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关键词：古代散文史；撰述；篇章内容；作家作品；散文流派；辞赋骈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4-0100-18
收稿日期：2012-02-18
作者简介：阮忠（1952-），男，湖北黄陂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
中国古代散文史或称中国散文史、中国散文发展史、中国散文源流史、中国散文通史等，其撰述在20世纪以来颇受学人关注，撰述者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真正堪称散文通史且目前能搜集到的有20余部，其中郭预衡、谭家健、刘衍、刘振东等先生都有多部中国散文通史性的著作。然而，古代散文史撰述的状态此前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使散文史撰述的相关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如这些散文史著作同样冠之以“史”，篇幅或长或短，论述或详或略，散文发展的分期、论述对象包括作者与作品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自然会引起对散文史流变认识、对一个时期甚至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认识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来，散文史撰述者个人的视野与学养决定了散文史著作的不同面貌，但问题是撰述者划分的散文发展时期，谁的最符合散文史运行的规律；对散文史上作家及其作品的选择，谁的最适合散文史的需要；所作的文学与非文学批评，谁的最接近散文的历史本色。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确应该引起学人的认真思考。
基于此，本文选择16部中国散文通史（以下一律称中国散文史，一个作者撰有多部者，只选择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对其撰述状况作些比较，力图通过它展现古代散文史撰述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中存在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及其对读者的深刻影响，以见其短长利弊，进而使之成为重新撰述散文史的基石，帮助撰述者更好地把握散文史撰述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使必然会产生的新的散文史更加完善，亦让读者更加清晰地审视散文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规律，对散文史中的作家、作品有更好的认知。本文所选研究对象见表1：
上述这些散文史的出版顺序存在特殊的情况，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为上、中、下三册，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册1986年版，中册1993年版，下册1999年版，这里以下册出版的时间为准。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初版为2001年，这里用的是2007年的修订版。这些散文通史字数最多的为157万字，最少的不足20万字，但作为古代散文史，无论详略，总是在共同的历史框架之内，不影响研究的客观基础。
一、古代散文史篇章划分的问题
古代散文史的分期往往通过其篇或章的安排来体现，或有篇且篇下分章，或无篇直接以章显示。这些篇章的划分，并不是简单的篇章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古代散文发展阶段或时期的划分。但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这里尽管均以历史朝代为基本线索，划分的情形却有所不同：
一是单纯冠以朝代的，如谢楚发著分为：绪论，我国散文的起源，春秋战国时代散文，两汉散文，魏晋南北朝散文，唐代散文，宋代散文，元明清散文；漆绪邦著分为：先秦散文，汉代散文，魏晋南北朝散文，隋唐五代散文，宋代散文，辽金元散文，明代散文，清代散文。类似的还有刘一沾、张梦新、陈玉刚、胥洪泉、郭预衡、赵义山等人所著，其中略有差异的是或以唐宋分列，或以唐宋合一；或以宋元分列，或以宋元合一；清代或独立，或与明代合一而论。
