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何方先生，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并先后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6年曾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外交部分的起草。改革开放以后复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曾与李一氓、宦乡向中央建言，改变对时代的判断，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放弃“三个世界”理论，故此对外交内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离休以后，把研究重点从国际问题转入中共党史，著述颇丰。2011年10月19日，部分学者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谈了对何方先生、对他的著作的理解和认识。2012年是何方先生九十寿辰，本刊特别刊登座谈会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丁 东（人文学者，以下简称丁）：大家都是何老在学术界、思想界的朋友，今天聚在一起，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谈谈对何老的理解和认识。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以下简称资）：我抛砖引玉。我首先佩服何老的，就是他的读书。他的学历也许是我们在场的人中最低的，但是他读书是最多的，至少是最多的之一。我看了《何方集》后面讲学习的那篇文章，让我非常佩服。我就做不到这点，包括行军的时候，他都能够看了那么多书，而且能记住，还能背下来一些句子和段落。
从文化底蕴和理论方面，我觉得这种读书的毅力和实际读那么多书，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所以后来他的思想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这一步，跟学而思分不开，而且永远坚持独立思考。
我与何老没有非常久的关系，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会议上，我觉得何方的思想有所发展。我记得第一次在《世界知识》两千期座谈会时，何方有一个发言，是坚持列宁主义的，认为毛泽东搞的更“左”的东西是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后来他的思想观念，一步一步地有了变化，而且每一次都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到今天，在老同志里，他应该算是更加彻底，看得更加明白、更加透彻，不管是对世界，对中国的事情。人，年纪到这一步，能够看得这样明白，根据老革命的经历，可以完全摆脱过去的束缚，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
萧 扬（张闻天政治秘书）：1953年我就跟何方同志在一起，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开始是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后来不在一个工作单位，也一直得到他的帮助，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就是不知从何说起，话太多了。
何方同志属于老八路，但是他的思想跟老八路的有些传统不一样。老八路的传统中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落后的东西，比如什么都讲究按官阶、按地位、按级别，这样的观念很深。但是何方同志对此是抵触的，从我认识他一开始就感觉到他是看不惯这些的。他讲平等、讲民主，独立思考、怀疑精神早就有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可贵的。我们那个时候接受的教育是，组织上怎么讲，领导怎么讲，特别是毛主席怎么讲，我们就信服，就说服自己，努力跟上。上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何方同志敢于怀疑，他认为不对的东西，敢于保留自己的见解。资中筠刚才讲他的思想有变化，确实有变化，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变化发展到今天这样，跟他的这个老底子有关。
具体讲他这一生的贡献，我觉得主要是要讲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的贡献。他在外交部的工作，在张闻天手下的工作，当然有贡献，帮助张闻天做了许多工作。这种贡献主要是工作层面上的。在思想上，在理论政策形势判断的指导思想上，在思维方向上，也在为人处世、价值观上，他受益于张闻天，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这是主要方面。同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当然是个别、局部意义的问题），他也影响张闻天，强化或者弱化张闻天的某些看法。但是，要说何方的独立贡献，还是要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及其后在学术界思想界的贡献。
首先是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提出了好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概念。这个问题他提得最早，做了周详的论证，并且坚持了这一概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宦乡、李一氓等人已经分别提出了帝国主义还有生命力、目前不存在革命形势、应该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的提法等观点，并且正式向中央建言（何方也曾参与），实际上冲击了传统的时代观，撼动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或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何方即在1986年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他的论述十分鲜明，矛头直指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观点，直指时代问题上的误判及其严重后果，突破了在这个影响全局的问题上的长期羁绊。第一声鸣叫总会让一些人觉得怪异。尽管此前已经有邓小平的说法和前人所做的工作，何方的时代提法还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就是在争论中捍卫、发展他的观点的。我那时还在世界知识出版社，我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提供了争论的平台，见证了何方时代提法初出炉不久时的争论，还出版了代表对立观点的两本书。后来，在时代问题上至少又有两次大的争论，这两次何方又站到了争论的最前沿。现在大家的看法已经比较趋于一致，何方在其中的作用是明显的。当然，争论还会有的。不是现在还有人说什么最终还是要由战争解决问题吗？有不同看法也是好事。
