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身份赴巴黎进行活动，之后游历欧洲诸国，至1920年初回国。这次欧洲之行，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从原来在清末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到这次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去“拯救世界”，梁启超对待东西方文明的态度几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促成了梁启超思想变化的是现实。一方面是他了解了“一战”对欧洲的巨大破坏，西方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另一方面是他感受到西方社会对“一战”和欧洲文明的反思，悲观论调弥漫。在这种氛围中，梁启超不能不受影响。
梁启超在《旅欧心影录》中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无可置疑的是，“一战”的破坏力的确促使许多人反思，从而出现“思潮变迁”。但如何反思，却有不同的路向。胡适对梁启超的这种反思路向就持批评态度，“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历史发展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认识。苏俄崛起是“一战”的重大影响之一。随着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而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工业化获得重大进展，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更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识。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成功和社会制度极为赞赏。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1934年7月8日发表的丁文江的文章说：“现在最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自由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当时赞扬计划经济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以致“变为时髦语了”。
当时有影响力的报刊，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益世报》、《大公报》等刊登大量介绍和肯定苏联的文章，对当时的知识青年的心理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这使得那一代的知识青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主张学习苏联使国家迅速强大以抵御日本侵略成为普遍的认识。
今天回过头来看梁启超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以及上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苏联计划经济的赞扬，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西方文明并没有像梁启超判断的那样衰落和破产到需要东方文明去拯救，而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苏联的命运也已经有了历史结论。但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和苏联的看法，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民众命运的。
对于身处历史中的人来说，受信息掌握的局限，未能做出正确的评判，后人对其难以苛责。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判断，常常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历史经验有短时和长时之分。如果经验的总结是以短时历史现象为依据，那么有时难免为一时的现象所蒙蔽，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盛世”，如“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身处“汉武盛世”中的人，可能想不到没过多久西汉帝国就会崩溃；身处开元、天宝时代的人，也想不到马上会有“安史之乱”；而乾隆时代的人，也不会想到很快就会有鸦片战争之辱及近代中国转型的痛楚。由此观之，总结历史经验更应将视界放宽，从较长时段去观察和分析，若一时繁荣就认为是成功，而不识其蕴含危机，恐怕会重陷上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认识误区。
【王翔宇荐自《新京报》2012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