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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来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述评】邓小平南方谈话讲了哪些内容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5-15 04:51:27 点击:

      [摘 要]自2002年以来,国内学者围绕邓小平南方谈话进行了诸多研究,对南方谈话的分析与论述也逐渐趋于系统化和理性化。总体来说,研究视野较为开阔,角度多维,相关观点论述较为成熟。相关热点问题研究深入、细化,边缘问题凸显,领域拓宽。与此同时,国内研究也显现出一定的不足和缺陷,研究的政治宣传意味较浓,研究缺乏常态化和规范化的支撑,热点问题的重复研究多,探索研究新领域的较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挖掘,前景展望的研究少,研究中“避重就轻”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解决。
      [关键词]十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综述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1-0038-08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思想解放理论宣言书,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篇谈话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全国各地学者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南方谈话的著作和文章,掀起了一股回顾与研究南方谈话的高潮。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的第二十个年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借此东风,国内学者对南方谈话进行了新的反思,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本文就近十年以来这一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期为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总体研究拓展,视野开阔、角度多维
      (一)研究成果丰硕,涉及面广泛
      笔者以中国知网为依据,统计出有关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相关文章多达1763篇,其中发表于2002年之后的论文也多达881篇,学术界对于南方谈话的研究著作甚多,成果丰硕。相关研究涉及面较广,对南方谈话的原因、实质和意义、南方谈话与党的建设、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社会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等诸多论题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学术论文为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华中师范大学贾仁普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延安大学徐欢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南交通大学秦岚的《从功能语法视角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英文翻译的物质过程》、信阳师范学院胡建彩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比较研究》等都从不同学科领域和角度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度挖掘。从整体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相关研究已进入系统化阶段,既注重研究的理论新意,也侧重于系统的理论整理与脉络厘清,研究视野开阔,角度多维,落脚与服务于当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学术研究集中与依附于南方谈话发表的相关周年纪念活动
      综观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总体理论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周期性规律,相关学术著作和文章集中创造与发表于某一时期段,其主旨鲜明,研究的动因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这些创造的高峰期无一例外都和南方谈话及其相关人物的周年纪念相关,如1997年南方谈话发表五周年、2002年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等,社会各界往往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学术界则召开了一系列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议,集中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进行相应的学术创作,一大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从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有关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与讨论的热潮。笔者以中国知网为依据,单从2012年开始,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网上已经出版发表的相关学术文章和专题报道就达170多篇,恰逢南方谈话二十周年,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一大批主流报纸和重点学术期刊纷纷聚焦南方谈话,甚至开辟专题栏目,刊载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文章:石仲泉的《“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未来发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肖枫的《“南方谈话”与中国的战略性抉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秦宣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四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等等。
      (三)关于南方谈话的意义阐述仍是焦点
      注重南方谈话的价值研究,挖掘与论述南方谈话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与深远意义仍然是学者研究与关注的焦点。就目前学术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话题:关于南方谈话对党的建设的意义与当代启示、关于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重大意义、关于南方谈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大意义、关于南方谈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大意义、关于南方谈话对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历史意义、关于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重大意义、关于南方谈话对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关于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前途发展的重大影响等方面。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更没有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盎然生机。不管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南方谈话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不仅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同时也成为一批国外学者关注的话题,如约瑟夫·菲斯米斯特、弗雷德里克·泰韦思等,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如《泰晤士报》、《新闻周刊》也作了相关报道。当前,国内学者对于南方谈话的价值研究开始向多维角度延伸,更加注重研究的深度和内涵,“口号性”的政治宣传减少,学术性内涵加大。
      (四)立足时代发展需求、总结历史经验、解答现实问题是研究的基本趋势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面对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矛盾进入凸显期的今天,如何充分研究南方谈话的时代价值,从中提炼精神实质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是学者研究的基本趋势,也是当前学术界从事理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使命担当。当前,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度挖掘,结合现实问题,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大国崛起的烦恼、社会转型的困惑、市场竞争的焦虑、价值信仰的缺失、腐败问题的蔓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应答。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金民卿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价值和当代思考》、巫海东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品格及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程美东的《在寻求、探索、争取共识中推动中国政治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政治艺术》、郭建宁的《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若干问题的对话》等。   二、热点问题深入,厘清脉络、研究细化
      近年来,学者对南方谈话的相关热点问题研究趋于系统化,注重整体的脉络厘清,研究细化、鞭辟入里、把握精髓。就目前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研究的主要话题则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时代性的解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视角上取得重大突破,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阶段转型说。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将深圳、珠海等特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中国,呼唤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开放为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阶段,从而引起中国在社会理念、政府行为、法制观念、经济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根本变革,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奠定了基础。[1]
