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美国的《新闻周刊》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栏目：《千禧年一句话》，这个栏目一共刊载了最近1000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这其中，中国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再一位是成吉思汗；第三位就是左宗棠。
作为智慧名人，左宗棠的智慧具体地表现在他是中兴清朝的名臣；他是求强求富的名贤；他也是抗敌御辱的名将；最后还是一身清廉的“名宦”。我想这四句话可以概括左宗棠这个智慧名人。
中兴清朝的名臣
左宗棠所生活的时代，清朝的统治已经是病入膏肓，处在一种封建的衰世，当时中国的形势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种描绘，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土地兼并严重，社会风气败坏，军队腐化，灾害频仍，同时很自然地就是民变四起，老百姓到处起来反抗。
面对这样一种封建的衰世，左宗棠却想做一个力挽狂澜的风云人物。这是左宗棠的抱负，也是左宗棠一生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在咸丰二年的秋天，他首先成为了湖南巡抚的幕僚。当时湖南的巡抚张亮基绝对信任他，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他，所以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左宗棠自己也讲，“事无巨细，尽委于我”。但是他在张亮基的幕府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只有6个月就退出了，因为张亮基调走了。不久，新来的巡抚骆秉章再一次去聘请他，据说是三次请他出山，这样他又出来了。在骆秉章那里，他一共呆了6年，在这6年里面，主要是对付太平天国起义。有一个官员，叫潘祖荫，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国家固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固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左宗棠自视更高，自己看自己比社会评价更高，他自比诸葛亮，包括给朋友写信，都不说他自己的名字，署亮白，意思是诸葛亮跟你说话呢，所以有人说他是自大狂。但他确实有本事，有本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被镇压后，腐朽的清王朝出现了所谓中兴的局面，那么左宗棠也就成为中兴清王朝的名臣之一。
求强求富的名贤
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的入侵，面对山河沦丧，面对贫穷落后，一些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走上求强求富的道路，左宗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彼此同以大海为例，西方国家靠近大海，可以以大海作为一种优势，我们中国也靠近大海，也可以从大海中去找到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所以彼此同以大海为例，“彼有所挟”，西方人、西方列强他们有所仗势；“我独无之”。这样就“犹如渡河，人跨舟而我结筏”，人家坐的是大船，而我们坐的却是一个木筏子。最后他有一个问句，可乎？可以吗，可以这样做吗，允许这样吗？当然我想，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不能。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在福建的福州马尾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造船厂，这就是福州船政局。这是他求强求富的第一点，求富更多体现在他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实际上是清末的开发大西北。在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的时候，经过左宗棠的积极筹划，终于在兰州建立了甘肃机器织呢局。
在兰州这个西北地区，办一个现代化的织呢厂应该说是一个创举，或者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是西北地区民族工业的滥觞；另一个方面，它又为西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技术骨干。新中国建立后，当时的兰州第二毛纺厂，根据调查，就是在原来左宗棠办的这个企业留下的两台顺毛机的基础上办起来的。
抗敌御辱的名将
当然左宗棠一生最得意之笔，或者说为后人所永远怀念的事业，还是他挥戈西指，收复新疆。正是这样一个壮举，使得左宗棠名垂青史，光照后人，成为晚清抗敌御辱的名将。
我们都知道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64年，这里爆发了反清武装斗争，新疆的局面比较混乱，这样就为中亚地区的浩罕国军官阿古博和沙皇俄国提供了入侵新疆的可乘之机，从而也就出现了当时震惊全国的边疆危机。阿古博入侵新疆之后，先占领了喀什葛尔，还有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的秋天，攻下了达坂城、吐鲁番，后来又占领了乌鲁木齐和玛拉斯，可以说已经占领了我国新疆的大部分土地；另一个方面，沙皇俄国也开始占领我国的伊犁地区。新疆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还因为当时英国和俄国的插手，他们都想控制阿古博，通过阿古博之手去侵略中国的土地。
就在西北的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绝不能退下去，我绝不能告老还乡，绝不能不管。“当与此虏周旋”，一定要和这个强盗周旋到底，表示了他抗俄的决心。
对于新疆问题，当时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是坚决反对出兵的，他说我们现在力量顾不上，而且他强调现在海防重于塞防。所以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问题不大，如果这仗我们打胜了，真把新疆收复了，那也不过是白白收回几千里的无用之地，得不偿失。
