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8年。我出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红色的中国一片沸腾。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涯。 我们家是五口之家，我们姐弟三人。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两岁。本来，父母是不打算要我和弟弟的，双双医科大学毕业的他们，只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姐姐生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知识分子“靠边儿站”，他俩除了频繁地进“五七干校”学习之外，没太多工作要做，这时候奶奶就要求妈妈再生一个男孩。于是妈妈接连生了我和弟弟，看到弟弟出生，奶奶一颗心才放到肚子里。
我父亲是开封人，妈妈是北京人。所以我和姐姐从小在古城开封长大，而弟弟七岁以前被寄养在北京的姥姥家。
九岁之前，我和姐姐跟父母都住在奶奶家，当时在奶奶家住的还有：没结婚的小姑和小叔，寄住的堂弟和表弟，我们是典型的大家庭。粉碎“四人帮”之后，爸爸单位给他分了房子，我们接回了北京的弟弟，搬到了单位家属区，这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才团聚。
早 请 示
我出生在“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那时候，工厂小到班组，机关小到科室，都组成“早请示、晚汇报”的小组。在居委会的督促下，我们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也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
早晨，上班、上学的人都走后。院子里所有的老人和孩子，就要集中站好，面对墙上的毛主席像齐声高呼：“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请示工作！”高呼完毕后，由院子里出身最好、表现最积极的一个人，朗读一至两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院子由贾老太朗读，她不识字，但是家里三代都是工人。朗读完毕，全体人员手举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呼：“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当时我九个月大，还不会说话只会蹦单字。每天被奶奶抱着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有一天“早请示”的时候，大家说“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话音未落，我突然晃着小脑袋流利地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奶奶听了大喜。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长句子。
泥里面有棵葱
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从有线小广播和收音机里频繁听到“尼克松”这个抽象而陌生的名字外，平静的生活没有被搅起任何波澜。
尼克松访华时正是冬天，我家堂屋的墙角里照例用泥土埋着一簇过冬用的大葱。当时已经被收音机和小广播耳濡目染的我，有一天看着墙角的葱，突然醍醐灌顶，手指大葱郑重地告诉奶奶：“尼克松就是泥里面有棵葱！”我的话一出口，立刻在家人中引起一阵爆笑。我丰富的、无厘头的联想，使“尼克松”这个遥远的名字，生动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一双绣花鞋
当大家的耳朵被“黄继光”和“董存瑞”的故事磨起老茧时，一个另类的文学载体“手抄本”，悄悄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手抄本”这种靠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全凭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于民间。是谁创作了第一篇“手抄本”作品？是谁传抄了第一本“手抄本”？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清。但是“手抄本”一出世，即呈井喷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谁没听说过《一双绣花鞋》？
《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一百零一张美人皮》、《绿色尸体》……光听名字就能让胆小的听众魂飞魄散。何况这些故事大多冠以真实事件的名义，让人听了感觉格外神秘，毛骨悚然。话说有一个深夜，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她请求驻守南京长江大桥的解放军战士帮她抱一下孩子，当解放军战士接过孩子，却突然发现孩子是个死孩子，再一检查，孩子肚子里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时候再找那妇女，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多了这些故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晚上不敢上茅房。尤其是冬天的晚上，阴暗、冷寂的公共厕所，成了一个令人心悸的“黑洞”。那时候有个问题经常困扰我：如果脱了裤子刚蹲下，就看见墙角有一双蠕动的绣花鞋，咋办？！
小 广 播