      2.课题解答说。有的学者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集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回答,从而形成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南方谈话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的模糊认识作了进一步的澄清,解答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时代课题,从而明确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主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
      3.核心观点说。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不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十四年的成果做出了正确评价,也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战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概括起来有八个核心问题,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澄清姓“资”与姓“社”的关系、有差别的富裕、防止“左”倾错误、发展是硬道理、加强干部及人才队伍建设等。这八个核心观点成为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理论支撑,是改革开放的总“纲要”。[3]
      4.目标规定说。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留下的郑重的嘱托:十年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二十年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三十年形成一套定型的制度,一百年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政治嘱托既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基本设想,也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目标设定和追求。二十年来,我们党一直牢记邓小平的长期奋斗的嘱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上进一步细化,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等目标秉承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念。[4]
      (二)关于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市场经济的相关论断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题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其主要内容和意义进行阐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价值支撑说。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问题,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不仅为我们理直气壮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价值支撑”,还为探索解决“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大题目提出方向和思路。[5]
      2.理论奠基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突出的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南方谈话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它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剥离”,从“调节手段”的角度在看待市场经济的地位,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在此方面的“禁区”,是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6]
      3.障碍破除说。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的关键是一个字:“破”,就是破掉了当时阻碍改革开放,阻碍市场经济建立的“左”的思潮。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消极的“不争论”和积极的“试验”,来破解“左”的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阻碍。小平同志破除“左”的思潮,意在“建设”——就是推动“停滞”的改革开放进程,最终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7]
      4.思想突破说。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发展模式核心环节的选择决定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败,南方谈话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述,是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核心运作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思想突破。南方谈话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促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核心环节的形成,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是实现当代中国社会转折的决定性事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最后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核心环节选择问题,以运行机制确保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8]
      (三)关于南方谈话与思想解放
      江泽民曾经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看作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毫无疑问,南方谈话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是我们党破除“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潮束缚的一次伟大实践。目前,学者对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基本达成共识,其观点区别主要集中于研究的视角和广度差异,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代表观点:
      1.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有的学者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看作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所进行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碎“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使得改革开放在艰难中起步;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了姓“社”姓“资”争论的困扰,把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党的十五大则冲破姓“公”姓“私”束缚的藩篱,使得改革开放实现新的突破。[9]   2.从共和国的建国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所经历的三次思想大解放之一。认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亲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为第一次;1978年批判“两个凡是”为第二次;1992年“南方谈话”为第三次。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第一次思想解放重要的参与者,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关键人物,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发起人。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的作用一次比一次突出,他的思想也一次比一次深化。[10]
      3.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来看,有的学者则进一步从整个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入手,将南方谈话放在中国百年的思想启蒙与解放的历史境遇之中来考察其历史地位和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党的八大前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92年南方谈话分别打开了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闸门,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南方谈话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通过解放思想来破除那种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和做法。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11]
      4.从思想解放的经验启示来看,有的学者总结概括了南方谈话对当代继续推进思想解放的重要借鉴和启示。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我们党思想解放历程上的光辉典范,为我们提供了推进思想解放诸多启示。具体来说,其宝贵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胜利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2)找准目标是胜利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前提;(3)树立正确认识是胜利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的关键所在;(4)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是胜利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的目标要求。[12]
      (四)关于南方谈话与党的建设