在党史研究领域，何方的主要贡献是他那本《党史笔记》。对构成传统党史基础的一些观念，或何方所说中共党史编纂学。我最感受益的是他对延安整风的叙述。我说叙述，是说这里既有回忆（事件的回忆、情绪和氛围的回忆），又有梳理（考证、分析）和辨析（否定既有结论，提出新结论）。党内个人迷信、运动整人等等传统，我们感觉到是源远流长的，但是源头何在？还是模模糊糊。何方的叙述就让我们追根溯源，最后追到延安整风了，而延安整风原来是不能触动的。1959年外交部批判张闻天大会上最厉害的棍子之一就是说张闻天否定延安整风。毛泽东对所谓“二月逆流”中老帅们的牢骚起初还不在意，一听到陈毅的批评涉及延安整风，顿时就变脸了，可见这是多大的痛处。何方的叙述就触及了这个问题。在何方之前也有过一些涉及延安整风的回忆录，但是毕竟只是一些片断，比较零碎。也有一些优秀的研究著作，但是毕竟单凭文字材料，不能苛求像亲历者那样入木三分，于细微处准确地体味和表达要害之所在。延安整风的亲历者中有水平有志气做这件事的，肯定大有人在，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见到类似的著作。何方的叙述不仅超越了前人，至今也还无人能出其右。 在张闻天研究方面讲何方的贡献，按今天会议的要求是要讲他在个人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但是我想应该先讲一下他在张闻天研究的组织工作中的贡献。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以后，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邓力群任组长，何方是成员之一。我和张培森、程中原等几个人组成工作小组，在他们领导下做具体工作。邓力群在为张闻天出书、举办纪念活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都做了工作。其中曾彦修当时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就是他让人民出版社借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办公，我们平时工作首先就近向他请示报告，这一段他做出了特殊贡献（当然后来也继续做贡献）。何方则自始至终是出力最多的一位。包括后来工作小组搬到日本研究所（就是因为他是所长），最后并到党史研究室时期，他对张闻天文献（选集、文集、传记、年谱、图册、各种专题文集等）的编纂出版，研究和纪念活动的推动组织都做了许多工作。在张闻天研究领域，国内活跃的知名学者是张培森、程中原，何方的作用则是在幕后，当然还有曾彦修，早期还有邓力群。
不过何方也走到了台前。他的党史研究（《党史笔记》）就是从张闻天研究切入的。他的研究题目，包括遵义会议确立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张闻天、毛泽东关系的演变和两人的比较、延安整风与张闻天等，都是张闻天这个人物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前人没有研究，或至少没有深入地系统研究，没有按照秉笔直书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因而留下了许多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何方拨开为个人迷信制造的雾霾，还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他的研究因而也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深度。
在何方厘清的诸多问题中，我觉得有一个最为重要，即张闻天是不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是否真正起了总书记的作用。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以后，张闻天已经从党史中被遗忘、被歪曲的角色重新作为“我党在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而被肯定，邓小平肯定他是党中央总书记（虽然有人坚持说是“负总责”）。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张闻天不过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实际上出主意、起领导作用的是毛泽东。持这种看法的人，实际上是受了传统说法的约束或影响，即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对于这种说法，何方用了八个方面的事实加以辩驳，说明遵义会议确立的全党领导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这就解决了张闻天评价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中国外交，何方正在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外交路线如何，成败得失如何，何方都有很多思考。我个人对此期待甚高，希望早日拜读新著。
何方原来是党政机关干部，前面说到的他的学术研究活动和成果，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那时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且确实已经离开了行政机关，不久也从学术机关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他是到晚年才开始他的学者生涯的。他干了一辈子政治到最后又搞起学术，我觉得同他一生都在做研究工作不无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他对一生政治生涯中所接触到的东西有了很深的感悟。他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对于支援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方针反感至深，一旦时机成熟，自然形诸笔端，形成和平发展时代学说。他在党内数十年，对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有切肤之痛，批判的冲动最后化为那本《党史笔记》。他同张闻天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这自然是他研究张闻天的动力。他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而且是带有全局意义的问题。时代问题不仅是国际问题，而且是据以决定治国方略的大问题。党史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正因如此，他的学术活动并不是纯学术活动，他的几本著作都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以下简称钱）：萧老谈到了何老的贡献，我认为，除了党史研究之外，还有两方面的贡献特别值得注意。
