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加薪不是逼出来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自2月起，全面调升大陆各厂区基层员工的基本薪资，加薪幅度为16%至25%。（来源《广州日报》） [点评]：“在此次加薪之前，作为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富士康正遭遇来自各界的压力。有媒体引述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首席执行官奥瑞特·凡·希尔登的话表示，富士康存在大量问题。由此看来，这次富士康加薪又是逼出来的，是“被动加薪”，是自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
资本有逐利的天性，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必定建立在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基础上，而员工薪水，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
虽说相对于主动加薪，被动加薪少了一些温暖，更多是一种临时手段，而不是长期性的战略安排。但要企业主动放弃利润，多少有点理想主义。
草根慈善应得到政府支持
近10年来，河南信阳的杨正海先后收养了400多名流浪汉，给他们找活干，没活干时还会带他们开车去要饭。对杨正海的行为，民政部门表示，既不支持也不鼓励。（来源：《河南商报》）
[点评]：“杨正海式救助”的存在，弥补了现有社会救助体系的漏洞。“杨正海式救助”引起争议，主要因为他让这些流浪汉打工，甚至组织乞讨。
就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有些领域是能够也适合盈利的，比如为流浪汉或残疾人提供工作岗位，让他们生产产品，用销售收入给工人提供生活保障，并为公益项目提供动力。这种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公益组织在国外叫“社会企业”，“杨正海式救助”可说是中国草根版的社会企业。
对这样的草根慈善，将其纳入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体系当中，将这类实干的人当成专业性人才看待，推动这些组织“由灰变白”。
农民工献血超七成彰显“善意在基层”
上海市献血人群仅占总人口的1.1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街头献血人群中，外来农民工超过70%。（来源：《齐鲁晚报》）
[点评]：上海的情况有其自身特点，作为农民工输入型城市，在献血比例上有“水涨船高”的效应。但另一方面，农民工献血占70%这种情况，在全国又极为普遍。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引颔着社会潮流的高收入者和高学历者，却不选择奉献爱心；对医学知识掌握较少的农民工，或者本身负担较重的学生，却成了无偿献血的主力军，这足以说明，真正的善意还植根于基层。
事实上，相比于“民间的自觉”和“底层的习惯”，社会精英和顶层群体的示范作用更为有力。因为，善意在底层一直广泛存在，现在所需要的，不过是合理的引导与保护。那么，在善意层面强调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医保卡套现“产业链”须斩断
5分钟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贵阳市的医保定点药店里，亲身体验了一回赚钱的捷径——把医保卡里看不见的钱折换成自己手里实实在在的人民币。（来源：《新民晚报》）
[点评]：贵州绝不是刷医保卡套现这个发财“妙招”的发祥地。在有些省市地区，人们到药店“刷卡”甚至能买到锅碗瓢盆、床单被套和奢侈化妆品之类。
不久前，哈尔滨市曝出某医院院长每月手里攥着数十张医保卡，让“病人”虚假住院，“虚拟”缴纳巨额床位费、打针、吃药、接受检查和治疗、护理等费用，然后拿着莫须有的出院结算单由医保中心支付现金。
承托着中国全体老百姓生命健康保障底盘的医保基金“蓄水池”，底下究竟隐藏着多少个粗阔或细暗的可怕漏洞？一旦医保基金顺着这些“蚁穴”漏成洪流，基本医疗“救命钱”会不会就此崩盘？
“小学变48店”背后那诡异的淡定
由香港慈善家邵逸夫捐款兴建的“赵村逸夫小学”，在学生上课仅两周，赵村村委会便将校舍出租给了汽车服务公司。80多名小学生被迫回到原瓦房里上学。（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点评]：投入190.60万元巨资的赵村逸夫小学摇身一变成了汽车4s店，更荒谬的是，村委会让学生们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里上课的理由居然是“存在安全问题”。果真如此的话，难道搬进去办公的汽车4S店员工个个都如孙悟空般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砖掉砸不坏？房塌压不着？
可以说，从爱心校舍变身汽车4S店事件看，没有强力的民众监督，公益捐赠、教育法规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减少受捐地方或部门借此项目牟利的冲动。“硬规定”容易被“软执行”，或沦为“一纸空文”。
中国手机“蜗牛式”的网速，“火箭式”的价格谁该反思？
截至2010年，中国手机平均连接速度每秒只有50Kbps（相当于6.25KB/s），仅高于印度，名列全球倒数第二。（来源：《新华网》）
[点评]：在中国移动垄断移动通信市场的2G时代，中国曾几乎与世界同步地从GSM跨越到GPRS技术，中国手机用户也以每年1亿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通信史上的奇迹。
为什么到了引入三巨头竞争、牌照发放增多的3G时代，用户发展速度反而降了下来？是三寡头垄断使市场环境变得更坏，还是竞争不够彻底？是技术、服务与基础设施跟不上去，还是政策支持——比如带号转网等——不到位？
有预测说，中国的3G时代将在2012年全面来临，3G市场将跨过临界点，进入“雪崩期”。这种可能性很大，但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因为当我们还在热切期待3G“雪崩”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推广4G技术了。
“餐具消毒”背后的“投毒黑手”拷问监管漏洞
近日，新快报联合南方电视台，对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餐具消毒企业进行暗访调查的结果，却让消费者“胆战心惊”，因为整个消毒过程如同投毒。（来源：《新快报》）
[点评]：如今，消毒餐具遍布全国各地的各个大酒店及小餐馆，且收费标准为两元每套不等。虽然有“霸王条款”之嫌，但是人们都愿意花这个钱。其中，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因使用不卫生的餐具而感染上甲型肝炎、痢疾、伤寒、结核病，人们更可能会花费更多的钱。因此，消费者使用消毒餐具，图的无非就是一个放心。可现在，多花钱不仅得不到保障，甚至可能因使用消毒餐具而致病，这就不能不让人愤慨。
只有彻底斩断“餐具消毒”背后的“投毒黑手”，从上至下形成良性的监管、流通空间，卫生安全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关怀性解聘”能否步入制度性救助的常态化
安徽涡阳县72岁环卫工人李显梅，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老人被保洁公司辞退，再度成为社会热点。涡阳县城管局回应，政府部门已为她和她孙女办理低保与救济，每月可5页取900元救济金。（来源：《京华时报》）
【点评】：从李显梅以古稀之年带着孙女扫街，到引起媒体关注，再到政府部门为其办理低保、救济，不再需要每天干繁重的体力活，应该说，这件事是沿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的。然而，李显梅老人扫街事件，却引起很多质疑。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发现其中症结：政府部门反应不够及时和生活困难群众救济体制不完善。
在李显梅老人扫街事件中，假如老人的生活状况没有被媒体报道，没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她现在能领到低保吗？还有多少与李显梅一样的生活困难群体，没有像她一样幸运地被关注和关怀？
相关部门反应的滞后如何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改观，制度性救助的常态化如何实现，才是民众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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