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是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演员、戏剧导演、翻译家和政治家。在这本自传中，他的回忆是从他的监狱岁月开始的，之后是说他的家族、他的童年及他的经历。他一生中的种种传奇，让我们领悟到一位风趣幽默、博学谦和的艺术家的人生智慧。
在王府长大
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王府里长大，那是很不寻常的，可我就是这个不寻常的例外。还不是一般的王府，是著名晚清权臣庆亲王的王府，他非常腐败，可能是当朝几个亲王中最富有的。
庆王府在辅仁大学边上。辅仁大学是我祖父出资并助建的，我父亲又在那里做教授。20世纪20年代中期，皇族已瓦解，亲王们开始卖掉个人财产。辅仁大学买下了与王府连在一起的土地房产做校园。当时，庆亲王还不愿卖掉他的王府，因为他还梦想着夺回江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搬到天津藏身于外国租界，他请求辅仁大学派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家具齐全的房子里，替他守宅，房租免费。大约有10户人家搬进了那个巨大的院落。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在隔壁这个刚兴办不久的大学里又多少是个拿事儿的。1932年，我还不满3岁，全家就搬进了庆王府，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我11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可真是个天堂。兄弟姐妹们和我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地追跑打闹，同时在这里也受到不少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家具都很大，古董都是最好的，在皇帝被废除之前，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他用自己的职位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宽裕了，到每个房间都需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那样。这5个房间的中间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让我们演戏。里面有一个硬花梨木做的长椅，有现在的三人沙发的两倍长。庆亲王在他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的。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做观众席。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是王爷过去用来存放他那些轿子的。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戏台，就像颐和园的一样。
庆亲王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因为家具都没有动过，有好几个大的橱柜，很大的抽屉装的半满的都是铜钱。我们进行戏剧表演的那间主要客厅有一个巨大的吊灯。我记得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碰到灯，因为吊灯上装饰着多种颜色的水晶饰物，令我们馋涎欲滴。最终我们搬来梯子爬上去，偷下这些小玻璃珍宝当礼物送给朋友。
第一次被学校开除
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司，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6岁到9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按英国式的课程设置进行教学，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是有点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说什么“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拔儿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很结实，是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可以把鸟打死。
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通通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祖父和父亲同事的陈垣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父亲像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用开除自己的儿子以表现公正的态度，而陈先生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垣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1948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垣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又聘他做校长。他七十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语言清洁度问题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10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的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 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尽管那时睡觉还太早，我的兄妹们也还没有上床。我躺在那里，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非常漫长而紧张。这次我没逃出去看电影。谁知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教会寄宿学校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24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嘟嘟囔囔“只会几个字”。
我12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人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的。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4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做“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当然，我起先被安置在最低班，因为我不会讲英语，但不久他们就没法儿把我留在那里。其他科目我都用中文学过，都会。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纪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纪录。在总分满分为1200分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150多分。
学校无法再把我留在最低班，于是通知我家人说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当时留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5年时间完成学业。最后，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又因为战争原因学期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16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提前在圣路易学成毕业，于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
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了业，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幸运的是，我被开除的决定得到疏通，他们又让我回去了。原因是我惹上麻烦时，学校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尽管父亲当时还在狱中，但当局清楚，他一旦被释放，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教育部门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认为妥当些还是不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造成大事件。另外，当时英家在教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亲戚进行干预让我留在圣路易。最后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要比我以前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的时间都长，差不多有4年之久。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15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到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我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我因为不良行为，激怒了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会成员，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中国已跟战前不同了。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