刚才丁东提到我写的长文，题目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文章谈到了这些年党内的一些老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改革面临“向何处去”的选择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一个“改革新思维”。这样的改革新思维就包括了何方先生的贡献。我在具体讨论这样的“新思维”时，大量地引用了何老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里的论述，特别是书的最后一部分，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领导”“关于中国发展的前景”，不仅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理论的含量，是为在总结“中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批判性理论的建构奠定基础的。我一直认为，建构这样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的中国自己的“批判性”理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界的历史与现实的责任，也是对世界思想、学术应有的贡献：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付出了这么多血的代价，理应做出总结，产生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在这方面，朱厚泽、何方、谢韬，还有许多的老前辈，都做出了表率。但我觉得，学术界对他们的努力，特别是在理论上的贡献，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是十分遗憾的。而这样的认识不足，更是反映了我们这些后辈缺乏他们这样的理论创造的自觉性，这更让我们——至少是我，感到惭愧。
这里，我还要谈到何老的另一个理论贡献。这就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关于“时代”的新思维。那时的中国，也正处于“如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的历史转变的关口。何老和几位老前辈，也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挑战所谓“革命和战争时代”论，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新思维。这就抓住了要害：所谓“革命和战争”论，其理论基础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其实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从他40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到60年代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发动“文革”，“文革”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无一不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时代的分析为其理论前提的。如果不突破这一列宁主义的时代论，就根本谈不上改革开放。邓小平最后接受了“和平与发展”新思维，这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新路线。因此，完全可以说，何方先生和党内的几位老前辈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新思维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可惜我们对何老的这一理论贡献和意义，依然认识不足。
我今天所以要强调何老的这两大贡献，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关口。特别是在今年以来，世界上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从阿拉伯国家，到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危机和变革要求，这些性质并不相同的危机和变革却都会从不同方面影响中国。面对这些世界历史的新变化，我们如何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分析、新的概括，这是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在这全球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的转折点，更需要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我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向何老求教的。 我觉得何方先生越是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成熟、越绚烂。中国有个独特的现象，我称它为“80后”现象，许多知识分子往往要等到八十岁以后，他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呈现出来，他的创造性完全的彰显出来。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是开放，他前面走过的道路，他的人生阅历给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撑，使他晚年更加能把这些经验、教训做出深刻的归纳，并通过适当的文本表达出来。何方先生真正的传世之作是《党史笔记》与口述自传，这都是他晚年的著作，所以他的思想生涯或学术生涯，也都是在晚年开始的，这是个独特的现象，尤其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大转型时代里。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作为“一二·九”一代人，他生于1922年，也就是在抗战时期，出于追求民族独立、民主平等自由的强烈意愿，参加了革命。应该说，《党史笔记》这部著作的完成，表示何方先生回到了当初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轨道，对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有了比较清楚、彻底的反省。这一代人最后有这样的归回，能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留下来，有这样的自我反省意识，放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当中是有独特价值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比较缺乏反省，中国缺乏忏悔录。