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群体性冲突或抗议事件屡有发生。近段时间，群体性冲突事件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新的行为方式。某些事件的冲突性甚至达到一个新的级别，不论是情绪还是行为的激烈程度，都堪称近年少见。
从诸多事件的发生来看，环境问题常常成为导火索，但核心原因是政府行为失当。在一些攸关民众利益的问题，或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府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有时是蛮横与霸道，令人不满。一些地方的政府又不注意去疏导社会情绪，甚至不认为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于是社会情绪长期压抑和累积，一旦遇到“引信”，便爆发出来。
客观地说，各个地方的政府行为逻辑，有其共性的一面，未必是哪个地方表现得更为严重和糟糕，事件发生后，一些地方还可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与隐忍。但是这都没有能缓解或避免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
冲突可能是因为利益，也可能不是，拿钱摆平不可能一直奏效下去。有时候，理性协商与对话，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这个判断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不是说不要协商与对话，而是在一些冲突事件中，民众走上街头根本不是为了跟政府讲道理，也不是为了将政府拉回到谈判桌前，行动的意义直接地来自身体行动本身。
面对这种局面，政府可用的有效手段，其实相当匮乏，某种程度上，底线之上已经无计可施。不仅如此，政府事实上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进，强力弹压，只会激化矛盾，让局面更加不可收拾；退，应为不为、无所作为，很可能意味着自动放弃维护社会秩序的政府职责。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讲，政府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政府的政治与道义的合法性。只要合法性足够坚实，哪怕使用限度以内的必要暴力，也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后果。但若合法性资源稀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怎么做都会遭致普遍的反对。
对于不断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当行为，以及“捂盖子”、“不出事就是没问题”、“花钱买平安”等错误做法，就是在回避问题，主动制造与社会的紧张与对抗，实际上就是在耗损合法性资源，与民心渐行渐远。
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
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摘自《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