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认识艾思奇同志。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卓有声誉的青年哲学家。当时在《读书生活》上连载的他的《大众哲学》，获得了广大的读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艾思奇同志不过大我几岁，但却是我哲学方面的启蒙老师。正是《大众哲学》和艾思奇同志的其他哲学论文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才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有人说《大众哲学》包含了不少缺点，后来艾思奇同志自己也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只有他第一个用那样通俗而饶有兴味的形式去宣传和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吸引了广大青年接近马克思主义以至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功绩却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的工作，本来是很不容易做的，任何一个小学生，在长大成人后也不会笑他的启蒙老师的“缺点”，我对于艾思奇同志是始终怀着尊敬的。
那时艾思奇同志正和柳同志合编《读书生活》半月刊。我在上海流浪，迫于生计，便试写一点文章，想弄几文稿费买饭吃。我从日文书刊上找到一些科学材料，改写成科学小品，投到《读书生活》，居然被登了出来。经柳同志介绍，我曾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部去看望艾思奇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敦厚而不善辞令的人，宽阔的前额，灼灼的眼神，一看就觉得正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哲学家。
一九三六年，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参加的是一些青年文化工作者，每周或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会，由艾思奇同志主讲西洋哲学史。座谈会是在旅馆开房间秘密举行的，每次要调换一个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钱亦石同志率领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东南前线溃败，我们一直撤退到浙西的江山。而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连向群众做一点宣传抗战的工作，也很少可能。不久，我就离开战地服务队，跑到武汉去了，在那里遇见刚从延安出来的陈楚云同志，才知道艾思奇同志已经去了延安。
不久，我也到了延安。我看望的第一个人就是艾思奇同志。他住在延安城内的边区文化协会，那时延安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后来我进马列学院学习，艾思奇同志是我们的哲学老师。他虽然没有象悬河奔泻那样的口才，但他讲的内容是很扎实的，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同学们是欢迎他的讲课的。
一九四○年，党中央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刊物《中国文化》，由艾思奇同志主编。组织上把我调去做他的助手。毛泽东同志的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刊词在第一期上发表的。艾思奇同志和我可以说是最早读到这篇著作的普通读者，但在当时，我并没有真正了解它的重要意义。
回想起来，《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那时的编法，是每期按商定的计划，由我把稿子集拢来，交给艾思奇同志审阅编定。稿子要送到离延安几十里路外的安塞印刷厂去排印。每期付印时，我就借一匹老马，骑了到安塞去看清样，我总觉得自己很有点象那位有名的愁容骑士吉诃德，心里不禁暗暗好笑。不过这匹马虽然又老又瘦，但它还是气喘吁吁地尽力奔跑，不辞劳苦，这是我至今也不能忘记的。
艾思奇同志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尹达同志写了几篇不同意范文澜同志的观点的文章，艾思奇同志也不完全同意尹达同志的意见，但尹达同志的文章都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这种编辑态度，今天也还可作为榜样。
一九四三年，艾思奇同志到延安《解放日报》主持副刊编务。我又被调去做他的帮手，还有温济泽同志等也在一起。《解放日报》副刊有一个特色，就是紧密地同现实斗争相结合，也跟报纸的其他各版同一步调，密切配合，与过去的报纸副刊(所谓“报屁股”)完全不同。过去的许多报纸副刊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它们的报纸立场往往是反动的，或者是迎合反动统治者的，而副刊却可能由比较进步的人士编辑，但又不能明显地宣传进步思想，因此只好采取曲折、隐晦、旁敲侧击的办法透露一点东西，有如从密封的罐头中，刺一个小孔，通一点气，那是万不得已的做法。而《解放日报》是在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出版的，它完全是一张革命的报纸，当然用不着采用那种方式了。
《解放日报》副刊，是一个综合性的副刊。凡是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副刊所关心的问题。它发表议论性和知识性的文章，也发表文艺创作、报告文学等等，还辅导群众写作。当时蒋介石反动派几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想把陕甘宁边区吞掉。我们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阴谋的报道和杂文，有如匕首投枪，起了刺穿敌人假面具的作用，其中不少杂文是艾思奇同志写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下，边区经济极端困难，党中央发起生产自救运动，动员全边区干部、群众，开荒生产，纺线织布，边区军民不但没有被困死饿死，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反映生产运动的报告文学和生动地介绍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小品文章，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一九四四年春节，延安文艺界和机关干部，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新秧歌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的副刊发表了许多介绍和评论优秀秧歌的文章，艾思奇同志还为报纸撰写了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对文艺同政治的密切结合、文艺面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给以热情的赞扬和支持。
