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东西的小说凸显了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在语言对现实的塑形与改造、语言与权力的转换和生产、语言状态与生存体验的隐喻、语言风格与意义认同的指向这四个层面上，东西的小说持续地在不同的叙述环境中试验语言行为的能量，描述其向社会关系的各个向度产生的种种影响，揭示出时代精神状况与其影响之下的生存痛感。
【关 键 词】语言；主体；权力；言语；反讽。
【作者简介】陈舒劼，文学博士，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文化产业研究。
迄今为止，东西早期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仍是他创作的一个有效的缩影。生存的荒诞、人性的丑恶、原欲的强势等东西持续挖掘的主题，都能在这篇被作家视为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中找到。相比上述主题，“语言”主题虽然在东西的文学叙述中被反复把玩，却时常被其他的叙事淹没。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外，《我们的感情》《不要问我》《痛苦比赛》《目光愈拉愈长》《后悔录》等一系列文本佐证了东西对语言问题的浓烈兴趣，他持续地在不同的叙述环境中试验语言行为的能量，描述其向社会关系的各个向度产生的或重或轻、或隐或现、或益或害的种种影响。语言对现实的塑形与改造、语言与权力的转换和生产、语言状态与生存体验的隐喻、语言风格与意义认同的指向——至少在这四个层面上，东西的小说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阐释。
一
语言包含了多少未知的空间？“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诸多西方理论建构起庞大的语言哲学世界。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还是西方古典文论，都视语言为某种传情达意的工具。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语言”更多地与“风格”挂钩，意在突出特定作家或文学形式的美学风貌，如杜甫的“沉郁顿挫”与苏轼的“旷达豪放”，或者“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等等。而索绪尔之前的西方文论在确立超验所指的合法性之后，语言显然只是对真理与现实的某种描摹，无从论及自身的结构及主体性。“语言学转向”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历史哲学、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从不同的维度击破了语言的从属性：语言不仅仅决定了思想与结构世界的方式、意义的生成与规约，还可能因为语言固有的“延异性”导致了意义认知必然的相对性。在语言或“叙述”得到空前的重视的同时，作为语言建构物的“知识”“科学”或“概念”成为权力显迹的沙盘，“话语”与权力如何互相生产显然为广义中的“语言”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并带来了文化研究的长盛不衰。东西对语言之于现实生活能量的探讨，也正因为介入了对生存世界的意义思索、认同生产与价值判断而富于魅力。
《没有语言的生活》虽然标志着东西关注语言的起始，但与其后的作品相比而言较为单薄。小说搭建了颇有戏剧性的情节，设定了含有隐喻性的关系冲突，凸显了语言在生存中的“隐形之重”，但语言在小说中只是作为静态的道具与符号加以使用，并没有加入意义的变更或生产。一家三人中父亲王老炳瞎、儿子王家宽聋、儿媳蔡玉珍哑，他们试图通过感官间的相互配合搭建起完整的语言之桥从而过上被正常人承认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受到村里乡亲的重重阻碍。正是语言的困境让村人起了连绵不断的歹意：张复宝以帮王家宽给女友朱灵写求爱信为名占有了朱灵，朱灵想把因张复宝而怀上的孩子转嫁到王家宽的名下，谢西烛鬼鬼祟祟地窥视蔡玉珍，蔡玉珍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强奸等，都是因为这一家三口人终究无法如常人般言说。直到这一家三口搬到坟场起新屋以后，王家宽和蔡玉珍的健全儿子王胜利仍然不能摆脱学校中同龄人的嘲笑，其后果是“从此后，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2]。