二是冠以时代特征的，如杨民所著分为：百家争鸣中的色彩纷呈——先秦散文；大一统天下的鸿篇巨制——两汉散文；战乱频仍中的清峻超脱——魏晋南北朝散文；复古大旗下的明“道”重“散”——唐代散文；复古大旗下的明“道”重“散”——宋代散文；无奈的继承，有为的追求——辽金元散文；八股时代的无个性的个性——明代散文；八股时代的无个性的个性——清代散文。
三是冠以文体特征的，如陈柱所著分为：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先秦）；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晋及南北朝）；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明清）。
四是冠以散文发展特征的，如刘衍所著分为：古代散文的萌芽与成型（春秋前）；古代散文的发展高潮（战国）；古代散文演变和发展的高峰（两汉）；古代散文的革新与骈化（魏晋南北朝）；古代散文的鼎盛（上，唐）；古代散文的鼎盛（下，宋）；古代散文的因袭与迁变（辽金元）；古代散文的探索与理论建构（明清）。类似的还有李艳所著。
五是冠以作家追求的，如刘振东所著分为：为实用求审美时期——先秦两汉散文；自觉追求形式美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实用和审美并重的时期——唐宋散文；总结探寻创作规范时期——明清的散文。类似的还有刘墨、李措吉所著。
六是冠以时代特征、文体特征等的，如谭家健所著分为：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散文；百家争鸣与先秦哲理散文；大一统背景下的汉代散文；多元化的六朝文章；唐代骈散之争和中唐古文运动；北宋古文运动和南宋散文；学派纷争的元明散文；清代散文——中国古典散文的终结。从而让人们看到古代散文发展阶段或时期不同的史家选择或标准。 上述最早引用《送李愿归盘谷序》的是刘振东，他引用了关于“大丈夫”的一节，即“利泽施于人……争妍而取怜”。其次是漆绪邦引用了“愿之言曰：人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其三，张梦新所引与漆著相同。其四，杨民引用了“归隐者”一节：“穷居而野处……大丈夫不遇于时者所为也，我则行之。”其五，刘衍引用了全文。其六，胥洪泉引用与杨民引用相同。其七刘墨、其八赵义山引用与刘衍引用相同。这里，刘振东所引揭露“大丈夫”，杨民、胥洪泉所引颂扬“归隐者”，各有不同的取向，漆绪邦与张梦新所引则包括了这两个方面。当然，漆、张所引又不及刘衍、刘墨、赵义山所引更为完备。
问题是在如是的引用中，引用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刘振东说：“借李愿之口，揭露了权贵们的骄横跋扈和糜烂生活。”漆绪邦说：“文中借李愿之口，对权势显赫的大官僚和奔走形势之途的势利小人进行辛辣的讽刺。……文章以二宾夹一主的对比手法，将得势与不得势的官僚小人丑恶嘴脸同高洁的隐士对比，前者卑污而后者高尚，形象极鲜明生动。其中有委婉的讽刺，有直露的批评，庄谐相济，恰到好处。语言上奇偶相生，文采斐然。”杨民说：“就李愿当时的实际，把大丈夫遇于时的得意生活放置到了一边，对低眉折腰事权贵的龌龊生活表示不屑一顾，从而就突出了归隐田园的高尚、乐趣。……这里是通过想象而勾画出了一幅理想的田园美景，为李愿所设定。”刘衍说：“作者借李愿的话，刻画了三种人：一种是声势显赫的达官贵人；一种是隐居山林的高洁之士；一种是孜孜于功名利禄的无耻之徒。文章揭露了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不可一世，勾勒出钻营功名利禄的蝇营狗苟之态，赞颂了隐士自由自在的高洁情怀。”这里根据上述所引的四种形态各选一例，对其评说进行审视，从中可以看出大家所重的都是内容评述，或取其片断，或取其全貌，难免有相当大的趋同成分。艺术风格评述则是少数。当然，也有不同的，如赵义山等所著同样是引了全文，但他们是从文章的结构来评述的，最后归结为“韩愈以咏叹调般的抒情文字，赞颂了朋友的归隐”。这些评述从文本出发，产生大同小异的撰述效果是很自然的。
