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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杀害李大钊凶手死刑的百岁老人 中国未公开的恐怖案件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2-10 04:39:37 点击:

      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百岁老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法官。上世纪50年代,他曾核准判处杀害李大钊和刘胡兰烈士的凶手死刑。1983年,他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上离休。50年来,他见证了中国的法制进程。2010年11月5日,他度过了百岁寿辰。

      从小剃头匠到大法官

      1911年11月5日,刘玉堂出生在陕西华县一个贫农家庭。刘玉堂家有八九亩薄田,父亲还在附近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退可耕田务农,进可学手艺挣钱。刘家还能吃上饭,但却再没余力供刘玉堂上学,他只能从戏曲中感受文化的力量,平生他最钦佩那些满肚子墨水的“举人”、“探花”、“状元”。学习理发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按正常的轨道发展,刘玉堂也许会成为当地的一名理发匠。
      一天,当地军阀突然闯入理发店带走刘玉堂的二叔,没有任何说法。在监狱里二叔被打得遍体鳞伤,全家上下使钱,最后才把二叔赎回来,没几天人就不行了,理发店也被迫关门。美好生活就这样莫名被打破了,刘玉堂心里恨透了军阀。
      在那个不公的世道里,要想改变被欺负的命运,就只能靠自己。
      1931年秋,20岁的刘玉堂再三争取,终于能到咸阳中学上学了。作为一名工读生,每天早上刘玉堂会提前起床,中午也不休息,甚至课间10分钟,他都要拿出剃刀,给老师和同学理发,这可以帮他赢得每月两元的零花钱和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
      学习经历对刘玉堂是新奇的,也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他却特别害怕晚上上课,因为要学数学。他觉得那些干巴巴的数字难以理解,远不如早上朗诵的英文和白天学习的文史有趣。
      识字以后,刘玉堂觉得自己打开了通往“状元”之路的大门。他疯狂地喜欢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书中豪放的英雄,那些经典的文字,让刘玉堂觉得人活着总要有点理想。
      1935年,经过同学介绍刘玉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与同学一起组织了针对陕西韩城县保安团的游击战,最终联系上当时由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
      同年10月,刘玉堂任中共陕西韩城县委青委委员,在韩城、渭南、华县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1936年1月,刘玉堂受组织派遣,回到陕西渭南、华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1937年3月,组建了中共渭华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1938年6月,中共华县县委成立,他任县委书记。其间,华县的党员发展到两百多人,组建了四个区委。他还发动青年学生和农民三四百人参加“民先队”、“青救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3月,他任省委特派员,先后在陕西咸阳、岐山、宝鸡和甘肃天水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刘玉堂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他历任第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陕甘宁边区延安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在西北战场上,他先后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荣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一枚。
      1950年3月,刘玉堂从部队转业到最高人民法院当审判员,待遇相当于正、副专员。但是,当时的法律非常不健全,他们所能依据的,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时候制定的,一部分是新制定的尚不成体系的法律条文。
      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知识和经验,刘玉堂从民事案件办起,着手处理房屋纠纷、债务纠纷、土地纠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白敬宇眼药行”一案。
      被告人白敬宇开了家眼药行,产生纠纷的原因是药店店面所属权。原房东杨姓女子称,白敬宇眼药行租借的是自家的两间门面房,而杨家男人死后,白敬宇就拒交房租,有邻居作证;药行老板白敬宇却称,杨姓房东在世时已将房子卖给自己,有契约。
      走访邻居,查看契约笔迹后,刘玉堂最终将房产判给原房东杨姓女子。几件案子审下来,他发现,只要有公心,依据人证物证,在当时情况下,即便法律尚不完善,依然是可以公平审判的。
      1950年3月至1965年3月,在最高法院担任审判员的刘玉堂,共审理民事案件两百余件、刑事案件五百余件,没有一起冤假错案。