      1.“大党建”思路说。有的学者认为,表面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似乎没谈党的建设问题,但其实这恰恰是邓小平谈党建问题的一种新方式。不过他已超出“就党建谈党建”的传统思路,而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执政责任”、“执政能力”问题,包括怎样治国理政、如何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新的“执政理念”,这是一种“大党建”的思路。[13]
      2.转型关节点说。有的学者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共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而促成此转型的关节点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它在党建理论指导和工作方向上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中国社会阶级、阶层急剧的变化,执政党建设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之更新,进而有了新的理论重大突破。“南方谈话”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执政党转型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南方谈话”坚定了人们对基本路线的信念,为执政党转型进一步立稳了主轴;“南方谈话”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促使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巨变。以上三个方面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执政党建设三个主要的、也是最基本、最显著方面的转型情况。[14]
      也有的学者提炼与概括了南方谈话关于党建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当前党的建设的时代新课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在党的建设方面,南方谈话阐述了四个大的方面:一是反复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性;二是提出正确的组织路线的重要性;三是再次强调要提倡实事求是;四是提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新时期,解决好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必须着力处理好党政、党群和党内三大关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到“老祖宗”不丢。[15]
      (五)关于南方谈话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1.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一个需要“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的党和国家最根本、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民主集中制,是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完善的殷殷期待,为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深化和发展了党内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也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16]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借鉴了1989年事件中普遍爆发的反官僚主义、反腐败情绪的历史经验,严厉地告诫了裙带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争取将继续坚持民主法制的政治发展走向成为党的共识。在“南方谈话”中,他关于“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各级领导机构”。关于选用干部上特别强调:一要坚持改革开放,二要有政绩的主张等,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在用人问题上确立基本了规则,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在民主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17]
      也有的学者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特点进行了自我概括,从另一视角分析了南方谈话与政治改革的关系,认为南方谈话深刻地体现出一种政治勇气高度性、思想意识开放性和人民利益取向性的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对当前政治改革探索,尤其是政治改革视域取向目标定位及主体要求有一定的启示性。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来说,在政治改革视域取向上要做到思想意识开放,不囿于观念上的局限性,敢于并善于运用好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所形成的共同性价值理念;在政治改革的目标定位上,要以坚守人民利益为最根本、最广大的利益标准加以定位,并坚持人民民主,建设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秩序,避免以某种利益阶层为标准的改革定位;在改革主体的要求上,需要改革主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等先进知识的学习掌握与运用实践,进行一定的理论经验积累,从而形成与具备一定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18]
      2.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有的学者认为,在制度建设方面,南方谈话提出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围绕这一主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完善制度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发展和逐渐完善,离不开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基本思路的指引。[19]   (六)关于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南方谈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诸多方面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综观近十年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学术研究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话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1.关于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具体来说,南方谈话提出了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生长点;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高度强调发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理论生长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生长点。[20]
      2.关于南方谈话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冲破了“左”的思想桎梏。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都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展开,使其更加深化和丰富。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关节点,以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逐步走向成熟。南方谈话在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21]
      3.关于南方谈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关于这一话题,学者观点分歧较小,普遍认为“南方谈话”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许多观点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在诸多方面对其内容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是其更高层次上的灵活应用和理论升华,前文的第一个方面已经有所论述,在此将不再赘述。
      4.关于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启示: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其折射出来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品格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诸多启示。深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后,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基础;实事求是对待经典作家以往的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保证;沉着冷静对待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一切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最高标准。[22]
      (七)关于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道路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之中的自身危机是促使南方谈话的重要原因,可以这样说,没有苏东剧变,未必会有邓小平南方谈话,即使有,能不能谈得那样的坚定和彻底,谈话能否获得党内和国内的普遍认同,还是未知之数。反过来,南方谈话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它以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为契机,在当时多数人对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表示震惊和缺乏足够理解、甚至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茫然的情况下,及时地表明自己的见解并统一认识,形成对社会主义整体发展方向的共识,推动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变革与发展。[23]