还可以再看关于同样引用较多的《祭十二郎文》，艺术风格的评述是怎样的状态。如刘振东说：“文章打破祭文用骈文或四言韵文的框框，以散体文的形式、对话的方法，表达对亡侄的哀悼。……结构严谨，而又回环转折，变化多端。……其波澜之纵横变化，反诘、反跌语的灵活运用，虚辞耶、也、乎、矣的反复出没，都曲尽至情。”刘一沾说：“作者以低回往复的笔墨把内心极度的悲哀表现得淋漓尽致。”张梦新说：“此文一反用韵语的常规，化骈为散，不拘一格，创为祭文的变体。”郭预衡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絮絮而谈……以散体叙事出之。”这些评述较之于文本内容的评述差异大得多，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如《祭十二郎文》的笔法变化与散体叙事，不过又有表述上的不一致。
于是，可以看到的是，各史对韩愈作品引用的不一，能够引发的思考远不限于引用本身。其中有：是否引用最多的作品最能代表韩愈散文的风格，像《送李愿归盘谷序》是否就是韩愈最优秀的作品？而这最具代表性及最优秀，应当是就韩愈的总体作品论还是就某一文体的作品论？
再看各史引用唐代柳宗元的主要作品。柳宗元之文与韩愈齐名，各史对他作品的引用也不算少。在各史所引用的柳宗元的作品中，引用最多的是《（虫负）蝂传》，7次；其次是《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各6次；再次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始得西山宴游记》，各5次。从这里可以看到，各史对柳宗元散文的关注，最多的还是山水游记。除了这里的三篇之外，还有《游黄溪记》、《小石城山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等。然后是柳宗元的寓言，《（虫负）蝂传》即是寓言，而各史所引用的寓言还有《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罴说》、《谪龙说》等。
《（虫负）蝂传》被引用最多，是出自它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显而易见的是它所表现的（虫负）蝂贪得无厌、不自量力，以讽刺当时的贪官污吏。刘振东据此说其艺术特色表现为“刻画很生动，形象很完整”。而郭预衡说柳宗元的《（虫负）蝂传》“以寓言而为传记，是写得别致的”。这样的艺术风格论明显过于简单。不过，他们评述柳宗元寓言的所有特色都可能体现在《（虫负）蝂传》上，评述山水游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也是如此。
而在具体的引用上，以《钴鉧潭西小丘记》为例，刘振东、刘一沾引了全文的最后一段：“噫！以兹丘之胜……所以贺兹州之遭也。”刘振东说其写得“委婉曲折，感慨良深”；刘一沾说柳宗元“这样的议论进一步突出了作品的主观性、抒情性”。漆绪邦、胥洪泉引了全文，漆以明代茅坤之说“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来说明《钴鉧潭西小丘记》的寄寓性。刘衍则引用了其文写景及柳宗元抒发自我感受的几段文字，以见文中的境界及柳宗元的审美情趣。赵义山只引用了“山之高……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一段，说它借助“艺术抽象……表现了宇宙自然的澄明与韵律、气韵生动与深邃沉静”。引用的差异性仍然是各取所需，评述的差异性依旧是见仁见智。不同的散文通史对同一作家、同一文本会有种种不同的评述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对唐代韩、柳散文作品引用的风格一致。只是各史的详略不一，撰述者的用心不一，实在难以界定哪一种引用最适合读者，哪一种引用最符合柳宗元散文的风格。
为深入认识各史对作家作品的引用情况，下面选择北宋的欧阳修和苏轼再作考察。
欧阳修的作品为各史引用最多的是《醉翁亭记》，10次；其次是《五代史伶官传序》，8次；其三是《朋党论》，7次；其四是《秋声赋》，6次。《醉翁亭记》为人关注，不仅被作为游记文的代表作，而且也被视为代表了欧阳修散文艺术成就的名篇。唯一只引用了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谭家健说：“欧阳修的记叙文，以游记最出色，语言精练，工于描状，构思巧妙，有许多神来之笔。往往情文并茂，由景物引起反复咏叹，抒发感慨和议论。《醉翁亭记》是最能体现作者艺术成就的名篇。”如果就欧阳修的记叙文论，这种评价可以的话，那么以之通观欧阳修的议论文和辞赋的艺术成就是否也可以呢？ 关于骈文部分撰述的研究，原拟以南朝为对象，后感到南朝从事骈文写作的作家较多，作品也较复杂，不利于比较，故取庾信及其骈文、骈赋为研究对象，借此以见一斑。