       核准绞杀李大钊的凶手死刑

      1958年,刘玉堂开始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大部分是死刑复核案。如判处日本特务罗曼无期徒刑,判处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张胡子死刑,判处杀害革命先烈李大钊、邓中夏及宁夏工委书记崔延儒同志的凶手死刑,还有判处伪造周总理名字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人民币巨款的王倬死刑。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贞不屈。残忍的刽子手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另外19人被绞刑处决,时年38岁。1959年夏,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后,杀害李大钊的凶器――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被博物馆收藏至今。
      是谁杀害了李大钊?史料上只留下“奉系张作霖部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士兵、宪警”等字眼。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旧政权的土崩瓦解,这个历史遗案几近成谜。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一封带有绝密红戳的信,是铁道部公安局发来的。信中说,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琅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年张作霖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
      冯基平马上将此事汇报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彭真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他说参与抓捕的当年京师警察厅人一定不少,现在我们要抓只抓主要人物,普通人员不要抓了。最后确定四个人:一个就是警察总监陈兴亚,一个是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还有一个是副处长雷恒成,再有一个是警察厅的司法处长蒲志中。
      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在北京家中被抓获。他在被捕前就有病,虽然被判了死刑,但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就没马上执行,还给他治病,因为久病且年事已高,到了1953年5月死于看守所,此时他已71岁。
      正在北京市公安局调查时,司法处处长蒲志中投案自首。鉴于党的政策,有自首情节的就不应该抓了。所以,北京市委决定,蒲志中交代完就放回家了。
      1952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陈兴亚已经被群众揭发抓住了,后被枪毙。另一个杀害李大钊的帮凶王振南也被抓了,1927年王振南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李大钊等人。当时,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绞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
      1952年10月在上海重庆北路一座两层小楼里抓住了化名的雷恒成,后被枪毙。
      1955年12月,王振南被依法逮捕。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多人,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1931年,王振南担任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对包括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十八个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最后导致这些革命烈士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杀。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认罪,他被判处死刑。
      刘玉堂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的是“不可不杀”、“尽量少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死刑案件的复核和核准权根据不同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行使。当时基层人民法院有权判处死刑。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今后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
    [ 2 ]   作为核准此案的法官,刘玉堂等人书面审理后认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扎实,作出了核准死刑的决定。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有近千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对王振南执行死刑。

       让杀害刘胡兰的凶手伏法

      1947年1月12日,敌人突袭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被捕,15岁的刘胡兰等七人在敌人铡刀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主席于1947年3月26日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1951年6月24日,当年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凶手侯雨寅、张全宝两犯被押赴云周西村执行枪决。这次审判只是将直接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及幕后主谋予以惩处,但仍有重要漏网者未绳之以法。
      1959年9月,漏网元凶石五则、张生儿被逮捕归案。石五则当年是村农会秘书,因包庇地主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区党委为纯洁组织,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
      在法庭上,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法院审理认为,反革命犯石五则效忠阎匪,与民为敌,死心踏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出卖并杀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刘胡兰等七同志,判决石五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张生儿有期徒刑10年。
      此案被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主审法官就是刘玉堂。刘玉堂从案卷中看到,公诉书指出:1947年1月8日,阎军将石五则、张生儿等五人抓回大象镇,石五则为保全自己性命叛党投敌,不仅自首了自己的一些事实,还把刘胡兰、陈德照等人是党员,和与党组织有联系的石六儿、石三槐等向敌人进行告密。石五则与张生儿在残杀刘胡兰等七人过程中主动积极,手段残忍,将石三槐等六人拿木棍打昏后,用铡刀铡死。尤其严重的是,阎军威胁拷打群众逼迫用铡刀铡刘胡兰,而人们拒不执行时,石五则、张生儿积极上前,手扶铡刀将刘胡兰铡死。
      鉴于此案事实确凿,证据扎实,刘玉堂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执行枪决。至此,刘胡兰等七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1960年3月18日,在外贸易部出口局计划处当科员的王倬伪造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诈骗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成为震动一时的大案。
      1960年5月2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审理。同年6月8日,王倬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玉堂等人书面审理后,王倬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同年7月28日,王倬在北京被处决。
      1965年3月,刘玉堂调任中共河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委员,并派驻省农业厅任监察组组长,负责监察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案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玉堂被下放劳动。每天接受无休止的批判,还要在田间地头干农活。当时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个基层法院,工作全部瘫痪了。他发现,没有了法律,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重新拾起法律已是10年后。1978年4月,刘玉堂被任命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刑事案件的审理和人事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刘玉堂组织成立了专案组,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刑事案件复查。
      统计数字显示,刘玉堂任职期间,负责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数千件,其中被误判死刑的有两百余件。当时全省判决的“反革命案件”95%是冤假错案。
      刘玉堂把这些错案逐一平反,再给受害人妥善补贴,受到受害人及其家属、亲友的称颂。刘玉堂说,法律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象征,是永远需要公正的,谁在这个位置上,谁就要遵守这一点。
      1980年,刘玉堂当选为省法学理事会理事,学习研究新宪法和有关法律。那时候,宪法已重新修订,很多法律也已经补充规范,有了相对完善的体系。这一切,让他心安了。他觉得,法治时代终于来了。1981年1月,他被选为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刘玉堂离休。虽然离休,但他仍然关注我国的法制建设,2002年7月20日,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刘玉堂给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三个问题。一是讲干部年轻化问题,二是干部集中短训学习问题,三是响应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刘玉堂在2004年2月10日给吴邦国委员长写信,反映对贪官判刑较轻和严厉打击偷渡“蛇头”的问题。
      老人感慨地说:“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2010年11月5日,是刘玉堂的百岁寿辰。老人精神很好,只是耳朵有点聋,别人说话实在听不清时,他会礼貌地拿出纸笔,让对方把想说的话写下来。
      如今,老人仍在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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