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面，他们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的忏悔录，奥古斯丁有《忏悔录》、卢梭有《忏悔录》，许多人都有忏悔录，有些人的著作虽不叫忏悔录，但实际上都是忏悔录，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对一个民族走过的道路，都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基督教文化下面，每个人都有原罪，自我反省是每天的功课，而我们一切都是从人性本善出发，所以反省很少，老认为人是可以变得完美的，人是可以变成完全人的，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去年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是《巨流河》，齐邦媛写她一生的经历，她经历了一个民族的很多动荡，经历了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对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齐邦媛作为一个世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后在台湾安身立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授，她把自己一生的道路用行云流水的文字记录下来，既是一部中国的个人史，更是她个人的一部中国史，实际上比有些人写的通史好多了，而且有生命力。书中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线索，另一条是一个基督徒的线索，这两个线索齐头并进，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一直有内心的反省，就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给她的那种内在的支撑，所以不怨天尤人，不愤怒，也不沮丧。
何方先生的口述自传，我也觉得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他，他也是个人写下的一部20世纪的一个见证。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得到何老赠送的《何方自述》《何方杂谈》两本书，基本上是放下手中的工作，一气呵成地读完。我想简要、随意地谈一点我的读后感：
第一，读了何老的书，我对我党根深蒂固、危害深远的“左”倾路线的危害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性认识。比如，何老小小年纪就到了延安，怎么会有历史方面的问题呢？但主持整风的人秉持的宗旨是“抓出的坏人越多，整风成绩就越大”，用劝、逼、骗等手法硬叫人承认自己是特务、有问题，承认自己是坏人还可以上“光荣席”，这么荒唐的事情简直是匪夷所思。
第二，对张闻天的成就、为人、风格有了了解。以前看过涉及到张闻天的相关党史材料，得到的印象是扭曲的、丑化的，后来情况有所改变，但最好的情况下得到的印象也是不准确、不全面的、矮化的。张闻天其实很正派、对人民的事业很负责任，学问很大，搞工作和从事研究很能抓住要害，而且能在党内高层被歧视、误解的情况下任劳任怨地工作，真是了不起！如果没有何老的言说，我们，以及后世的人们，就不可能了解到张闻天的真实情况，何老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
第三，读了何老的书，对于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比以前更准确和全面了。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知道外交部的“文革”历程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但不清楚关于外交部的“文革”情况以前的叙述有那么严重的歪曲。我看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马继森所写的《外交部文革纪实》，得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何老的表述更坦率，眼光更深刻，把所谓“陈姬乔问题”在外交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说清楚了。我认为，没有何老这种直面真相的勇气和品格，外交部“文革”的历史叙述只会是一团乱麻。
第四，何老以经验事实为根据，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一贯正确”的论点还原为有分析、有批判、有反思的评述。长久以来，甚至直到现在，不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在神化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似乎在内政和经济建设方面，毛的错误、危害可以谈，也隐瞒不了，但外交方面是例外，毛的外交思想简直是高明得不得了，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严重错误的情况下，外交领域是一个例外。我以前对这种论调不太以为然，但因为了解事实不够，也没有何老这样的深入分析，多多少少还是觉得说毛在外交方面确实有独特的智慧、技高一筹，大致上是不错的。我现在不这么看了，这完全是得益于何老的赐教。我相信，何老的分析、评价，构成了他在总结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方面的独特贡献（作者未出席座谈会，该发言是作者提供的文字稿）。
吴 思（《炎黄春秋》杂志主编）：我和大家的看法差不多，只是换个角度说。
何老师第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眼界特别宽。他关注的是对整个时代性质的判断，国际大形势的判断：二战之后，究竟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很多老先生不碰的话题。这是何老师独有的东西。
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何方老师选择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就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上，在对时代性质判断的基础上，认识张闻天的外交路线。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存在两条外交路线，而且有高下对错之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张闻天及其历史地位。
第三就是延安经验。延安整风有很多人研究，但是何方老师做得更精彩。我们私下议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代表了我们这代学者中研究延安整风的最高成就。但是，比较而言，何老师的《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这两本书更有血肉和体温。读了这两本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去延安，为什么挨了那么多整，还往延安跑，一直跑到70年代。看了何老师的书，就能够充分理解“两头真”的之字形人生的三个阶段。批左，最好左过。没左过，批判起来不容易把各个方面分寸拿捏妥当。这种拿捏妥当的批判，有体温的批判，如果那代人自己不做，后来的历史学家替代不了。后人很难有血有肉地写出那种分寸感。 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何老师他们为什么能够走出来？我个人有两点猜想：
第一是天资。何老师老说自己调皮捣蛋，我觉得，确实有点调皮捣蛋的劲儿，独立性非常强，有很强的独立意志，认准了就这么做，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顺从，也不是硬抗，就是调皮捣蛋地绕着斗心眼，最后还是坚持自己那一套。可能这是天性的力量，非常强的个性。