就在这时候，延安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由于受到那个作恶多端的康生的干扰，产生了逼供信的偏向，《解放日报》也不例外。但是，副刊部的运动却比较稳当，我们对被审查的同志的情况，从各方面做了调查，反复进行了研究，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没有太搞逼供信，这与艾思奇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有关系的。但是，这样一来，副刊部就没有打出一个“特务”来，而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却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斗争锋芒便转到我们身上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艾思奇同志，已经开过好几次批判会，弄得他瞠目结舌，晕头转向。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有一天，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周副主席要我去谈话。我有点奇怪，因为我只是远远地见过周恩来同志，听过他的细密而有深刻分析的富有魅力的报告，却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怎么他会找我谈话呢？
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去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前，他看见了我，走到窑洞前，把我引了进去。天气很冷，但窑洞里却很暖和。他让我坐下后，给我倒了一杯热开水，头一句话就问报社的运动搞得怎样了。我告诉他还在进行。他似乎很了解报社的情况，没有再问下去。他说：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重庆许多同志希望你到重庆去工作，你愿意去吗？”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心里想：审干运动还未结束，我这时出去合适吗？但我没有说出来，只回答：
“组织上要我去，我就去。”
“那好，你回去告诉你们的组织，赶快准备一下，把工作交代一下，什么时候走，会通知你。”
他送我到窑洞门外，握手告别时，他望着我的眼睛，我觉得他的眸子里有一种锐利的光芒，似乎可以照透每一个人的灵魂。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路上想，在审干运动结束前，组织上让我到大后方去工作，这表明组织上对我是信任的，心里很高兴。但想到远在米脂工作的我的妻子，她作为教育工作者到延安出席了边区文教工作会议，刚刚回去，在我离开前不能再见她和在她身边的女儿一面，心里又有点怅然。
回到报社，我就把周副主席的谈话告诉了艾思奇同志，他也为我的调动高兴，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即将到来的批斗。临走前夕，我去向他告别，一盏小油灯照着他的有些消瘦的脸，虽然强带笑容，却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拿出一包稿子，是他翻译的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他利用工作的余暇，一点一点地翻译出来的。他要我带到重庆交给黄洛峰同志，请他帮助出版。
我们那次从延安到重庆，正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陕甘宁边区，大闹摩擦的时候。同行的有而复同志、韦明同志和汪琦同志。我们的车子经过国统区，每到一个地方吃饭或添油，国民党军警都横着上了白晃晃的刺刀的枪，把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如临大敌。其实我们身上连一枝手枪也没有，是根本造不了反的。我们在宝鸡的一家旅店住宿，发现旅店人员一下子都换成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是怕遗失艾思奇同志的译稿，我把它放在挎包里，白天背在身上，晚上枕在头下，一直带到重庆，交给了黄洛峰同志，才如释重负。不久，这书就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艾思奇同志是哲学家，他对文学也有很高的修养。他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他的哲学论文往往带有文学气味；他还写过不少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有许多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我记得他的一篇论述鲁迅哲学思想的文章，指出鲁迅先生比较早就取得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虽然在历史观方面有过于强调个人和精神作用的唯心论的倾向，但他的反庸众、反蒙昧、非物欲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自从我离开延安后，不久，日本投降，又开始了翻天覆地的解放战争，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关山阻隔，音信难通，而人事匆忙，也顾不上写信。偶然得到《解放日报》，还经常读到艾思奇同志用笔名写的文章，我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有的也在《解放日报》上转载了，可见艾思奇同志还在关心着我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我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艾思奇同志。五载别离，相见极欢。他留我吃了饭，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谈得很多。我向他建议，把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集成一本书出版，并自告奋勇，愿意由我来收集选编，因为我知道他所用的笔名，也熟悉他的文章风格，他欣然允诺。我翻阅了几年的《解放日报》，请人把每篇文章抄录下来，经他最后编定，这就是后来由海燕书店出版的《“有的放矢”及其他》。这个书名也表现了艾思奇同志的治学目的和态度。
艾思奇同志是不大流露情感的，但你对他决不用提防什么。他不是“当面输心背面笑”那样的人。赵超构先生在《延安一月》中讲到他对艾思奇同志的印象，是“方方的脸，沉默多于开口……”。的确，艾思奇同志是不喜欢多说话、甚至拙于言辞，只知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一点也不象有些人物，一出了名就自以为无所不晓，到处夸夸其谈，唾沫满天飞，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鲁迅)。而艾思奇同志却默默地一辈子在编讲义，教哲学。他的几百万字著作，虽然并不如经天之日月，但是却有如闪烁的彗星，在暗夜里能给寻路的旅人投送一点微光，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感谢，我就是在这许多感谢它的照引的寻路人中的一个。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四个年头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阜外医院的一间小屋子里，他躺在周围摆着一些白花的灵柩里，他的脸上依然带着一个哲学家的严肃神情。我和白羽一道，向他行了最后的告别礼。时候已近黄昏，可能我们是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最后两个人。我深深感到艾思奇同志死得太早，他是还可以做许多工作的，他的身体看来一向很好。艾思奇同志自始至终抱着严肃态度从事学术研究，这种严肃态度，使他得到丰硕的成果。但可能也正是这种严肃态度，使他过于认真，呕心沥血，因而过早地失去了生命。如果他是一个跟风转向、朝立暮改、二三其德、把一切只当玩笑玩笑的人，也许可以活得较长久的吧，不过，我相信，艾思奇同志是不会羡慕那样的生活的。
丹一同志告诉我，忆念艾思奇同志的文集将要出版，问我愿不愿意写点什么？我说：我是应该写的。但是，事务繁冗，思想芜杂，总不能静下心来把零乱的印象理出个头绪来，因此，迟迟不能动笔。现在，交稿的日期不能再拖延了，只好匆匆记下这些杂乱的回忆，算是了却这一桩心愿，以纪念这位严肃的诚实的思想战士。文章虽然不好，但我对这位诚实的思想战士的怀念之心也是诚实的。
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