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父亲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父亲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父亲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父亲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父亲给我扎小辫儿了。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父亲。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她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儿，父亲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父亲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特地穿上了一件新缝制的蓝褂子，坐在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味儿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父亲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亮，泪水和着高粱酒大口地喝下。我的父亲，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18年啊，他见过几次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
父亲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淡淡豆腐味儿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华里的铁岭。
安顿好一切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父亲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我遭遇了车祸。
出事后的一切是大嫂告诉我的――
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我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最后赶来的父亲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肩扛着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划着十字，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嫂子说，她从来没见过懦弱的父亲那样坚强而有力量!
在认真清理完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大哥二哥，准备后事吧，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父亲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丧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大哥终于忍不住哭了。父亲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
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父亲“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很多的钱，就算花了很多钱，也不一定能行。”
父亲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医药费的，我会喂猪、种地、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4000块钱。”
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4000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父亲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见医生不语，他又指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放在头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女儿活过来。”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放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钱，我们会想办法。”
大哥把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潸然泪下!
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我被推上了手术台。
父亲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里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拜佛、祈求天主的动作，恳求上苍给女儿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父亲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父亲，他守在我的床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为我按摩着，他不会发音的嗓子一个劲儿地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唤着，他是在叫：“云丫头，你醒醒，云丫头，爸爸在等你喝新出的豆浆!”
为了让医生护士们对我好，他趁哥哥换他陪床的空当，做了一大盘热腾腾的水豆腐，几乎送遍了外科所有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有规定不准收病人的东西，但面对如此质朴而真诚的表达和请求，他们轻轻接过去。父亲便满足了，便更有信心了。他对他们比划着说：“你们是大好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儿!”
这期间，为了筹齐医疗费，父亲走遍他卖过豆腐的每一个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赢得了足以让他的女儿穿过生死线的支持，乡亲们纷纷拿出钱来，而父亲也毫不马虎，用记豆腐账的铅笔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三柱，20元；李刚，100元；王大嫂，65元……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儿，他张大嘴巴，因为看到我醒来而惊喜地哇啦哇啦大声叫着，满头白发很快被激动的汗水濡湿。父亲，我那半个月前还黑着头发的父亲，半个月，好像老去20年!
我剃光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父亲抚摩着我的头，慈祥地笑着，曾经，这种抚摩对他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等到半年后我的头发勉勉强强能扎成小刷子的时候，我牵过父亲的手，让他为我梳头，父亲变得笨拙了，他一丝一缕地梳着，却半天也梳不出他满意的样子来。我就扎着乱乱的小刷子坐上父亲的豆腐车改成的小推车上街去。有一次父亲停下来，转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势，又做个抛的动作，然后捻手指表示在点钱，原来他要把我当豆腐卖喽!我故意捂住脸哭，父亲就无声地笑起来，隔着手指缝儿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这个游戏，一直玩儿到我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
现在，除了偶尔的头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父亲因此得意不已!我们一起努力还完了欠债，父亲也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劳了一生，实在闲不下来，我就在附近为他租了一间小棚屋做豆腐坊。父亲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块儿又大，大家都愿意吃。我给他的豆腐车装上蓄电池的喇叭，尽管父亲听不到我清脆的叫卖声，但他一定是知道的，因为每当他一按下按钮，他就会昂起头来，露出满脸的幸福和知足。
（张凌摘自《中国青年》2002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