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那些直指人心或一针见血的语句,把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联缀起来。通过新鲜生动的语言,使大家在治乱兴衰的历史经纬中看到丰富多彩的细节,看到更为具体和更个性化的历史画面。1957 原则
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要求大家帮助改善党的作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不无幽默地说:“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
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有人要求在戏剧家协会工作的著名作家吴祖光发表意见,或者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不过,他的妻子新凤霞听了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对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一些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
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
她说:“那也不许你提!”
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推开她就走了。
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却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门上了车。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担任剧协主席的田汉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
然而,形势正如钱钟书在这年春天所写的一首诗:“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
从5月2日至12日的10天时间内,全国各地召开28250次各类会议,提出272345条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批示道:
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30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吴祖光成了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大会小会批斗达五六十次之多。1958年,他被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接受“改造”,受尽屈辱和折磨。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求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
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第二天,她也被宣布为“右派”,并被逐出演员队伍,“文革”中又被毒打致残。吴祖光的三个孩子都被剥夺了升学的资格,只能下乡下厂。他的弟弟妹妹也都受到牵连,或是遭到批斗,或是发配云南、内蒙古等边远地区。
在这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政治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和吴祖光夫妻一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许多右派分子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更是不乏其数。
1958 干劲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5月的八大第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认为如果5年生产4000万吨钢,可能7年就可以赶上英国,再加上8年就能赶上美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
8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刘西瑞)的文章中写道:
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一位诗人惊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省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500斤,一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
但从这年秋季开始,公共食堂的饭越来越稀,白面馒头越来越少见。一种从玉米芯、玉米壳里提取的所谓的淀粉,成了公共食堂里的主食,野菜、树叶又回到人们的碗里,逃荒人群也在各地重新络绎不绝,相望于路。
1959 技巧
容国团像是鹤立鸡群
1959年4月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在西德的多特蒙德举行。容国团赢得了中华民族第一个世界冠军。
曾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英国乒乓球手李芝撰文说:
一个中国的体育学院学生获得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在其他的六个项目都为日本人所得的情况下,容国团像是鹤立鸡群,特别得人好感。
在容国团夺魁这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第25届代表大会,以37票对5票,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下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国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争取到在国内举行世界比赛权的殊荣。
大批贺信贺电从全国各地雪片般地向容国团飞来。上海乒乓球厂的工人听到容国团夺冠的喜讯,特别是他们听到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要在北京举行时,更为兴奋。他们掀起技术革新运动,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质量很高的乒乓球。
应当为这个产品起个什么既好听又有意义的牌名呢?厂里的职工们认为当前面临着两件喜事:一件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荣获世界冠军;另一件是中国制造的乒乓球质量达到国际标准。这真是“双喜临门”。因此,大家便给这种乒乓球起了一个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牌名――“双喜”。
仅两个季度,全国各地向这家厂要的乒乓球数量由2万多箩(每箩144只)激增到15万多箩。
1960 表里
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59年,一场大饥荒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此前,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经济雪上加霜。
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出现洪水。到1960年,灾情更加严重。中国受灾面积达到9亿多亩,占中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说:
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11年来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从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时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
邓宝珊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甚至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切实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口粮标准要从低,其他标准也要从低,同时,大搞瓜菜等代食品。这两个决策简称为“低标准、瓜菜代”。
据记载,当时推广过做饭的所谓“增量法”,实际上是多加水;还推广过用白菜帮子做所谓的“人造肉”;推广用玉米芯磨成粉,做“代食品”;推广把玉米皮泡了以后挤出淀粉来做食品;有的地方连浮萍都捞着吃完了,把许多树皮都剥下来磨成粉吃了。
1960年10月以后,山东工学院的同学们发现食堂的菜谱上花样越来越多,肚子却越来越饿。有一天早饭后,食堂黑板上挂出中午的菜谱:“九龙闹江”。中午开饭了,才发现原来是酱油汤煮的很少的一点胡萝卜丝(九根?)!
第二天挂出的菜谱叫做“海底捞月”,原来是酱油汤里煮了几片胡萝卜片。
第三天,主食也出了新花样,名字叫做“跃进球”,原来是地瓜面里掺了很多白菜帮子,因为做不成窝头,只好团成球球的模样。
作家杨显惠历时三年,寻访当年大饥荒的幸存者,写成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采访、写作期间,杨显惠整日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其中一章记载:
1959年春,大炼钢铁失败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那是前一年春天藏下来的,没让搜粮队搜走。村里办集体食堂,让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
娘去世了,大(父亲)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是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爷爷饿死了,家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
1961 危机
如果真的允许包产到户,我不但要举起
双手欢迎,连双脚也要举起来欢迎
1961年4月底,龚育之(著名党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从农村整社回来,被派去参加《科学十四条》的修改定稿工作。
在农村,龚育之亲眼目睹了三年“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难的景象。
当时他在县里办公社、大队、小队干部轮训班,讨论和贯彻六十条。龚育之在轮训班时,忽然传来消息,说是邻县什么地方已经允许“包产到户”,也就是“以农户为基础”了。一位小队长来问龚育之这是不是真的,并且说:“如果真的允许包产到户,我不但要举起双手欢迎,连双脚也要举起来欢迎!”