语言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变化和言语风格蕴含着有关言说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年龄、情绪、社会群体资格等方面的信息，标识出包括阶级、种族、性别在内的社会范畴资格[3]。失语者在失去自身的社会标志的同时也丧失了获取尊严的重要途径，被任意的他者均排斥出其所在的社会范畴——这一家三口最终只能搬到坟场与永远沉默的死者为邻。与突出语言在生存中的重量相比，《没有语言的生活》描绘出的在王胜利身上实现的“失语者的再生产”更有力地突出了语言的主体性地位：某种程度上，现实是被“说”出来的。在个体“言语”与作为规则的“语言”摩擦之间，在“言语”的差异性生成之中，世界得以呈现、关系得以建立、认同得以生产。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感情》再次强调了《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突出的语言主体性：小说中的现实既遵循感官真实的逻辑，又遭受到语言描述的强大影响，在特定的场景中，事实确认的标准即是语言的在场与否。“没有语言的性关系，等于梦遗”[4]。当延安饱受语言与现实相互错位之苦的时候，他只能以杀死肖文的极端方式排除语言对现实的指认与塑形。
语言成为现实驱动核心的场景在《目光愈拉愈长》中全面铺开，语言不再单纯地作为地位等级的镜像，也不再纠缠于现实感的塑造，它已经雄心勃勃地左右着现实世界的走向。《目光愈拉愈长》中的主人公显然不是包括刘井在内的任何一个具体人物，而是语言及其主导的认知生成，在一批乡村小人物堆满了欺骗、谎言和诡辩的日常空间里，居心叵测的“转述”上升为生活的主导者与推动者。刘井为维持家庭生计被迫请乡亲来帮忙收割稻谷时，随即被各种阴险、饶舌、浑浊不清的“描述”包围。好吃懒做的丈夫马男方向过路的王桂林求证刘井是否与帮助农活的乡亲通奸时，“王桂林不阴不阳地笑了一下说，怎么会看不见？……王桂林又笑了一下……王桂林说我不知道，你自己去看一看吧，你一去什么都知道了……王桂林说我可没有告诉你什么……王桂林说，你现在就去劈他们？”[5]马男方需要第三者提供关于某种事实的描绘，而王桂林及其之后的李民兵与赵凡都充分利用了语言的暗示性与暧昧性，诱导马男方与刘井的关系趋于紧张化。语言在此时与真实脱离了关系，开始进入意义的自我生产，围绕着不同核心内容的转述洪流席卷了刘井及其周边的人。被马男方打伤之后的刘井所接收的“转述”以马男方的踪迹为主：转述者木匠聂文广、兽医苟日先后带来了马男方带着另外一个女人在附近村镇打着算命的旗号骗吃骗喝的消息。而当刘井的儿子马一定被马红英带走之后，“转述”的中心又次第变成了“马一定进城”以及“马一定被拐卖”。马男方从消息的接受者变为消息的转述者之后，他次第带回的消息与要证实的主题又先后被证伪——这其中也包括了苟日用谎言编织成的寻找马一定的连续汇报。汪警察带回马一定似乎使“马一定被拐卖”成了露出谎言洪流水面唯一坚实的礁石，然而它真的可靠吗？如何能确认小说中吊儿郎当的警察的话语就是整个谎言世界中唯一的例外？如果没有赋予故事中的警察豁免权，那么马红英拐卖马一定则可能不存在，整个事情也将翻转过来。“马一定被拐卖”的真实性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露出破绽：马一定毅然决然地叛逃出了温暖的农村和母亲的视野。心力交瘁的刘井只能通过爬上自家的房顶，以“目光愈拉愈长”的方式想象儿子的生活。想象替代了语言，成为与生活发生关系的主要通道，并对抗生活中的种种苦难。“目光愈拉愈长”同时也在暗示，新一轮的转述与绝望又将开始轮回，而“转述”抑或其他类型的语言将把生活引向何方不得而知。我们既无法排除自己不是“刘井”“王桂林”抑或“马男方”，也无法从语言中打捞起哪怕是作为碎片的真实。《目光愈拉愈长》几乎就是被德里达、巴尔特、拉康等人从各自意义上强调过的“语言”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日常生活版注脚：真实的重量已完全被语言架空。 二
语言主体性的恢复必然指向了对其内在结构模式的探寻，以及语言之中存在的权力批判。在索绪尔恢复语言的先验性之时，“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等一批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概念随即生成，其模式在列维-斯特劳斯、普洛普等人的研究中得以运用。此时，语言即是意义生成的基本工具，又构成了其自身受规则制约的指意系统[6]。在德里达用“文字”或“延异”拆散了结构主义的大厦之后，语言如何导向意义的生成重回理论的焦点。乔纳森·卡勒强调了意义生成过程中语境的重要性：“要想知道某段言语的具体意义，你必须要了解它出现在什么情况下，或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之中。”