左宗棠的意见和他们是针锋相对的。他强调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是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的时机是什么呢？现在海防并没有打仗，西边我们是大片的国土沦丧，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西边的问题，首先要收复新疆。这一场争论的结局是清朝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让他指挥大军出玉门关，收复新疆。
左宗棠受命之后，首先是整顿军队，他还要做三件大事，这就是筹粮、筹饷、筹转运。“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几万人，要采集粮食不是个容易的事，粮草还不能任意采购，你把粮食都采购了，老百姓吃什么？所以他还提出来，要处理好兵食和民食的关系。最后左宗棠筹集了4000万斤粮食，然后逐步地艰难地把它运到前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钱，当时中央财政危机，地方财政困难，没钱。左宗棠提出，没有钱我们就借钱。借什么钱？借外债。可是洋人知道你要打仗，知道你要花钱，因此把利息定得很高。当时上海的《申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左宗棠的借高利外债，说他是剜肉补疮、饮鸩止渴，左宗棠非常难受。他说我跟洋人借钱，这是我的罪过，这是无耻的事情。无耻归无耻，钱还得借。不借怎么办？最后清朝政府批准左宗棠借了500万两的外债，同时又要求海关划拨200万两，中央的财政解决300万两，给左宗棠凑足了1000万两的军费，筹饷的问题算解决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战略叫先北后南，缓进速战。所谓先北后南指的是先打北疆，后进入南方，为什么？因为当时北方是敌人的薄弱环节，敌人的主力在南方，所以他先打容易打的，然后集中力量往南打，缓进速战。在这样一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收复了北疆乌鲁木齐，又通过达坂城之役，最后收复了南疆地区。南疆收复之后，所面对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复伊犁，收复伊犁面对的是沙皇俄国。
为了要收复伊犁，当时清朝政府首先派了一个谈判代表，叫崇厚，签订了一个《里瓦吉亚条约》，等于是没有打仗就割地赔款，后来又派了曾纪泽去改订条约。当然这种外交斗争必须要有武力为后盾，所以当时左宗棠做了充分准备，分兵三路，准备去收复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经快70岁了，身体不好，在营帐里面还吐血，于是他抬着棺材出了嘉峪关，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准备战死疆场。在左宗棠这样一种军事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通过外交斗争，终于修改了条约，争回来了一些权益。
1890年，美国人史密斯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在这本书里，他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伟绩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越的。左宗棠的部下杨昌也曾吟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失地，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说的是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情景，他的军队也是一支种树的排头兵，到处种树，种了几十万棵树，后人把它叫做左公柳。西征的清朝大军，正是沿着夹道成阴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了边疆，让春风吹到了玉门关外。
一身清廉的“名宦”
左宗棠虽官至一品，但他一直是非常清廉的。这个为官之道，并不是一种策略，而是发自于他的本心。他对于当时的一些贪官污吏非常痛恨，他追求的是一种亲民的政治。左宗棠曾经有一次遗产分割，他当时给他的几个儿子讲，我这一辈子只有25000两银子的遗产可以分给你们。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李鸿章，李鸿章的遗产据说有4000万两，当然也有一种保守的估计说有几百万两。即使是几百万两，也和左宗棠的25000两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像左宗棠这样不愿意同流合污，独善其身，是什么能够让他一直能够在官场上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呢？主要还是凭他的实力，凭他自己的奋斗。就是别人觉得他是不能取代的。有这样一个传言，是说左宗棠西征回到了北京以后，被阻在了门外，原因是他没有给这些官员去行贿。没有行贿，人家就马上要给他脸色看。后来他就住在了城门外。这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还要召见他呢。最后据说恭亲王做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好吧，这个钱由我来替你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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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谥号文襄，湖南湘阴人，有《左文襄公全集》134卷流传于世。左宗棠大器晚成，考进士不成之后回家耕地教书，40岁才出山做幕僚。为人狂傲，目标远大，性格刚烈。23岁结婚当年，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下联是“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出山后，凭借在平定太平天国中的表现，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的短短3年间，从一个普通幕僚升任管辖福建、浙江两省的闽浙总督。
55岁那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克服重重困难，为清政府平定陕甘之乱。稳定陕甘之后，左宗棠主动请缨进军新疆。从叛军和沙俄手中收复新疆，此时已是67岁高龄。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大的亮点，他因此被称为在唐太宗之后对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人。
（李渊摘自2006年5月31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