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过杭州学者散木先生写的一篇短文《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其中谈到了当时胡适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乃因生活拮据所致。文中这样写道：胡适之妻江冬秀“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同居住在泰国……吵着要来美国，一人还好办，来去方便，夫妇两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胡适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好在他能上能下，下岗再就业对他不是难事”。这里所谓“下岗再就业”，指的就是1950年胡适受聘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件事。
近读1975年台湾《传记文学》第158、159期，内有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先生撰写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文，方知胡适先生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就一个规模不大的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其真正的动机和需要并不在于每年五千多美元的薪水，而是认定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为了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一定要使它具有特性，让它在众多的图书馆中放异彩，既成为研究中国医学、药学仅有的特殊地方，也成为传播中国一般文化的大众场所”（陈纪滢语）。1952年秋天，胡适先生在去职之前，曾经郑重其事地对自己的忠实助手、继任者童世纲说过：“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童世纲自接任馆长一职后，直至70年代后期才退休，前后干了将近有二十五年，远远超过了胡适所说的十年，还获得了“终身名誉馆长”的殊荣。童世纲去世后，校方为表彰他所作的杰出贡献，在馆内借书台上竖起一个铜牌，上书“凡来此借书者，都应该感谢童博士”，云云。童世纲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系，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中统”的一位专员，估计没少做过违背己愿或众意的事情。但在历经了人生的沧海桑田之后，终于在海外“学以致用”，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其中无疑有着胡适先生对他多年的教诲和信任。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收藏中国图书的第二大场所，且又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这里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它的出现应当说是一个偶然。最初购买这些书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穆尔・葛思德（1864―1948）的美国建筑师、工程承包商。他是一个清教徒，当年他来华延揽生意时，因久患绿内障（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青光眼）而屡治未愈，对西医失去了信心。后与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义理寿（1875―1948）结识，在义氏的劝说之下开始试用一种由中国河北定州研制生产的药品――马应龙眼药，想不到“霍然大愈”。葛思德自此对中国药品顿生兴致，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其代购中国医书、医药资料等，特别是一些有关治疗眼疾方面的书籍，这不期然地便成了葛思德个人收集中国书籍之开始。在义氏为葛思德所购买的这些书籍中，仅医药方面的就有五百多种，近两千册。与此同时，葛思德对中国的其他书籍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后来竟演变成一种投资，同时也是他个人在经济上一项不小的负担（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葛思德的生活也比较拮据）。不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兴趣，尽管引发之因或许有点微不足道，但终究是在孜孜以求地为中国文化的传递、交流、传播做着功德无量的贡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义理寿这个人，这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来为了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竟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一职，又娶了一位中国满族女子为妻，并以妻子的名义在北平购置了一所房子，从此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的研究工作。义理寿原为国际一流的刑侦专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与之过往甚密。袁先生曾对友人说过：义理寿可以凭借放大镜对其手指之用力进行科学分析，当众表演判断一份文件是否用了两台或三台打字机打出来，而且“屡试不爽”。后来义氏将这种技术运用于对中国书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若干年前，我读过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的一本文集《冷庐文薮》，其中提及他曾经受聘（1946年）研究过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中国善本。王重民对义理寿的目录学研究评价甚高，他说：“我已经又把义理寿所作项目的英文注解（自1029―3707）审查过了，我觉得他的中国目录学是非常的优异。在注解中，他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错误……”王重民并且认定葛思德所收藏的这些中国图书有着极高的价值：“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指美国）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发现葛思德收藏的A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D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
1926年，经由葛思德购买、义理寿整理过的这些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后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共有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包括图书八千册。到了1931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义氏为他购买图书的工作此时基本上已停止）。193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获得了葛思德的部分收藏，并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其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陶德先生，是葛思德的一位朋友。葛思德后来致信陶氏，表示要将自己的所有收藏都卖给普林斯顿大学，陶德先生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遂请胡适先生出面加以鉴定。医书部分非胡适所长，但博学的大师对此并不陌生；而国学部分，他“知道的当然很多”。胡适认为这些医书虽皆出自中国，可是当时任何一家中国图书馆并没有像葛思德这样集中地收藏起来，他建议陶德校长不妨考虑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适的这一建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胡适先生必须出任这个图书馆的馆长，“以谋继续发展”。胡适在其任上审查过义理寿的目录编注，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经以1337和1338号这两个项目的注解为例，证明义理寿的研究方法是“优异的”。