[7]这样，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历史经验的背景平台上，语言重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罗兰·巴尔特定义为“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的“话语”[8]，与福柯的“权力”等概念相结合，开启了文化研究的盛世景象。这番理论清场对于东西的《后悔录》而言并不多余。个体语言的活动在影响自身的命运走势的同时，与身体的欲望以及作为权力话语的“大语言”发生怎样的关系，清楚地展示出了20世纪后半叶革命话语、消费话语等权力体系塑造个体价值的生产机制。
曾广贤滔滔不绝地倾述自己的“后悔”贯穿了《后悔录》的始终，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就像是虚拟条件句式的展览会。“如果……那……”“要不是……也许……”“如果……没准……”“如果……要不是……”“假如当时……而是……那就不会……”“假若……没准……”“假若……能……”“假如……那……”“当初，真该……不敢指望……至少也不会……”“当初……要是……”“如果能够……宁可……”“如果不是……那……”“假若……打死也不会说出……”这些句式的接踵摩肩标明了后悔的深度和长度。“后悔”精要地概括了曾广贤一生的所作、所感、所想，他的一辈子就是不断地重复用一个行为否定另一个行为，直至他在历史与当下中都找不到踏实感。追溯其“后悔”长河的源头，就是曾广贤说出看见自己的父亲曾长风和邻居赵山河睡觉的事情，这直接招致曾长风被赵万年控制的红卫兵抓捕毒打，使曾广贤沦落到父囚母亡妹失踪、无处栖身的悲惨境地。东西将这个原本平庸的故事放到一种张力结构中展开，这就是曾广贤在“明知不可说”与“宁死也要说”之间的痛苦挣扎，而这种挣扎的结果就是他总是选择短暂的语言快感，即便是母亲吴生冒着风险试图借用巫术的外力来封住曾广贤的嘴也无法成功。尽管曾广贤后悔的量级逐次递增，“背地里，我没少扇自己嘴巴”“我恨不得在嘴巴上安一条拉链”“我一边跑一边扇嘴巴，比任何一次都扇的准确有力”“我忍不住痛哭起来。我一边哭一边把头撞向雪地，用力地撞，快速地撞，恨不得把自己一头撞死……”[9]但他始终无法克服突破禁忌所带来的语言快感。如果说在曾广贤后悔的初始阶段，“性的神秘性”和“突破禁忌的快感”驱使着他不断突破理智的约束，那么在曾广贤的言语不被各种社会身份接纳的过程中，这种语言的冒险显然清晰地折射出了权力的轮廓及其运作的痕迹。
赵老实等曾家的邻居已经熟练地掌控了言语的分寸，他们热衷于在围观狗的性交中发泄多余的力比多，也能容忍极度性饥渴情况下的某种婚外情，在权力话语面前保持着安全的平庸状态。“性”不是要点，谈论“性”的方式更意味深长：“性的秘密当然不是激发人们谈论性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些话语煽动是想破除性的神秘，还是以模糊的方式通过性话语继续保持性的秘密。这涉及一个本身属于这些煽动机制的论点：一种要求人们谈论性的方式，一个对于性话语的无限增多的结构必不可少的寓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10]曾广贤的言语打破了各种权力主体之间心照不宣的平衡，这时作为政权话语象征的赵万年果断地排除了来自父亲方面的情感压力，将曾家纳入了政权机器的批判程序。曾广贤对此纳闷不已：“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思想健康的人吐口水？难道报纸说错了吗？”[11] “不洁的性”至少得到了传统道德和革命理念的双重支持，但他却因持守这种规范遭遇众叛亲离。这种观念的迷茫很快扩大并加重，传统道德、革命伦理以至于后来的消费观念都在不断地对身体原欲的合法性范围加以修订，曾广贤终其一生也找不到“合理地谈论性”的方式，他不仅被实施了心理阉割，也丧失了话语的社会交往能力。令曾广贤怕之入骨的是，观念与规范的易变性直接导致了权力介入的毫无征兆，他不知道在哪个时间哪个场合说过的哪句话，会成为自己新的罪证。说话——无论是否涉及到性问题——都意味着风险以及“后悔”的降临。话语“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12]，彰显了权力的能量与其生产的逻辑。《后悔录》提供了许多此类场景，其中经典的一幕就是曾广贤与何彩霞对赵敬东死因的论争。