第二是眼界宽。不断观察研究世界形势，所以心里特别有底气。有了天性的力量，再有后天补上的资源，于是，说的话、表达的见解，经常跳出一代人的常规范围，显出自己独特的东西。
我还有一个问题，跟钱老师关心的问题一样，对现在国际形势怎么看？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怎么看？
我听到一种解释，中年一代的国际关系专家，张宇燕和金灿荣等人的解释。欧洲、美国遇到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之后出现的问题。他们本来自己过得挺好，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民族，人又勤劳、又穷，又能干，又聪明，一下跟他们一起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在他们制定的规则体系中竞争，结果加工业从低端到中端，让中国切得差不多了，而且中国就像无底洞，把世界中低端的就业机会吸引过来，现在又向工程师优势领域继续扩张，高端的加工业也在往中国走，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持续十几年。
欧美中端被掏空了，中产阶级就业机会流失，那里的人面临一个大挑战。这边人比他多干，工资少挣，两者差距很大。这种不均衡，只有两种调整方式，第一种方式，那边工资降下来，福利降下来；第二种方式，这边升上去。这当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平衡达成之前，这个矛盾解决不了。
怎样解决矛盾？从欧美那方面说，现在希腊闹债务危机，美国闹占领华尔街，实际就是这个矛盾的表现。那边政府承担不起高福利，而民众又不肯降工资、不肯降福利，于是就有债务危机。那边的就业机会跑到中国来，制造业被掏空，于是被迫玩金融，玩各种高端的东西，于是那边两极分化，玩金融的挣钱多，承担的义务少，所以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逼着中国上去，就是抬汇率，中国不肯提高自己的汇率，可能逼出那边的贸易保护主义。再就是督促中国提高人权，让中国劳动者的生活尽快好起来，消费增加，这是双赢的路子，但我们这边又有种种政治考虑。这个矛盾好像无解。在这种格局中，中国会走什么路？世界将怎样变化？我对这个领域很外行，想请教何老师和资老师，怎么看这个形势？中国的生存环境在未来十几年之中如何变化？世界矛盾怎么解决？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发挥什么影响？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最近集中阅读了何方先生的著述，获益匪浅。比如他在自述集《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反思》中，何方先生辨析“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个后来出现的提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认为实际上“救亡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在这之前，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连东北四省都不知道。但是经过救亡运动，人们就都知道了中国有多么大，知道了日本长期侵略中国，也知道了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一些道理”。因此，“救亡运动本身即是启蒙”。这个描述既符合那一代人的实际经验，符合小时候父亲对我所讲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完全站得住脚。
这个看法有一个理论上的支持：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民族国家，自然是响应现代性要求的一个部分，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外而言，即在国与国之间，这个民族国家要求平等的成员身份，同样对内，它也提供一个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称之为“国民、公民、人民”也好，而不是臣民或者仅仅是家族成员的身份。当然，除了这个现代性的形式，民族国家也有一个前现代的实质，它需要一个天然的、历史的、或者文化的“超越建构，作为民族的集体身份所寄”（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批判意义了吗》）。但是无论如何，民族国家拥有一个属于现代形式，不能把它与启蒙对立起来。
再就是，恢复了张闻天的历史原貌，给这位被掩埋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以客观的评价和描述，这是何方先生最初动笔的一个动力，所做出的成果也令人信服。何方描绘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种种分歧，最初的分歧的突出表现就是如何处理西安事变。何方先生在书中告诉我们，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闻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除蒋”“审蒋”，提出“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张闻天的意见是“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这个转变，也是从“内战”转变为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联合阵线。最终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体现了张闻天的这个立场。毛泽东事后也提到自己“审蒋”的口号不对。
何方先生还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的分歧， “张闻天主张解放后党的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要搞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并在取得政权之后即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张闻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设，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则致力于反帝和搞世界革命，并争着当头。张闻天一贯强调民主，对集体领导身体力行，反对突出个人（自己也不愿意出头露面）和搞个人崇拜，毛泽东强调高度集中，实行独断专行，以对自己的态度划线，搞个人崇拜。张闻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独立思考和兼容并蓄，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读书越多越愚蠢”等等。