这两个项目为两套清朝选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丛书”。由于这些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套，曾任民国时期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藏书家陶湘先生说过：“这套丛书的单本时常发现，可是整套迄未被藏书家获得……仅有最近收藏家缪荃孙先生经过一生寻觅，才找到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在义理寿的英文注解里，特别叙述了在搜集这套丛书的重重困难，他本人就是从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艺风老人缪荃孙先生手中购得这套丛书的。不过，这肯定是在1919年之前的事情了，因为缪先生寿终于此年隆冬。陈纪滢听童世纲介绍说，这套丛书当时在世界上仅有五套，义理寿竟收集到其中的四套（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
义理寿不仅果断地以高价购下此书，而且能够细心考证与分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义理寿在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当这些书（除去前四种八卷是在活字体以前，用木板印成的）以活字体印刷时，最后校正发现每本书都有些错误。这些错误用通常方法加以改正――把错字删去，在空白处粘上一张小条子，上边用一个正确的字代替。各省重印版是拿原版作模型，所以除非这个版是按照有错字的版本刻的，否则，它里边是不会有错字的……所以省版没有错字，是很容易发现非原版本的。”
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义理寿仔细审读了所购第一套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两千多处这样的错误订正，并注明卷、章、页、行与每处的字数，确定“武英殿本校阅者的姓名，刊在每一双页的边上中间，并且如有错误未被发现，负责人要受到规定的处罚。因此，印刷的改正是原版的最佳的证据”。之后，义理寿又全力购得三套全书，其中一套是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代购的，第四套拟以两千美元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未被接受。不过，义理寿这种悉心考证、从小处着眼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态度相去不远，因而受到胡适的赏识和认同。王重民先生也称赞义理寿“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格外优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拟将义理寿囚禁至山东境内，由于此时义氏染病在身，不能成行，便由中国朋友向日方代为说项，最后方才获准暂时滞留北平。1948年9月，义理寿在北平病故，其大量的私人藏书无端流失，从此散无踪迹，实为憾事矣！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藏书中除较为完整的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明版书籍亦为一大特点，这主要缘于当时义理寿作出的一个聪明决定。在葛思德有限的资金条件下，义理寿认定此时“如果与中国和日本书商做宋明版书籍的搜求竞争，简直是桩绝对愚蠢的事”。于是他集中目标与资金，以搜求明版书籍，而且走的是从私人收藏家那里获求的这一捷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在当时已有近二万四千五百册，在这些众多的明版书籍收藏中，虽然今天我们无法挑出哪一种来高估它们的价值，但这些书籍确实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特别发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刊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更有十七本加标点的佛经，是在建文元年（1399）刻板印制而成，在当时也是颇为少见的。
此外，这些书中还有许多在后来出于政治等原因而被清朝下令焚毁的，如钱谦益的书就是一例。钱氏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善本收藏家，亦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知何故，钱氏竟遭到乾隆皇帝的憎恨与丑诋，乾隆下令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钱谦益的书当立即“就地焚毁”。不仅如此，钱氏为他人所写序文甚至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信札，也一律遭到查禁。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至今藏有钱谦益于1643年刻印的文集。这部书共有一百一十卷，为当时的藏书家冒灭门之险秘密收藏，保存十分完整。这本文集由当时最好的书法家缮写，最著名的艺术家刻板，被版本鉴定专家们认定为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由此可见葛思德与义理寿等人敏锐的专业眼光。所以，有人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就不足为怪了。
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十万册之众的中国图书，其中有四万多册均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胡适先生曾先后几次翻阅王重民所编善本目录的草稿（三大本），并认真核对过王重民所确认的善本总数。1952年2月20日至4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举办过一次为时两个月的“中国书展览”，胡适为展览写了序言《中国印书的一千年》，他认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三十年来，葛思德东方书库是除中国和日本外，储存收集中国印刷书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的需要……”
1975年1月，陈纪滢为了让自己在美国的小儿庭标能够“比一般人先有机会一亲祖国文物，让他看看唯一的中国医书图书馆、罕有的中国图书”，特意带着他再度访问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图书已达到了二十九万册，包括大陆新印的医书与亚洲各国近年来的出版物，“更由于善本书之丰富，保藏的整洁与利用之充分，在国外图书馆中也堪称独步”。正是由于童世纲等人自始至终“遵循胡先生的谆嘱，单独挑起这副担子，埋首经营，多方计划”，才使得这个图书馆能够由中国人自己来经营，“免于走入歧途”。陈纪滢深有感慨地说：“我还没有听说过海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图书馆，把中国所有的医学书籍，都搜罗在一块儿，而蔚成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中国医书图书馆。因为书虽然来自中国，而中国却没有把它收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