身处“性禁忌”语境中的赵敬东因“熬不住”而与狗性交，这一幕被何彩霞窥探后四处传播，赵敬东在来自传统道德和时代观念的双重文化压迫之下自杀。外号“何寡妇”的何彩霞是何园长的堂妹，曾一见四周无人就抓曾广贤的裆部，为好友抱屈但又不敢直言的曾广贤借助中国传统的鬼神叙事指出何彩霞应对此事负责：“每天晚上，我都听到赵敬东回屋子来哭，他一边哭一边控诉，说是你舔破窗口，才让他的事情暴露；是你到处说他，动物园的领导才决定批斗……他哭得一声比一声凄凉，比死了母亲还要凄凉，经常在半夜里把我哭醒。”[13]然而民间认同的强大力量所带来的压迫感很快被何彩霞驱散，她成功地将自己到处宣传赵敬东丑事的言语能量降级，同时又将曾广贤对赵敬东的善意提醒扭曲为致命的恐吓。东西不动声色的归谬法将权力的能量通过其随意性的实践方式勾勒出来——在那个语境中，只要曾广贤曾经说过任何有关赵敬东的只言片语，都会被何彩霞归因为赵敬东之死直接的或本质的原因。“不应该问‘谁拥有权力？’或者‘权力拥有者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应该研究权力的效应对主体的构成”[14]。通过曾广贤与何彩霞之间精彩的推诿对话，权力机制通过语言随心所欲地塑造主体，任意地添加、放大、删除、改写各种话语的意义，使其朝向权力制定的认同区域集结。“语言既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宣言——是说话者据此而思考的范畴——又是对它质疑或推翻它的基地”[15]。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其中的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镜像，也是权力的结果。东西着重展示了话语在社会意义形成中的能量，以及某种意义上话语抵抗在权力体系面前的绝对劣势。 三
“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16]。显然，性与快感在此让出了主体的位置，它们和其他的种种话语表述一同见证了权力的结构变革。消费时代降临之后，“性”在文化中的价值标准被重新编写。《后悔录》中的张闹视性为儿戏，只要对方开出令她满意的价码——她和痴心等候曾广贤出狱的陆小燕构成了一组大众耳熟能详的符号组合：“风尘女子”与“良家妇女”。已经被权力话语规训的俯首贴耳的曾广贤，想听从力比多的指令却已无法跟上消费时代的行为准则。总体上说，总是通过“说话”而诱发事件的曾广贤，其言语呈现出明显的与时代权力话语机制的错位。假使置换其言语产生的年代，抑或调换其言语行为的对象，“后悔”随即冰消瓦解。他若在后革命时代将父亲的丑事宣告四邻，定不至于招致家破人亡；他若将面对张闹的唯唯诺诺转移到池凤仙或陆小燕身上，就不可能总是形影相吊。曾广贤甚至为自己独创一种言语准则“延时话”试图消除言语的错位，然而这种潜意识中的自我纠正无法上升到修正自身言语与权力话语之间关系的层面，终究归于失败。言语的错位给曾广贤带来了坎坷的命运，他几乎总是被置于“背叛者”的阴影之下和孤独的情感体验之中。
父亲曾长风、母亲吴生、曾经的恋人池凤仙和陆小燕、狱友李大炮以及原先的四邻八舍等等，这些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受到了曾广贤的出卖——曾广贤的言语或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的生活推入了苦难。曾广贤的本意或是为了表现“上进”，或是为了遵循权力规训的法则，或是为了救赎自己的良心，但他说出口的话并没有按照他预设的轨迹前进。曾长风因被儿子举报而妻死家破之后，用余生实现自己“不再与曾广贤这个儿子说话”的誓言。曾广贤对父亲的揭发检举让邻居受牵连被迫搬家，他们无一例外地将罪因归结为曾广贤的嘴，赵老实、于发热、方海棠、赵白秀和于百家在离开之时对着曾广贤吐口水，甚至吐到了他的脸上。曾广贤因自己越狱失败而劝李大炮老实服刑，被威胁之后曾广贤为求减刑在李大炮一意孤行时向管教举报，但李大炮被捕后出于良心的愧疚曾广贤最终又向李大炮坦白，于是遭遇痛打、淋粪以及孤立。这种“被背叛”感的产生使得权力话语陷入某种尴尬之中，很显然的是，尽管权力话语改写了部分道德标准，但在许多空间里二者仍存在着不可掩饰的龃龉。权力与道德各自作为价值观念主体，既相互渗透、生成也相互摩擦、对峙。由于这种摩擦与对抗在曾广贤的时代涉及面过广、频率过高，被卷入其中的个体如同身处巨大漩涡之中一般失去了稳定的价值评价体系，而只能以同处其中的他者为参照物。觉得“被背叛”而怒火填膺与觉得委屈而自怨自艾都是权力对抗所自然产生的个体情绪，当这种怨气归因到带有一定偶然性的个体言语之上时，“背叛”多少令人觉得心酸。曾广贤对此的自我总结是，他这辈子都是用言语在挖坑与下套，只不过都是为了把自己逼上绝境。在《目光愈拉愈长》之中，被丈夫在内的各色人等的转述话语所包围的刘井同样身处于被欺骗与被背叛的境地，然而曾广贤与刘井的差异就在于，他是亲自用言语编织成一条绞索后再将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原本是为了促进人际交往之中认同感的“说话”，最终在各种关系的繁衍中变成生产“背叛”和“孤独”的工具。