      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围绕和集中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捍卫了社会主义生存权、抓住了社会主义发展权、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改革权。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生存权上,邓小平论述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依靠国家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发展权上,邓小平论述到:“抓住时机?熏发展自己?熏关键是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得快一点?熏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由先富逐步实现共富”、“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搞上去”;在社会主义改革权上,邓小平论述到:“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熏敢闯敢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开放重在实践”、“改革开放要允许试验?熏允许犯错误”、“改革开放要克服‘恐资症’”。[24]
      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苏东剧变为背景和基础,以“中国怎么办”为重点,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和光辉的战略策略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剧变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挫折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抓住了“体制和制度”这个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摧毁了苏联模式的核心和基础——“计划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5]
      此外,学者还对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价值内涵,南方谈话与国企改革、南方谈话与人的全面发展、南方谈话与和谐社会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翔实的研究,成果丰硕,这里将不具体展开。
      三、边缘问题凸显,立意整体、领域拓宽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研究的深入,学科交叉的趋势逐渐显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些边缘问题凸显,并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与动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南方谈话中的教育问题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南方谈话蕴含着高度重视青年学生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思想:其一,邓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其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问题上,他把一般群众的学习同少数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学习加以区分,认为要求一般群众“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其三,他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些对新时期“两课”教改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遵照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指示精神,就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自觉地把握和牢牢坚持事物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坚持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高校“两课”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两课”教改要遵循要“精”和“管用”的原则。[26]   (二)比较研究视角
      过去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大多就事论事,缺乏研究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视野,特别是对相关联思想、事件的对照、分析不足。通过对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问题逐渐得到改观,学术界出现了从对照与比较之中来论述问题的新趋势,如胡建彩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比较研究》、邓正兵的《三代领导人三次南方谈话之比较》、娄胜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南方谈话“与“北方谈话”比较研究》等文章,分别从国内和国际的相关理论和事件的相互比较来研究南方谈话,从而突破了过去研究的单一性视角,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比对之中进一步发掘问题,研究的新兴点颇多,成果也较为可观。
      (三)关于“南方谈话”与中国私营经济和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
      中国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着内在的关联,南方谈话从路线、方针、政策?熏从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市场理念等方面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各地区又不断探索与发展着符合区域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南方谈话不管是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对区域的发展模式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王海军、杨汉强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胡岳岷的《“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私营经济的变迁》、刘正英《从厦门特区的发展看“南方谈话”的意义》等。
      (四)关于南方谈话的“文本解读”研究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解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述艺术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如秦岚的《从功能语法视角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英文翻译的物质过程》、袁辉初、贺利云的《从文本释义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同一性》等文章则从语言学、文本解读等角度对南方谈话进行了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秦岚的《从功能语法视角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英文翻译的物质过程》一文是其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不仅研究的系统性强,还体现了南方谈话“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取得的成果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趋向
      综观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在理论论证和史料挖掘方面上都很深入,研究动态出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从过去的单纯纵向挖掘到今天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挖掘的契合。同时,南方谈话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趋势上要把握好整体研究,继续从历史的深层次结构中去把握,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整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进行梳理,将重点研究与边缘挖掘结合起来,同时突破学科限制,进行跨学科研究,挖掘南方谈话的深层次因素,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各个角度进行全面化、系统化的研究。
      热点问题上进一步提高深度,边缘问题继续关注。一是应重视“学者视角”的学术探究,推动学术研究的规则化和常态化。尽管当前针对南方谈话的学术性研究力度有所加大,但仍然带有很强的政治宣传色彩,从近十年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整体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出,除了在其周年纪念等重大活动时学术研究颇显活跃外,其余大多时间缺乏必要的关注,相关成果寥寥无几。这样,既造成短时间内大量研究的重复,研究浅尝辄止,“歌功颂德”的意味强烈,也不利于推动南方谈话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必须形成研究的常规体系,进行常态化的研究,注重从“学者视野”,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减少“政治家的高调”宣传。二是应继续加强比较研究。进一步加强南方谈话与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思想的研究,注重不同时期重大事件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如南方谈话中关于经济的相关论述和第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陈云的经济思想的异同性分析、南方谈话与邓小平本人早期思想的比较研究等。与此同时,加强研究方法的交织与融合,注重研究视角的开阔,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比较,进一步挖掘南方谈话的文化内涵和语言特征,阐述其多维价值内涵。三是应注重时代的发展动向和实际需求,做到理论结合实践。当前,热点问题的重复研究多,前景展望的研究少,研究中浅尝辄止、“避重就轻”的现象大量存在。为此,学术界还必须在深入解读南方谈话的文本价值和内涵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的当前发展和未来走向的研究;进一步开阔视野,结合当前国际背景,在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欧债危机”、“普京重新当政”等话语的现实观照中来研究南方谈话问题。我们相信,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观照之中来重新界定和研究南方谈话,厘清脉络,必将推动此论题的研究的大发展,开辟新的气象,结成累累之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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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