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财阀的合围 2010年，一位前地产商私人助理潘慧娴女士撰写的《地产霸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地产霸权》所依据的，除了公开的经济数据，便是十几年来港人无比熟悉的大小事件，但串联在一起，便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与民生命脉的景象。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的四家地产商就已经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新的地产商已经极难进入这个市场。而大地产商凭借地产事业获取的暴利，进而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享受这些廉价地皮的同时也因公共服务的专营权和垄断地位获取稳定可观的利润。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无一不由大地产商所控制。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已被全部纳入地产商强大的网络之内，民众在无法负担房价的同时，更发现当公共服务加价时，他们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政府的放任无疑助长了跨行业垄断的加剧。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立法局已经开始讨论公平竞争政策，但在回归之后的头十几年里，特区政府一直反对订立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公平竞争法，而只愿意对电讯和广播业进行反垄断监管；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这条法例原计划应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内通过，但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在这十几年香港大学所作的历次民调中，香港社会“公平”指标得到的评分，长期在各项指标评分中包尾，远远落后于自由、文明、治安、廉洁、繁荣以及法治等指标；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福利社会”中做出选择，最多港人选择的是“公平社会”，其次才是廉洁和繁荣的社会。反抗各种不公平，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份，俨然成了港人的头等目标。
官员遭遇信任危机
当香港社会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躲在“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旧信条后面，以一时的盈余或赤字来判断市况，逃避作为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责任，放任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情况恶化。
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故而民间有“街市卖菜呃秤会被海关检控，地产商卖发水楼却不必负责”的愤懑。2011年，政府终于开始就立法规管一手楼销售进行公众咨询，提上日程，但此时政府早已在民众中落下了受制于“地产霸权”的软弱形象，社会不满也自然随之而来。
除了在面对地产财阀时表现软弱与放任之外，政府为摆脱财政赤字而进行的公产私有化过程也助长了垄断企业的扩张，使基层市民生活更加艰难。由于领汇以成倍的租金加幅逐渐使小商户绝迹，原本作为公共屋邨配套设施的商场也逐步蜕变为低收入阶层负担不起的连锁商店。小商户因大幅加租而发起多次抗议，民怨累积之下，这一公营服务私有化的案例可说是相当失败。
这些做法，包括“公平竞争”法的难产，不但加剧了市场环境的不公平，还损害了政府自身的管治威信，令民众怀疑政府无意改变甚至是助长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从而逐渐不再信任政府。在“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之下，政府官员稍有不慎，便可能瓜田李下，堕入“官商勾结”或是“利益输送”的疑云。
最近，特首曾荫权就因为参加私人宴会、低价乘坐富豪的私人游艇等并未违法的“小事”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就连他本人也连称感到意外：“我承认45年公务经验是我的资产，但也是包袱，有时会令自己有盲点，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视时代转变后，公众期望也跟着改变，对公职人员有更高的要求。”
今天港人对贪腐问题如此敏感，固然是因为香港人对公务员的廉洁度是“零容忍”，却也不排除港人对政府官员疑虑渐深。香港公务员一向以清廉高效著称，这种不信任不仅对整个公务员体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也增加了未来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更加剧了社会分裂。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