这些分歧有个人性格、修养的因素，但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路线的分歧、视野立场的分歧。是跟上时代的潮流，以世界的眼光看问题，还是闭关自守，不能仅仅用个人性格来得到说明。应该说，张闻天的这一套东西在党内，也许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力。比如我小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说起张闻天这个名字，肯定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了。这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和别的地方听不到的生疏偏僻的名字，因为我不理解所以将他记得非常牢。父亲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饱含热情的。
丁：何老集历史当事人和历史研究者与一身，这样的人特别少。有的人是历史当事人，但是没有能力研究、反思，有的人是历史研究者，但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何老集二者于一身，他20世纪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对中共高层有近距离感受，他的反思，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在《党史笔记》里，对党史编纂学的反思我觉得分量很重。党史编纂学怎么形成的，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问题，一些人起了什么作用，他都做了精湛的分析和中肯的论述。他不光是集中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的智慧，而且达到独到的深度。 邢小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我在何老自述成稿前做了一些口述整理工作，通过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的观念的提出，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关于延安，他分为延安整风前期、延安整风后期，也就是张闻天时期和毛泽东时期。他有非常清晰的亲身经历，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研究党史，所以我觉得他把握得更准确。
因为要写《党史笔记》，他看了大量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历史文件，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回忆录是靠不住的，官方组织写作和出版的回忆录尤其靠不住。他举了很多例子，有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组织了几十个人的班子，家属也要干预，什么东西可说，什么东西不可说，什么事要按什么口径说。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写过一篇有关口述历史问题的论文，曾经把初稿给何老，何老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我印象当中，何老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老先生里，对造反派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有独特的见解。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面很大，“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在这次运动中大量挨整。何老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外交部的“文革”，他知道部党委在运动初期是怎么把领导层的个别人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一部分人先抛出来，造反派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周恩来在什么阶段对他们是依靠和重用的，到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们又是怎么挨整的，运动后期和“文革”结束后他们又是如何受到压制的。何老讲了他为什么同情外交部造反派的原因和理由。一个外交部，两千多人打成“五一六”分子，他认为周恩来要负责任。对我的启发很大。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提到“文革”中的参与者，质问你为什么不忏悔？其实“文革”的情况相当复杂。一个年青人，某一阶段为什么要积极投身运动，参加造反，都有具体的原因，具体的背景。简单地把红卫兵、造反派一锅煮，不是历史的态度。我在“文革”时是初一学生。我们学校有一个高中生，后来成为全省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他参加运动最初的动机是非常正直的，是出于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因为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市委书记，和省委主要领导历史上不是一个山头，“文革”初期就被省委当替罪羊抛出来了，他看不惯，打抱不平，成了造反派头头，一度声望很高。“文革”中一度进入领导班子。定为“三种人”以后，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我因为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想到像何老这样年纪的人，能够这样看待造反派和清查“五一六”，真是难能可贵。
资： 我向何老提几个重大复杂的问题：第一，现在应该对整个大局、国际世界怎么看法？您提出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真的是客观的时代的特征呢？还是说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而现在的特征是不是还是和平和发展？第二个问题， 您认为主要矛盾是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我记得一篇文章里有此一说，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第三个问题，您认为中国如果跟美国打仗，也形成不了世界大战，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
何 方：这个问题太大。关于时代的看法，我现在的认识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个和平与发展时代是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来套的。毛泽东的时代，1985年前，我们对时代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因此就制定了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对外战略。革命的对象是谁呢？当时提出的就是打倒“帝、修、反”。所谓“反”，是泛指第三世界的当权派。因为我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三世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以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几乎使我们与全世界为敌，把中国置于极为孤立的境地，这就更加剧了大跃进造成的国内困难，造成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
