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编辑给我出的题目。自己写自己，真不好意思，老伴知道了准骂我“不害臊”!再想想，也没啥。谁个没有一段两段恋爱史?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的张铁匠，影片《归心似箭》中的魏连长，报告文学《爱情AMOUR》中的汪德耀教授……就说《家》中的觉新和瑞珏吧，这对被封建家庭捏在一起的夫妻也能“先结婚后恋爱”呢，何况我是自由恋爱。
并非“三角恋爱”
我有过纯洁的初恋，也有过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我本来不想写它，但我又想用我的亲身体验，对青年读者说一说好感不等于爱情，一厢情愿不是恋爱，自己盲目编织的“情网”只能由自己撕破才能摆脱痛苦……也许还是有些意思吧。
那时我风华正茂，雄心勃勃，一边在报刊上“写文艺”，一边准备考大学。一天，我揣着一束稿子去敲叩一位女编辑的红漆大门。这个编辑兼记者，在H市的报刊上写流丽幽美的散文、新诗和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地通讯，名噪遐迩，我慕名往访。门启处，我脑子一轰:啊，明眸皓齿，妩媚可掬，好一个“人如其文”的女文人!日本山口百惠有句话:“恋爱始于意外的发现”，我意外地发现了她，并开始了恋爱的美梦。
我上她的家，也上她的编辑室。她温柔亲切，一见如故；我神往心驰，情波荡漾。她正值妙龄，却分外成熟而娴练。她单独住在一座幽静的院子里。作者、读者、同事、朋友来来往往。我最年轻。我没有发现我身边有明显的角逐者或潜在的“情敌”。我给自己打气:要有信心，谁能说我和她不能由“编者――作者”上升到“朋友――恋人”呢?
时间对我太宠爱了。半年，我就成为她的“腻友”(比好友更好些)。但这还不是爱。爱，必须有所突破。一天晚上，她正在编稿，我轻声试探:“我们一起考大学吧。”她柔媚一笑:“好哇。我能考上吗?考得上同你一道去。”我又说:“你不是明天要去××采访吗?你东西还没收拾，你这房子谁来看?”她嫣然地说:“你收拾呗。我要去一星期，你就搬来住吧，我房间清静，你好备考。”那晚我复杂的心境现在是无法形容出来了……
坠在爱雾中的我把什么都想象得美美的。“她是爱我了。”我跑回家，对父母这样宣布。过了几个月，我头上又飞来一朵绯云:我和她都考取了在8市的××大学，而且她答应一起走。“天哪，一起走，有多美哪!”但走前五天，她突然变卦:“我不能同你一起走了。报社说要等下学期才有人接替我。”
我快快地走了，但我心中仍拥着一座“她爱我”的花城。我把她的照片压在玻璃板下，写了“MYROSE”(我的玫瑰花)两字。一位同学开我的玩笑:“玫瑰有刺，当心扎手!”啊!啊!谁知这竟是我命运的箴言!
她第二学期果真来到S市。同她一起来的是个令我嫉妒的魁梧潇洒的大学生。他才是她的真正的恋人!但她还是把我当作她的腻友。常常挽我和他在大学的“爱情路”上漫步。她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条路只能算是‘友谊路’。爱情是排他的。爱情是座独木桥，只能让一个人通过。”我是被排除了。但我没有怨恨她和他，因为我这不算失恋，也不算三角恋爱。她根本没有爱过我，是我错把友情看作爱情了。但这毕竟是使我难堪的自我嘲弄，所以我半年后就远远离开这所大学，重新开拓我的学业和爱情的道路。
热带女郎的感情纠葛
1941年秋，我取道鼓浪屿乘轮船前往马来西亚。12月我又从婆罗洲来到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夜之间把我的命运推上颤粟的冰山。新加坡陷落了，日本法西斯对全城抗日分子进行大搜捕大屠杀。我被捕了，关进集中营。两年后我死里逃生，逃到北部马来西亚的边城地带。也许是奇迹吧，战乱中我这珠顽强的小草，竟又一次受到了“爱神”的青睐。
那是我流浪到P市后的第三个月，一位音乐女教师介绍我进入一幢敞亮雅洁的小洋楼，为这幢房子女主人的独生女W小姐担任华文补习教师。W小姐具有热带女郎特有的丰满、早熟、娇憨、热情。她受的是英文教育，对中文似乎也很敏感。我的神采、阅历、讲授很快吸引了她。她和别的同龄人打打闹闹，唯独对我表露少有的娇媚和柔情。有次我讲完孟浩然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她的眼睛含情地凝视着我，又轻轻地一叹:“哎，花被摘，人被爱都是幸福的。”有一天雨夜，她妈妈到山芭里为马来亚产妇接生还没回来，她掇把雨伞对我说:“走，接我妈去!”雨霏霏下着，我用手电筒探着小径，她紧紧地偎靠着我:“你不想在这里成家吗?”“跟谁?”“我妈和音乐老师没同你说过?”我镇静了一下:“说过了。战争没结束，我怕会误人……而且，胜利了，我就要回祖国。”她沉默，雨下得更密……过两天，音乐老师把我叫了去。她说:“W小姐和她父母都喜欢你，要招你做女婿。听说你拒绝了。”我说:“是的。我一定要等战争结束，等国内一个人有了消息后才能决定。”她惊疑地看着我:“是女朋友?”我说:“是。”
