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辆五十铃大货车的庞大身躯，让五米多宽的双车道路面略显拥挤，可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戈壁滩上前进的速度。 所有的车上都装着差不多的东西：褪去颜色的衣柜，泛着油光的饭桌、锅、碗、瓢、盆，厚底儿鞋，甚至还有一把扫帚――这几乎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全部重量。
是的，这是搬家。
一辆车上坐着刘治福和他的老伴。北方冬天的太阳要出得晚一些，当曙光从远处的地平线升起的时候，他俩脸上没有一丁点的疲惫。
要知道，他们前一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睡。他们度过了在那个城市的最后一夜。那个城市最低海拔2400米，一个月有29天刮风，剩下的一天还阴天；那个城市中绿色是一种奢侈的颜色，五月份树才开始长芽芽，九月份就掉叶子；那个城市最热的时候，也要穿一件衬衣，外面再套上一件毛坎肩。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45年，离开的时候却没有留恋，没有伤感，脸上还“喜气洋洋”。
这种喜气从下祁连山选房子开始。那一天，他们一起去新家所在的小区看房，67岁的刘治福看到小区外人家种的绿油油的菜，红色的花，清清的水，就只顾在那里玩水了。等到回去，邻居问他们选中了哪一栋的房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说，“忘看了”。
他们要离开的是一个躺在祁连山半山腰上的城市，中国第一座油城，玉门。
他并不怎么清楚这个城市的历史片段：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出发，去进攻河西的匈奴；征西大将军冯胜在它的东面修建了嘉峪关，此乃明长城的最西端，从此，玉门被划为关外之地……边塞，战略要地，骨子里的战争因子，这是玉门的历史命运。
刘治福要投身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更多的石油资源，对于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来说，开采出更多的油就是“战利品”。这场“战争”在刚开始也是由军人打响：毛泽东亲自批准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近8000名指战员中的大部分成为玉门油矿的骨干力量。
只不过，刘治福的概念里没有太多的使命感，他的想法朴素：“听说去油田能挣钱。”
这8000名指战员成为了玉门的第一批市民。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玉门的原住民几乎没有，二是195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才成立了玉门矿区人民政府。
更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来到玉门。
24岁的卢海出现在了1968年的玉门东站。1967年从西安交大毕业的他，因为出身不好，经过民主评议，被分到了玉门。
那一年，与卢海一批来到玉门的有200多人，同一班火车来的有包括他在内的四个大学生。后来，其中一位来自东北石油学院的张天韵成为了他的妻子。
某种程度上，在玉门这座移民城市中，刘治福、卢海、张天韵，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他们都是“昆仑山上的一棵草”。他们原本拥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当他们在国家石油战略下汇聚到玉门市，城市赋予了他们同样的标签，这个标签可以凝结为两个字――献身。适用于人，和城。
可实际上，“离开”已经如同一个幽灵，在卢海的心里游荡。
当年，中国不断有新油田发现，玉门每年都有外调的名额，卢海由此实现了离开的愿望。1980年，他被调到了湖北江汉油田，原因是他研究出了一项可以大幅度提高采油机械使用寿命的技术，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他提前两天找师傅刘治福告别。离开那天，刘治福没去送他。他说，他心里面非常不舍，可是能够离开确实是好事。
玉门最后一批楼房建于2000年，教委七号楼，每平米600多块钱的价格让它成为玉门最贵的房子。郑高峻花五万块钱，买了一套92平米的房子。可是仅仅住了五年，房子就废掉了：“先是暖气没有了，紧接着是水掐掉，然后是没有电，根本不能居住了。现在那房子估计能卖200块钱，因为拆暖气片能卖点钱。”
这并不是一句好笑的玩笑话。
自从2001年市政府要搬走的消息传出后，这个一直很平静的石油城就开始“沸腾”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卖房的小广告随处可见，楼房快速贬值，被网友称为“全中国最低房价”。
“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总价2000块，还是没有人买。你想想，政府和企业都走了，谁还留在这？”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
“拆房工程”一度成为这个城市最红火的行业。政府以6000到8000元不等的价钱，把一幢幢大楼承包给私人。郑高峻如此描述拆楼的情景：2004、2005和2006年三年，是拆得最凶的时候，一栋六层楼，用不了两个星期，就拆成废品了，砖每块八分，钢筋每公斤两三元。
“玉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消亡就是时间问题了。”郑高峻指着窗外玉门唯一的一条主干道说，“你觉得这还是一座城市吗？”
这是晚秋的下午三点的玉门，前一天刚下过雪，空气凛冽，街道上几乎没有人，一栋栋废弃的楼房有着空洞的眼神，显得安静而又孤独。恍然之间，你会感觉这座城市像极了电影《我是传奇》中的纽约。那是一座废城。
刘治福仍然念念叨叨，当初到玉门时苏联专家在台上发言，冶金、石油和煤炭，生活基地和生产基地一定要分开，玉门也一定要分开，如果不分开将来会出问题；还要控制石油产量，要有规划，不能总是想着采更多的油……
（刘文杰摘自《中国周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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