庾信生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梁元帝承圣三年（554）42岁时出使西魏，因梁朝灭亡而留在西魏，后又在北周做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有人将他置于南朝，有人将他置于北朝。庾信特殊的经历使他的人生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创作亦然。在北朝，由于他深怀故国之思，影响到文章风格的变易，所以，其后期的文学成就较高，诚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一中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诸史所选的庾信作品，虽有张梦新所选《春赋》、《对烛赋》，漆绪邦所选《荡子赋》出自前期，且漆绪邦说：“前期的赋限于作者的生活阅历，题材比较狭窄，但语言整齐，明快如诗，音韵和谐，婉转如曲，在艺术上是精心结撰之作。”但大多出自后期。这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即对庾信文学成就的认识，应不应该像漆绪邦那样兼顾他的前期创作？在一般情理上，史的撰述宜虑及全面，以庾信前期或后期的创作来说明他一生的成就都显得不够完美。也就是说，散文史的撰述是不当弃庾信前期的创作而只论其后期之文的。
而庾信后期的创作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表现故国之思，怀有亡国之痛的作品，如《哀江南赋序》、《哀江南赋》、《伤心赋》、《小园赋》、《思旧铭并序》；另一类是他给北周赵王、滕王的答谢辞，如《谢赵王赉雉启》、《谢滕王集序启》、《谢赵王赏白罗袍裤启》。对于后者，引用过《谢赵王赏白罗袍裤启》的谭家健说：“庾信文集中有书启16篇，皆为骈文精品。其中多数是对北周皇族赵王、滕王赏赐的答谢，内容无非是颂谀赐物之美，陈述感激之忱。而比喻形容曲尽其妙，选词造语委婉多姿。‘葩采进发，情韵欲流’，实在令人爱不释手。”但上述提到庾信这类作品的只有3部散文史，各涉及1篇，可见庾信的这些作品并不为撰史者所重。而后者中的《哀江南赋序》与《哀江南赋》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实为一体。尽管如此，撰述者对这类作品显然重视得多。
对于庾信的骈文、骈赋，将会有怎样的评价呢？对于骈文、骈赋，文体自身的要求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归纳过四点：语言对偶，四六句式，音韵声律，用典与藻饰。这四点宜把“四六句式”并入语言对偶，而把用典和藻饰析为二。据此审视诸史对庾信骈文、骈赋的评价，大体都是从文体自身的特点出发，说语言对偶，就有对仗工整、长于对偶、偶对整齐、语言对偶、属对工巧等说法；说音韵声律，就有音节协调、音韵和谐、讲究声律、讲求音韵声律等说法；说用典，有用典丰富、用典贴切而多、多使事用典、处处用典、几乎通篇用典等说法；说藻饰，则有富艳精工、富赡华丽、富赡精工、语言精丽、辞藻华美等说法。
虽然各史的评价有出入，不像这里说的一一对应评价，但只要涉及上述文体的特征，大体都受制于文体特征本身。所不同的是诸史对庾信骈文、骈赋表现的自我情感的认识，表述各有不同。谢楚发说的是苍凉悲慨，张梦新说的是苍凉沉郁，胥洪泉说的是凄怆、沉郁而悲凉，李艳说的是沉雄悲凉。这些表达在情感上有共通的地方，但悲慨毕竟不等同于沉郁，苍凉也不是悲凉。除此之外的苍劲之气与苍凉，心境之悲与悲慨或悲凉也是不一样的。而大家面对的庾信文本主要是《哀江南赋序》和《哀江南赋》，在庾信表白自我人生苦痛的时候，大家因情感的共鸣也感受了庾信的苦痛，认识上趋同或略有差异是自然的。
从上述关于辞赋和骈文的个案分析，很容易看到文体自身的规定性对散文史撰述者的影响，只是撰述者在评价时不求其全，各逞己意而已。不过，有些评价诸如说庾信骈文、骈赋的华实相副、情文并茂，叙事、抒情、议论相兼之类，更像是惯常的套话，对作品艺术特色的把握较为抽象，需要更深入、细致的推敲。
八、结论
研究古代散文史撰述情况，是希望较为深刻地认识当今古代散文史的状态，以供学史者和撰史者思考。在上述研究过程中，本文针对古代散文史中不同的研究对象，已有论述，最后拟作总结。
在古代散文史的撰述中，我们已经有一些关于如何撰述的理念，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写这部散文史，曾有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这三点“奢望”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从作家作品把握史的发展，写出散文的传统。这传统当是古代散文发展业已形成的规律，写出传统也就写出了规律，当然是很好的。