……战争结束了。我前后在W家待了二年半。我流着泪读着从遥远祖国寄来的妈妈的第一封信。过了一星期，W太太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封字迹娟秀的厚厚的信:“刘，是你的，可以拆开吗?”我说:“您拆吧。”
一帧端庄秀丽的姑娘的照片从信中滑落在地上。我捡了起来。
“她是谁?”W太太几乎是圆睁着眼睛问。“是我的女朋友。在国内等着我的女朋友。”我尽量抑制着激动和兴奋，把照片贴在胸口。而这时，我隐约听见从楼上传来W小姐的啜泣声……
我收拾行装，再三道谢了W家对我的礼遇和眷爱，只身到南马谋生，准备回国。
呵!我的姑娘，整整五年，音讯隔绝，生死两茫茫，你却时刻陪伴在我身边……
采摘了一朵洁白的山茶花
现在该由我以最笃实的笔调来叙写那张滑落在地上的照片上的“她”和我的爱情故事了。
她就是我的终身伴侣Y。她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端庄、秀丽、娴静、矜持的姑娘。我一想起她，眼前就闪过一个穿着素淡，风韵高雅，浮着妩媚动人的笑靥，在静静的街道上款款而行的银行职员的倩影。我认识她的第一天就发现她表面上平凡、拘谨，但却深沉贤淑，含而不露。抗战时期，艰苦的内地学生生活，把她由一个破落的大家闺秀磨炼成敢于面对冷酷现实的女性。她看了一本叫《邓肯自传》的书，对我说:“我钦佩邓肯的自我奋斗精神。我毕业后的最大希望就是独立生活，找到工作。职业，并不能由男人独占。”我对她的钦佩先于爱情。
但爱情闯入生活总是蹑手蹑脚的。通信往来，深深认识，细细思量，推着友谊发展。翌年秋天，我挽着她登上她屋后的小丘，在坡地上静静地坐着，眺望远处的一抹青山。她总是沉默着，微微有点忧郁。有时别过头来，凝视着我。微风拂动她的秀发。中国女性柔婉的质感扑面吹来。她多么象一朵洁白的山茶花!不知怎地，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血管里总有一种异样的震颤。这难道不是爱的萌动?但我并没有说过“我爱你”，我握住她柔软的手，沉默着，表示一种比语言更清晰的深意。
爱情进展迟缓。我和她都在内地读书。我大学，她高中。须臾相处，倏忽分离。1941年暑假，我临时决定去南洋婆罗洲看望我在海外的父亲。我将这似属一时冲动的决定告知了她，并乘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L县向她告别。她表面很平静，半嘲弄地对我说:
“你是文人，这下司马迁历名山大川，回来该有名篇巨著了吧。”但她掩饰不住内心别离的愁绪:“你只请半年的休学假，要早去早回……”第二天晚上，一桩震荡性的事件发生了――我在L县的剧场门口被三个便衣绑架了。这是一宗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谜一样的案件，株连了好几个写文艺的青年。Y事后对我说:“我是个弱女子，当时听到这消息我吓懵了。我真想哭，但哭有什么用呢?我没日没夜地探听、奔走、央托。我打听到你是关在城隍庙临时拘留所，我装着买菜从门缝偷偷瞧见你倚着一根大柱，没上镣铐，我才放心……”一个月后我被释放了。我和她在一起相处了半个月。她，一个勇敢坚强的“弱女子”的形象从此在我的心中矗立。
以后，我离开她到马来亚去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前段“感情纠葛”的剪接。青年朋友，什么是爱情?我实在讲不清楚。但联系我的实际只有四个字:忠贞、考验。在战争、离乱的年代，能坚持、恪守、等待，互不变心，这是爱情最大的考验和忠贞。当我捧着我母亲的复信，读到“Y家小姐，多年别离，仍属意吾儿，而不为左右爱慕追求者所动……”时，我心中滚过火山熔岩般的炽流，Y的倩影在我泪眼朦胧中闪耀。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947年6月我回到了苦难的中国。我两袖清风，神貌清癯，裘囊羞涩。我呈献她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钻石戒指和一只学生们祝贺未来师母的Lucky金质胸针。有些人在背后闲话:“Y小姐等的只不过一个穷书生。”但她暗自骄矜:“我等的是一颗经受七年时间、万里距离的考验而依旧发出缕缕温馨的心……”
于是，我们结婚了。甜蜜的伉俪生活，补偿了我们婚前因劳燕分飞而欠缺的热恋。时光的长流把我和妻子送进迟暮的晚年。我们这对行将老去的伴侣尽管两鬓霜白，皱纹满面，可是爱情却没有布上皱纹，她永远年轻。我们年逾花甲，蜜月却刚刚开始。
(摘自《福建青年》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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