《后悔录》展示出一个完全由各式话语建构的世界。由于整部小说都发源于曾广贤的言语，“饶舌”与“孤独”之间就构成了富有张力的结构。曾广贤滔滔不绝地说，屡教不改地悔，并在此过程中背负着恶名而日渐孤独，茕茕孑立。《没有语言的生活》认为人心之残远坏于瞎、聋、哑等躯体交流功能的缺陷，而《后悔录》认为言语的丰饶恰恰是彻骨的孤独的镜像——这种观点曾经得到了许多当代小说的认同。李洱的《饶舌的哑巴》里教授现代汉语的大学讲师费定是个词不达意却又喜欢长篇累牍的人，作为讲师他因授课逻辑夹杂不清前后矛盾而被学生驱逐，而作为情人他表达爱情的话语又让钟爱的对象厌恶不已。生活中的费定怯弱、迂腐、呆滞，他繁复的表达既不能表白自己的内心，也不能佐证自己的行为——费定就是“饶舌的哑巴”最好的写照。在李洱的另一篇小说《午后的诗学》中，西方哲学思想体系明显占据了小说的核心位置，主人公费边实际上是由他的知识话语塑性而成，是“分析”而不是费边成为整个叙事的主体，小说甚至颇有意味地将分析话语用不同的字体区别于其他叙述。费边的思想与行为几乎全都经过他的知识体系的过滤和指导，他的树状知识图谱由一大串学界流行的名字构成，假如用一个词来概括费边的思想核心，那么就是“分析”。“分析”对费边而言，其作用除了要为自己的知识储备找到一个操练与炫耀的场所、享受“舌头的快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已经成为费边式的人文知识分子观察、判断和认知周边世界的依赖性路径。通过小说流水账式的叙述，费边的价值取向和喜怒哀乐都沉浸在他分析和引证的汪洋话语之中，“分析”不仅架空了费边的主体性，而且使作为知识分子的费边们产生了群体性的分裂[17]。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借用《出埃及记》隐喻言语的延异与意义的虚妄，孤独因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的本质境遇。在这个共时性的小说截面中，《后悔录》的贡献在于凸显了“孤独”的社会生产路径，即权力结构对言语的控制。“饶舌”最终导致了“孤独”，《后悔录》的整部小说呈现出言语的膨胀与极致性的孤独：小说的前六章是曾广贤花钱买下三陪小姐的时间聊天，第七章即最后一章是他在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床前回忆往事，他虽然在不停地说但实际上都仅是对话缺失的自言自语。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左邻右舍还是亲朋好友，曾广贤已经没有人可以倾述。
四
展示语言下的生存的同时，东西的小说习惯性地在沉痛中添加某些笑意，虽然这微笑多少有些苦涩。《猜到尽头》中的招婷婷打开所有的话语追踪渠道，却发现真正的第三者是她的亲妹妹招玉立，而自己与丈夫之间的私语成了商业广告用语而被大幅度展出。《目光愈拉愈长》里的刘井对小姑马红英愿意带自己的儿子马一定进城而感激不已，她教导儿子要牢记姑姑的恩情：“这个世上没有几个好人，有的人他占了你的便宜还要收你的钱”[18]，但马红英一出村镇就把马一定贩卖了。《痛苦比赛》描写了一群小人物徒劳无功的努力：由于美女阳爽朗开出了“谁最痛苦就嫁给谁”的征婚条件，这群小人物千辛万苦编织了颇有重量的“痛苦”，但最后“没有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的标准解释瞬间抹煞了他们的努力。尤为可悲的是，他们伪造的痛苦开始降临到现实生活之中。“人们话语与思想之间、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差别”[19]，抑或“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的情况出现时[20]，反讽即将浮出水面。 反讽意味着某种表意的隐晦，“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而掩盖或隐藏话语的真实含义”[21]。在《后悔录》中，反讽与小说的认同生产融为一体，语言风格暗示着作者的价值倾向。反讽既是一种嘲讽的话语风格，更是一种对言语与生存境遇的自嘲。于百家欲诈伤回城，屡试不成后却无意中意外摔成重伤；赵山河说张闹是破鞋还会变成惯偷，而没过几分钟赵山河却被老董骂为破鞋和惯偷——这类“小反讽”基本是缺乏隐喻纵深的插科打诨。在另一些场合，反讽引起的笑意就不那么轻松。小说开篇时众人围观交配的狗的悲惨命运的场景是许多隐喻与反讽的发源地，不断与情节推动之中的人物生存境遇产生关联。当肢残体破的曾长风死守自己住所的残墙时被一张破席子围住：“必须强调，那是赵山河家的席子，就是我们用来围过狗的席子，现在它正围着我爸。”[22]“狗”与“父亲”之间借由“席子”的中介完成了同质性的比照：它与他的悲惨境遇都源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狗”的镜像对象不仅包括“父亲”曾长风，还包括“母亲”吴生。接受革命话语灌输之后的吴生宁死不与曾长风发生性关系，并视与自己有夫妻之实与夫妻之情的丈夫为流氓，恨不得断绝夫妻关系。而曾广贤在去天乐县看望池凤仙后，他养的小母狗因为寄养在赵敬东处时与赵之间有了性关系而不再搭理原先的主人——即使是曾广贤叫它“妈”也没有反应。将人与狗做并置的本性考察之后，“人不如狗”再次揶揄了革命话语对性的异化：要性欲就与狗一样，蓄意禁性欲狗都不如，这个反讽显然指向了时代权力体系之下的生存境遇。在此时反讽悄悄地藏起叙述的本质意图，仅以某些看上去彼此孤立的零散现象示人。