这里所说的“包产到户”,指的就是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圣希提倡的“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的办法,并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试点。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责任田”很快在安徽得到推广。1961年,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誉为“救命田”。据说,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回来能够吃饱饭。
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被指责为“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受到严厉批判的曾希圣也被调离安徽。
1962 勇气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一周后的17日和18日两天,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中印之间约有2000公里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线,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这条边界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
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用秘密换文的方式擅自划定中印边界走向,即“麦克马洪线”,企图把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1959年8月以后,印度接连挑起边界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和解的诚意,停止巡逻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然而,印度政府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推行“前进政策”,在中国军队后撤时形成的非军事区里建立哨所。
1960年1月,中国政府命令边防军在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方能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商讨边界争端,无功而返。毛泽东指出:
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毛泽东决定打一仗赢得30年和平,这场自卫反击战争终于发生。
2004年12月27日《解放军报》刊登成都军区政治部原主任乔学亭的回忆文章说,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后,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阳廷安班”也开赴前线。在战斗中,阳廷安对身旁的战士大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
不久,阳廷安中弹牺牲,副班长曾祥智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班长报仇”的口号,带领战士们继续战斗。该班8位战士前赴后继,共牺牲了7名。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于1963年2月奉命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情况。2月19日下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汇报会。
汇报中,张国华提到“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说完,他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
张国华赧然一笑,连连摆手说:“不是我,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九大”之后,这段话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联用。
1963 口号
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0年1月,雷锋走入了沈阳军区工程第十团运输连,成为一名汽车兵。
一次,雷锋在沈阳站换车,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1962年8月15日,为协助助手乔安山倒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倒!”突然,汽车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方木杆子砸在雷锋头部,他当场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大约在1963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雷锋专辑,该杂志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
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了毛主席给雷锋题词的经过――
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来了,便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到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我便在他床前一张藤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毛主席从他身旁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只见他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字。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首先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拉开了序幕。
1964 治理
好人好马上三线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对中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
1964年5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成为当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向各个方面部署和宣讲。
所谓“三线”,出自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南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对这一战略方针,周恩来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
1965年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
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
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拟定“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转变为备战。
在随后的16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企业的保密性和艰苦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其对人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当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
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形象概括。
1965 震动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
打上了一只松鼠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1965年元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理论研究放在首位。
1965年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
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当量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又作了一系列详细的报告,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
为了保密,于敏在这里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
这是有来头的
1959年9月,身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号召人们学习“海都堂”敢说真话、直言无忌的精神。
而此时,正是彭德怀因为“万言书”在庐山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可惜吴晗没能意识到“直言”所带来的危机,兴冲冲地从那一年的11月开始潜心创作京剧《海瑞罢官》。
两年后,《海瑞罢官》公演。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称吴晗撰写的《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
吴晗被当头棒喝。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来看他。邵循正发现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做点自我批评就是了。”
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很快,毛泽东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说其“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销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批判《海瑞罢官》,被公认为是半年后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拉开的号角。在此后的知识界,一出出人间荒诞剧走马灯似的上演了。
正如著名作家夏衍写的《整人诗》中所说的:“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此诗原系清代《剃头歌》转化而来的:“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文革”中,诚如上面两首打油诗所形容的,类似这种互相整治、冤冤相报的事例不胜枚举。
吴晗此后遭到灭顶之灾。有一次,他和廖沫沙被京郊矿区两个造反派揪去坐上火车,准备接受批斗。到了那里以后,他俩被关到一个房间里,吴晗低头坐着沉思,还不时地叹着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解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
吴晗苦笑着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
廖沫沙想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又联想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拿来开吴晗一个玩笑说:“这出戏叫《五斗米折腰》啊!”
在回去的火车上廖沫沙做了首打油诗,题为《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
1966 风暴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
8月1日,这副对联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
以“血统”为标准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六类”子弟的做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红卫兵,他们敢怒不敢言。
因出身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文,对血统论做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
《中学文革报》是“文革”时期北京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三份群众组织报刊之一。文章刊登以后,不算此前油印的,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印了3万份,很快就卖光了。很多人来信要看,于是又印了7万特刊。许多人把《出身论》抄成大字报贴出来。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遇罗克勇敢地站了出来,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为自己的言说付出了代价――他的生命。1979年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与顾准、张志新等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7月4日,清华附中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把“四旧”称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破四旧”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都禁止出售。此外,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掉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直至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无所不用其极。
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生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而在运动中,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80吨!
“破四旧”的烈火吞噬了无数珍贵文物,文学家阿英激愤地说:
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字画装裱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有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文革”中这些名字画也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事后,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沈从文回答:“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选自《60年语录(1949-2009)》/袁起 邹国良 文朝利 编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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