我17岁，刚上高二。刚刚进入文科班，我们感觉都很新鲜，班里男女比例为一比二，名副其实的“阴盛阳衰”。表面上我们和女生界线分明，连话都不说一句，实际上，内心都盼望能有机会和对方在一起。于是，相互之间偷偷地递小纸条。
由于自小临摹过不少名家的字帖，我的字在同学中间也算得上“书法”，所以，不少男同学就找我给女生写纸条。吴建林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为他充当“枪手”。
吴建林让我给戴兰写了一个小纸条，但他不敢署真实姓名，就在最后写了一个谜语让戴兰猜：“我的姓是七画”。我是团支部书记，经常出板报，戴兰当然熟悉我的字迹，再加上我的姓也是七画，这事八成是我干的了，但她不敢确定，决心探个究竟。
为了备考，我们整天都穿行在三点一线之间：宿舍――教室――食堂。每次只要我起身，身后五六米远必定跟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戴兰。我也没有在意，继续“我行我素”。直到有天晚上我发现了戴兰在“跟踪”我之后，才真正和她说过几句话。那晚刚刚下晚自习，走在朦朦胧胧的走廊里，戴兰照例跟在我身后。走廊里放有几辆自行车，心不在焉的戴兰光顾跟着我急行，没走几步就“哗啦”碰倒了一辆自行车。
当她第三次碰倒自行车时，和她一起走的同伴奇怪了：“戴兰，你今晚怎么了?路都不看，你看谁了?”听到这么说，我也有点纳闷：这几天戴兰为什么老是跟着我。我开始注意她了。在戴兰登记团员情况时，她提笔在“家庭情况”一栏中填了几个字：“父：戴智生”。我心里一动，在她低头写字时，我便仔细打量这个女孩子：短发、长裙、平跟鞋、穿戴很朴素、谐调。惟一让人感觉刺眼的是她的长裙上，打了一个显眼的补丁，针脚很笨拙。她抬头递给我登记表，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没有母亲?”
“你怎么知道?”戴兰很紧张。“你裙子上有个补丁，我估计是你自己打的，很粗糙。”我解释。
回到座位上，我竟鬼使神差地想回头偷看戴兰。教室里只有笔在纸上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和翻书的声音，我低下头，从同学们摆在课桌上像城墙般的书山中间向后望过去。戴兰也正在看我!双眼亮晶晶的，正滴着泪。见我回头，她立刻用双手捂住了眼睛，但没有一会儿，她又悄悄地把手指头挪开了一道小缝，偷偷地从缝隙间望着我。
回宿舍的路上，戴兰终于鼓起勇气追上了我，在我手心里塞了二个小纸条就跑了。我很慌乱，心里像揣了一个小兔子般跑到昏暗的路灯下打开纸条：“真的想不到你是如此的细心，我祈望和你做个好朋友。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了，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每回衣服破了，没有人给我补，我自己又打不好补丁……每每这时，我就特别想妈妈。妈妈走了，我心里也缺了一块，怎么也补不好……”第一次收到女孩子的纸条，我很不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刚刚走到楼口，就被吴建林和另外几个外校的学生拦住了：“好小子，让你帮我写纸条，你竟然挖我的墙脚!抢我的女朋友?!”我稀里糊涂地挨了一顿拳脚。
面对学业的压力和同学的威胁，我选择了逃避。无论戴兰递来多少纸条，我都一概不理，甚至，为显示自己和戴兰“没有任何干系”，我竟然还把纸条交给了吴建林!此后，我再也没有和戴兰说一句话。即使是在冬季校运会上，戴兰参加800米女子比赛时满头大汗地经过我身旁时，眼睁睁地看着戴兰期待的眼神，我使劲张了张口，可是“加油!”两个字还是没有勇气出口。直到毕业前夕，看到戴兰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的留言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伤害了一个女孩子的心：“母亲弃我而去，已经没有人能够弥补我心灵上的缺憾了，而你，惟一一个懂得我为什么不会打补丁的男孩，竟然狠心地再在我心上打上一个补丁……”
七年了，我再也没有戴兰的消息，想必，她身边现在该有一个男孩懂得她为什么不会打补丁吧！只是，她心里的那个补丁，肯定是抹不去的了。
(陈祥摘自《中国青年》2001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