1985年以前，邓小平的观念是战争只能推迟，不能避免。我是干具体活的，就跟着李一氓写文章了。当时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写稿，其中一篇就是讲战争与和平问题，认为不能说战争只可推迟不可避免，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实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好。因为全世界都要和平，你偏说要打仗，要打世界大战。后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李一氓提出的几个问题。邓小平说，你这个李一氓啊，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避免得了？在会上，李一氓也不便多做辩驳。虽然上面说战争不能避免，可我们还是在下面继续写报告，发表文章，宣传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道理。经过几年的讨论，邓小平的观点也改变了，最后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两大改变。第一个就是改变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现在看有可能避免。第二个就是放弃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
当然，这种改变并不是说变就变，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舆论酝酿。在这之前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美代表团回国后就曾以宦乡的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拉开同美国的距离和调整同苏联的关系。对于当时我们坚持的联美反苏立场，不但思想界普遍不以为然，就是中央领导层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形势的发展要求对时代问题做一个合乎客观形势的判断。而且二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形势发展也确实证明，战后世界已走出战争与革命时代（也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定义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是毛泽东却一直坚持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由于时代的判断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出发点和基础，所以据此判定的就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推进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这就使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头三十年不仅没有发展和进步，还一直处于停滞和倒退，丧失了一个黄金机遇期（二战后头几十年，世界经济、科技、社会、文化都得到飞速发展）。如果毛泽东及其政策得以延续到现在，那么中国也许一直还不如北朝鲜。所以关于时代问题的判断，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关乎全局的大问题。但是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对于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判断，还必须出之于党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出，也只能在邓小平有所表示之后。正好，邓小平经过七八年的观察考虑和受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到1985年出现了变化，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和“一条线”战略思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随后我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并引起国内舆论长时间的大讨论。邓小平把和平只限于东西问题，把发展限于南北问题，意为只是第三世界的发展；所以他的提法不涉及对《帝国主义论》的看法。我认为，和平指世界大战再打不起来了；发展，在相当时期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带头的。总之，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都是概括全世界的。
和平就是不发生世界大战，发展就是没有全面性暴力革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会一直延续下去。我已经发表过文章，提出战后民主化已经历了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现在到了第四波。民主潮流还没有过去。经济要发展，必须市场化，政治要稳定、要进步，必须民主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是世界潮流，改变不了，只能前进，但是过程会很慢。
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也曾看起来非常慢，一战、二战后，市场化都很慢。1985年以前，世界经济市场化谈不上，参与市场化的国家也不太多。后来就快了。1985年是世界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关键年。从1985年开始到1995年，全世界就基本上市场化了。
民主化也是。我的看法是第四波以后，就会快起来。因为一些有专制暴力传统或半专制暴力传统的阿拉伯国家都挡不住了，谁还能挡得住？我看扩展起来不会太久。我们必须都注意到，民主化进程看起来很慢，但还要看到这当中的深度变化。我在文章里讲过一个美国民主化深化的例子。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时候曾派军队到小石城一个中学里去，为的就是保护九个黑人小孩能进学校和两千多白人小孩一起上学。
市场化造成中国与美欧之间发生这么多的合作与冲突。一方面，全世界市场化确实了不起。我们向西方开放市场，一下子就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起来了。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又给西方带来了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