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面对外敌时，其强悍与虚弱，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用“战”与“和”两个字体现出来。汉高祖刘邦在与匈奴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为了求得边区安宁，采取了“和亲”的权宜之计。所谓和亲，就是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匈奴国王为妻，但送女儿只是一种形式，陪嫁才是内容。因为按中国的婚礼，男方应该先送上大笔彩礼，女家才会给相应的陪嫁，而且嫁妆多数比彩礼数少。汉代和亲的“陪嫁”却是惊人的，并且人嫁了，礼还要年年送，最多时达黄金千两、丝绸万绢、牛羊数万只以上――分明是进贡啊。但大汉毕竟挣了个面子：因为名义上，匈奴国王是大汉天子的女婿!这种和亲的政策到汉武帝执政后，才开始有变。武帝以其强权姿态，兴兵大举抗击匈奴，成为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族最辉煌的一页。之后大概只有在唐太宗时期，或可一比。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他们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国都长安城三百多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攻打匈奴，但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七天七夜，最后用陈平的计才逃出。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和亲”政策还是延续执行。
汉武帝在即位8年后，认为国家经多年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已经能和匈奴决战了，他想从根本上解除这个外患。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主和派韩安国却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汉匈战争至此开始。从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3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兰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十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五百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一千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i 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lO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跋涉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一万九千余人。霍去病深入一千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七万四千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十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武帝之后，朝政渐渐腐败，国力也迅速下降，匈奴再次来犯，和亲政策也就再次被启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昭君出塞”的史事。虽然和亲在客观上加大了民族间的交往沟通，但作为帝国的威望，却无疑是大打折扣了。
武帝打击匈奴之后，还开辟了一条通往西方的通商之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欧洲当时已进人罗马帝国时代，两个帝国的商人，在这条路上交汇了!只可惜，武帝在耗尽国力后死去，国防力量和经济活力一落千丈，这条东西方的“通道”除了在盛唐期间发挥过较大作用外，其他2000年间，其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非议历史》
周非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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