不仅是郭预衡，刘振东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后记”里说：“我们写的是古代‘散文’发展史，因而把阐述的重点放在了‘散文’本体的发展演变上”；“目的在于勾画出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轨迹，因而重点放在了考察、分析、说明每个时代的散文比起前代有哪些进展、突破和变化上。”他把“古代散文发展演变”作为撰述宗旨，有思想的高度自觉也是值得嘉许的。但散文史的撰述理念与实践是有距离的，一些散文史无法摆脱传统文学史的作家作品论的撰述模式，在史的脉络下写出散文传统，写出散文演变，实在是艰难。
在古代散文发展的分期上，不同的撰述者各行其是。在上面的篇章划分中就可以看到，即使是依从历史的朝代，唐宋为一？宋元为一？元明清为一？还是唐宋元明清五朝各自独立？而按散文发展的阶段分，初期、中期、晚期或高潮、低谷在时段上怎样把握？撰述散文史，如果关于散文发展的分期认识不清晰，就意味着散文发展演变的模糊，使我们不知在哪一历史的节点上散文的风格扬弃旧的而有新的开拓。这似乎是弄清散文发展规律的前提，为了这一前提，在散文史发展分期的划分上该何去何从呢？
在作家作品的撰述上，各史的撰述表面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任何散文史都需要以作家作品为基石。在这一点上，各史的撰述者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然而，面对一个时期，怎样选择作家？面对一个作家，怎样选择他的作品作专门的论述？从上述可以看到，就一个时期看散文史内容的安排，各史多有不同；就一个作家看，各史引用的作品常有差异。哪一部散文史的选择最为合适呢？还有，作家的作品数量有别，对于有大量散文作品的作家，如韩、柳、欧、苏，撰述者引用作品的数量多则不过10余篇，这10余篇是否都最具代表性？况且有的只引用数篇，这是否会使散文史的撰述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再则各史引为例证的作品不一，我们可以说它们都很适中吗？
还有，在散文史的撰述上，虽然一些散文史偏向少谈时代背景和作家生平，但专意于作品论析可以吗？可以理解文学史撰述的传统模式即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给后来者的影响，但少谈就表明抛弃了旧的文学史模式吗？问题在于，散文史怎样可以发掘时代、作家、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如此，还需要探寻作家与作家之间，不同作家的作品之间的关联，以期让人们看到的散文史是一部在演变中的流动史，而不是孤立的作家作品论的组合史。这一点在研究上有相当大的难度，作家作品的编年，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联系的资料匮乏，都有碍于散文史演变的撰述。面临这一现实，散文史的撰述者应该怎么办呢？
问题未完。在上述研究中，笔者有意作了作家散文艺术评价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汉赋与骈文、骈赋的研究因文体的制约，撰述者趋同的元素较多，这也表现在对柳宗元山水游记、寓言的评价中，但更多地可以看到，撰述者不同的语言表现和思想倾向，那么，谁的撰述或说谁的表达最贴近所论作家的本色？当然，如果他们选择的研究文本不一样，有不同的评价也是自然的。即使有相同或相近的评价，这一评价能够取信于读者吗？散文作家作品的评价从来就受制于撰述者的学养和识见，表现出思想的异样光彩，但诸多的散文史，怎样的评价能够最大限度唤起读者的共鸣呢？
提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只需要一部思想高度一致的散文史。由于散文史或撰述者有不同的切入角度，这样就会产生多面的散文史。但无论散文史具有怎样的多面性，已成为历史的散文当撰述者再现它的历史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说总有一些较为稳定的传统，不管从哪儿切入都会得到再现。而现在的散文史的撰述都在朝着理想目标努力，窃以为理想的目标尚未实现，散文史的撰述仍有很大的空间。基于此，重写散文史仍然是必要的，读者有理由继续期待。
（责任编辑 刘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