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她自己带来的医疗转介单时，这位医师并没有太大的兴奋和注意，只是例行地安排应有的住院检查和固定会谈。 会谈是固定时间的，每星期二的下午3点到3点50分。她走进医师的办公室，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有高耸的书架分围起来的严肃和崇高，她几乎不敢稍多浏览，就羞怯地低下了头。
就像她的医疗记录上描述的：害羞、极端内向、交谈困难、有严重自闭倾向，怀疑有防卫掩饰的幻想或妄想。
后来的日子里，这位医师才发现对她而言，原来书写的表达远比交谈容易许多。他要求她开始随意写写，随意在任何方便的纸上写下任何她想到的文字。
她的笔画很纤细，几乎是畏缩地挤在一起的。任何人阅读时都是要稍稍费力，才能清楚辨别其中的意思。尤其她的用字，十分敏锐，可以说表达能力太抽象了，也可以说是十分诗意。
后来医师慢慢了解了她的成长。原来她是在一个道德严谨的村落长大，在那里，也许是生活艰苦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显得十分的强悍而有生命力。
不正常?她从小听着，也渐渐相信自己是不正常了。在小学的校园里，同学们很容易地就成为可以聊天的朋友了，而她也很想打成一片，可就不知道怎么开口。以前没上学时，家人是很少和她交谈的，似乎认定了她的语言或发音之类的有着严重的问题。家人只是叹气或批评，从来就没有想到和她多聊几句。于是入学年龄到了，她又被送去一个更陌生的环境，和同学相比之下，几乎还是牙牙学语的程度。她想，她真的是不正常了。
在年幼时，医生给她的诊断是――自闭症;后来，到了学校了，也有诊断为抑郁症的。到了后来，脆弱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她住进了长期疗养院，又多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而她也一样惶恐，没减轻，也不曾增加，默默地接受各种奇怪的治疗。
医院里摆设着一些过期的杂志，是社会上善心人士捐赠的。有的是教人如何烹饪裁缝，如何成为淑女的；有的谈一些好莱坞影星歌星的幸福生活；有的则是写一些深奥的诗词或小说。她自己有些喜欢，在医院里茫然而又无聊，索性就提笔投稿了。
没想到那些在家里、在学校或在医院里，总是被视为不知所云的文字，竟然在一流的文学杂志刊出了。
医师有些尴尬，赶快取消了一些较有侵犯性的治疗方法，开始竖起耳朵听她的谈话，仔细分辨是否错过了任何的暗喻或象征。家人觉得有些得意，忽然才发现自己家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位女儿。甚至旧日小镇的邻居都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得了这个伟大的文学奖的作家，就是当年那个古怪的小女孩?
她出院了，并且依凭着奖学金出国了。
她来到英国，带着自己的医疗病历主动到精神医学界最著名的Maudsly医院报到。就这样，在固定的会谈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了两年，英国精神科医师才慎重地开了一张证明没病的诊断书。
那一年，她已经34岁了。
只因为从童年开始，她的模样就不符合社会对一个人的规范要求，所谓“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标示在她身上了。
而人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想象中的理性或科学，反而是自以为是地要求一致的标准。任何逸出常态的，也就被斥为异常而遭驱逐。而早早就面临社会集体拒绝的童年和少年阶段，更是只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寻常的生存方式。于是，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中，他们更不正常了。
故事继续演绎，果真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正常或问题人物了。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虽然迟延到中年之际，但终于被接纳和肯定了。
这是新西兰女作家简奈特・弗兰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四五十年代的故事。她现在还活着，还孜孜不倦地创作，是众所公认当今新西兰最伟大的作家。
选自《台港文学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