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执政能力”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被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但实际上在执政５５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巨变进行着调适。 回顾这段执政历程，就是想找出其中国家现实与政党执政之间的互动脉络，看看其中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巨大价值。
从打破旧制度到建立新中国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睡眠不足，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很有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６个月后的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当时，６位国家副主席中有３位党外人士，４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２人。在政务院所辖的３４个部委中，１４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写道：“１９４９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８０００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后来全国有１．５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各方面意见１１８万多条。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但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避不了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政党如何适应执政地位的问题。毛泽东进京前不愿发生的问题不久成为现实：一些干部争名夺利，贪污腐败等问题开始露头，官僚主义习气沉渣泛起。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他们为缔造共和国出过力、流过汗，但反过来却又偷揭共和国大厦的砖和瓦，令党和人民无法容忍。
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对全党提出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邓小平在会上重申：“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思路，是对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经验的认真总结。
但这个时候，面对乐观的国内形势，一些党的领导者开始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年轻的执政党开始为它的年轻付出代价。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１０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长达２０年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
回溯历史，反映了执政的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建设、发展，而不是斗争、破坏。
回归执政本位
１９７８年之后，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努力下，党开始逐步走出“文革”的阴影，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作为执政党，中心任务决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进行现代化建设，是谋求发展。
与此相呼应，１９８０年，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先后设立；“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袁庚在蛇口开创他的英雄事业；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温州农民洗脚上田，拿着当地党委开的介绍信走向全国各地。
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远不止于此。他痛感于权力失去约束和个人崇拜的惨烈教训，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尖锐地指出，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要求对领导、组织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
党的十二大在干部新老交替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全会选举产生的３４８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新人有２１１名，执政党的领导层大量地输进了新鲜血液。
同时，对于改变领导体制和打破终身制问题，邓小平表现出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历史性自觉。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坚持不进政治局常委会，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他辞去军委主席一职。三年后的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代之以退休制度。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从制度上实现了执政队伍的新老更替。
从１９８４年起，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大步迈进，以往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中的关键一环――价格改革，也在这年开始实行。
出于谨慎，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而是实行了“双轨制”，同一种商品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种价格，这给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金钱提供了空间，造就了市场经济最初的腐败现象。
在此形势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０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市场经济的挑战
１９９２年，北京许多申办企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被告知，库存执照已经发完了。在上海，市工商局连续半年每个月发掉２０００多个个体营业执照和１５０多个私营企业执照。“办公司去！”成为当时黄浦江两岸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这一年年初，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真正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开始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出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大量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开始出现并迅速积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平均主义的阴影消融之后，两极分化的现象便开始扩展。官方机构测算，进入新世纪，１０％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１．４％，而１０％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到４５％。社会贫富分化令一些专家忧心忡忡。“综观世界各国，执政党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社会整合，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集合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些干部仍然沿袭传统的领导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用运动的方式处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中央党校对县以上干部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干部普遍缺少的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比例数达６６．９％。而且，由于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腐败有所增长。
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为了向农民收取税费，采取了过激甚至高压的手段，导致了农村党群、干群矛盾的尖锐。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在阶层利益分化的同时，以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资企业员工、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为代表的社会新阶层不断出现。他们经济上有实力，文化水平高，但政治上怎么定性？这些都是执政党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党的高层领导思考的问题。
政党建设的世界眼光
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共产党一直在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适。比如面对腐败的滋长，纪检体制也在不断改革。自从１９７８年恢复纪委系统以来，纪委书记从开始不担任党委常委到担任常委，再到担任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４年以来，纪委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央部委的纪检机构由中纪委垂直管理，这一直管体制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指出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对新阶层的认识及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问题，从而也使得执政党的阶级基础的难题得以解决，执政基础更为广泛。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党的十六大上，新老中央领导层实现平稳过渡的同时，“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被正式写入党章总纲，同时党章还专门增加了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内容。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中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一议程。
党内民主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十六大报告提出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随后，各地开始新一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共产党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颁布实施。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高层领导把党的建设放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使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有了更宽广的世界眼光。
“执政有个性，更有共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同时，也不能不学习和借鉴外国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他政党活动共同遵循的规律，也就是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王长江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会议主题，引起了人们的颇多期待。
王长江指出，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操作的层面，“等于把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可以预料，执政能力建设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巨大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空间。
（晓若、卫东、宝珊、高良摘自《南方周末》 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