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没有动听的“公仆”之称，官场上不论大小皆为君主的臣仆。韩非在《难一》中解释君臣关系说：臣下替君主当差是因为君主给臣下好处，君主给臣下好处是因为臣下替君主当差，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是计数交换的“市道”的体现。惟其如此，君主绝不可指望臣下会有中规中矩履行职责的自觉，而必须有一套对之深察严究、使之不敢怠懈的办法，这就是始创于秦、形成于汉的官场问责机制，当时叫“督责之术”。
秦汉的“督责”大抵可分三个层次。
一为法律问责 比方当时已经有了食品卫生法规，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中，就有这么一条：凡能导致食物中毒的腐败脯肉之类，必须立即销毁。应该销毁而未予销毁者，连同没能负起相应责任的有关公职人员，“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就是根据有毒肉脯的数量，比照盗贼类犯罪量刑。放在今天，好比在“问题奶粉”事件中有失职行为的公务人员，也要承担与那些投放三聚氰胺的人相同的责任。照李斯的关于如何应用“督责之术”的阐释，这叫“深督轻罪”，意思是君主对于臣下的轻微的罪过，亦必从严追究、从重处罚，其逻辑是既然轻罪也要从严问责，还有谁敢犯重罪呢？
二为行政问责 就是对官吏的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职责过失，给予斥责、罚金、降贬、罢免等不同层级的行政处分。如《汉书·何武传》中就有他多次被行政问责的记载：第一次是任县令时“坐法，免归”。第二次是再被举荐出仕，好不容易巴结到清河太守的职位上，又因为郡中受灾面积达到十分之四以上被罢免。《汉书》中还有同样事例：琅邪郡“有灾害十四以上”，朝廷马上对琅邪太守杨彤追究责任。大将军王凤与杨肜是亲家，特意为他向丞相王商求情说：“灾异天事，非人力所为。”王商不听，“竟奏免杨肜”。这样看，“有灾害十四以上”就要卷地方领导的铺盖，竟是一条连大将军也不得破坏的制度。其实王凤所言不错，自然灾害并非由太守“人力所为”，何以也要获罪？盖因汉法，州县长官以使民安居乐业为最基本的职责，若地方上受灾面积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或与“群职旷废”而使各种防灾弭害措施实施不力有关，那就要追究首长的领导责任了。
三为经济问责 就是官吏因职务违失给国家造成经济上的损害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如秦代《效律》规定，因粮仓漏雨或禾粟堆积而使粮食腐烂的，令管仓官吏共同赔偿。又如《金布律》规定，仓库官吏在任内缺失所管财物的，“令与其稗官分”。就是同其下属共担赔偿责任。
用发展的眼光审视秦汉的督责之术，最明显的偏失就是“深督轻罪”，并且往往失去过失与故意、失职与违纪、差错与犯罪的区分。直到官员问责制度走向成熟的唐代，这些问题始称克服。
（摘自《组织人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