比起将父母亲与狗做某种生存性的关联，曾广贤对自身的生存处境似乎有着更为清晰的理性认识。他将所有的不幸集中到自己的舌头之上，并一度十分欣赏自己对舌头采取的严厉惩罚。“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结了痂的嘴巴抠破，让它长久地血肉模糊。我还故意咬伤自己的舌头，让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肿着、大着……那是一张百孔千疮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脓泡，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上唇下唇只有少量没肿没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撑得像透熟的葡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点内容来。舌头大得顶住了上颚和牙齿，想分担鼻孔的出气都不可能。这么色彩丰富、形状怪异的器官，若是有人骂它‘歪嘴、烂货’一点也不冤枉。在过去，这可是一张吐字清晰反应灵敏惹事生非的嘴，现在它总算得到了报应”[23]。若使舌头担起所有苦难的责任，就明显割裂了表象与其原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深层原因被假装无视之后，所有的表象煞有介事地互为因果并打造出一条看似顺畅的逻辑通道，曾广贤对此“理性认识”的虔诚更加重了它的反讽性。反讽“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当地理解”“不大瞧得起谁都能马上理解的直来直去的言谈”[24]，偷换概念或将原因与结果做某种归谬性的演绎，实际上构成《后悔录》的主体叙事风格。“通篇性反讽”就此出现：这种讽刺类型中常见的一种文学手段是塑造一个天真单纯的叙述者或代言人，他们天生的单纯或愚钝导致他们对情况的不断误解，而心领神会的读者却能深入并共享那些天真单纯的第一人称背后所隐含的作者观点，并在作者的引导下对其加以改变和更正[25]。“通篇性反讽”又隐含着怎样的认同指向呢？
曾广贤的名字实际上就是“通篇性反讽”的微缩，它容易令人联想起“增广贤文”。《增广贤文》并非是一部简单的传统扬善之书，它包含着冰冷的对世道人心的厚黑式剖析，然而在总体上还保持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基调。曾广贤在不同时期的“不合时宜”归根结底不是出于人性的本能，就是出于道德善良的冲动，或者是某种公认的常识，并且在总体上他是一个把几乎所有的事情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得了个意思是“做事说话不负责任，经常反悔、抗拒不从”的“麻赖”的外号，一辈子穷困潦倒不见“善报”。因此，将所有的板子都打在他的屁股上——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将此作为自己的责任承担下来，整体性的反讽意味就难以遮拦。时时“反求诸己”的曾广贤的苦难生活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嘲讽，它既暴露了践行传统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可能性境遇，更勾勒出曾广贤所经历过的时代的权力轮廓。现实生活中的曾广贤显然是个落伍、孤独、潦倒的“傻瓜”，他远远不如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幸福。《傻瓜吉姆佩尔》设定了一个朝向未来的必然的彼岸世界以消解现世所经历的苦难：“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一切都将成为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弄，没有欺骗。感谢上帝：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受骗。”[26]可是肩负所有罪责的曾广贤只能在后悔中不断虚构自己“过去”的可能性，腐蚀着自我存在的真实性。“反讽的矛头不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独的现象、单独的存在者，其实反讽的主体对整个存在感到陌生，而他对于存在也成了陌生人，由于现实对他失去了其有效性，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变得不现实了”[27]。曾广贤的絮絮叨叨、唏嘘感叹、捶胸顿足终将结束，而他的经历所折射出的时代精神病症与生存痛感显然不能掩卷而弃。
注释：
[1]曹 丕：《典论·论文》，载韩湖初、陈良运主编：《古代文论名篇选读》第10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2]东 西：《没有语言的生活》，载东 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第38页，[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
[3][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第245-246页，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东 西：《我们的感情》，载东 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第93页，[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
[5][18]东 西：《目光愈拉愈长》，载东 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第50-51、60页，[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
[6]陈永国：《理论的逃逸》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15]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69、63页，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载[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11页，张文杰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11][13][22][23] 东 西：《后悔录》第22-23、43、39、83、46、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12]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26、75页，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73页，严 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一个政治问题》，载《快感：文化与政治》第150页，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 陈舒劼：《价值的焦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第181-182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 D.C米克：《论反讽》第10页，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20][24] [丹麦]克尔凯郭尔：《定位性的思考》，载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第212、213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25] [美]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271、271-273页，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6] [美]辛 格：《傻瓜吉姆佩尔》，载辛 格：《傻瓜吉姆佩尔》第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 [丹麦]克尔凯郭尔：《反讽在世界历史中的有效性，苏格拉底的反讽》，载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第223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