小时候，家家都有一个有线小广播。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布、“苏修美帝”的新动向，都靠它来传播。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广播站。小广播一年三百六十天全天播音，基本都是新闻摘要，摘要内容永远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小广播每天早晨六点钟开始播音，晚上十点钟全天播音结束。开始曲是《东方红》，结束曲是《国际歌》。
我们城市的小广播，发生过一个很惊心动魄的事件。在搞武斗的时候，两派红卫兵激烈争夺市广播站。一天，一派红卫兵占领了广播站，广播里立刻传来一个激昂的女声：“革命的群众们，我们终于占领了……”声音突然嘎然而止，原来是另一派红卫兵闯进了播音室，他们掐住了正在播音的女红卫兵的脖子，当场把她掐死了。全市人民都听到了这个女红卫兵最后的声音。
自从听说了这个事件，我对小广播里面那激昂而高亢的声音又怕又敬。每天晚上十点钟，万籁俱寂，我躺在黑暗中听着悲怆的《国际歌》，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个死去的女红卫兵。
抢 军 帽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七十年代的中国，头戴一顶真正的军帽，那是无比时髦、无比荣耀的事情。军装，是每个男孩子的一块心病，因此抢军帽就演变成了一种恃强凌弱的游戏。
在我的记忆里，戴军帽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现役和退伍军人；第二是孔武有力经常打架或者不怵打架的青壮男子；第三就是纯粹的小流氓。我们城市曾经宣判过一个流氓犯罪团伙，他们最主要的罪行就是因为抢军帽而斗殴，捅死了两个人。
有一次放学，我亲眼看见两个初中男生，一个骑着自行车，一个坐在车后座上，他们骑到一个头戴军帽的男孩子旁边时，坐后座的那个男生猛地一把抢走了那个男孩子头上的军帽，随着一声狂笑，骑车的两个初中生呼啸而去。被抢的男孩子刚要哭，从后面又来了一群骑自行车的大孩子，显然是在旁边高中上学的，而他们中的一个就是被抢男孩子的哥哥。哥哥见状并没有下车，支起一条腿蹬在马路牙子上，把弟弟叫过去问了几句话，然后他一招手，一伙人就上车急追而去。
等我走到下一个路口，就看见他们一帮人正把那两个抢军帽的初中男孩按在墙上猛揍，其中一个孩子的鼻子被打出了血，大声求饶。我吓得一溜小跑绕路回了家。
织 假 领
在我童年记忆里，冬天是枯燥中又带点温馨的季节。冬天天寒地冻，户外活动大大减少，大家不得不缩在屋子里打发业余时间。平时高傲的、难见踪影的姐姐、姑姑们，也走下神坛，和我们小屁孩共处一室，于是大家庭里会出现难得的其乐融融的场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冬天室内活动，就是织假领。当时的青年男女非常流行戴假领，因经济条件有限，衣服不能常换常新，而常换假领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漂亮、得体的假领，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能够把平凡的衣服点缀得美轮美奂，化腐朽为神奇。
假领的种类众多，大体上分为布料的和毛织的。布料的基本在百货商场能买到，自己也能用穿旧的衣服改制。毛织的假领则要用粗一点的钩针和极细的毛线织成。冬天就是一个织毛假领的季节。织假领一般都是女青年和少女们的事情，而她们织的假领除了给家人之外，也有了一些神秘的去向。所以织假领的时候，她们经常几个人凑在一起，一会儿窃窃私语对比图案，一会儿红着脸“咕咕”低笑。
我很羡慕那些灵巧转动的手指，还有手指下不断延长的假领，因此也向妈妈要了一小卷拆劳保手套下来的白棉线，假模假式地凑在她们中间学织假领。我不会收针和织图案，所以几天下来，我织出了一条两尺长、两寸宽的白“假领”。最后，奶奶用它当了裤腰带。
破坏大字报事件
七十年代，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深揭狠批孔老二。
我在家行二，家里人和奶奶院子里的人有时候就叫我老二，运动开始以后，大家经常逗我：“看看，他是老二，你也是老二。老二都不是好人！”我听后郁闷得要死，心里恨死了这个孔老二。我隐约知道林彪是背叛了毛主席，摔死在温都尔汗，是坏人。但是孔老二是何许人也？我却一头雾水。以我当时的知识，就算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明白：一个死了几千年的古人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这里来搞复辟，所以我断定，这个孔老二就是专门跟我过不去的。
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去医院值夜班，当时医院候诊区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我一眼认出漫画里的孔老二，怒从心头起，跳上候诊区的椅子，抓住孔老二的大字报就往下扯。正扯得来劲，妈妈从诊室里出来，一看我扯大字报，她脸色大变，几步蹿到我面前，一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儿。还没等我醒过闷儿来，她用胳膊夹起我就往外走，一气儿走到大门口的存车棚，把我放到车后座上，骑上就往家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畏罪潜逃。
事实证明，我们娘俩的潜逃很成功，后来医院严令追查破坏大字报的人，但我的罪行没有被发现，甚至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我去过医院。这件事情以后，孔老二是谁，他为什么要复辟，我还是没弄明白，但大字报是绝对不敢再撕了。
听收音机
奶奶家胡同里，有一个唯一的独门独院，院子里住的是大学老师一家。大学老师一家四口，老婆是小学老师，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八岁，叫继红。大学老师当时在学校里属于反动学术权威，正在“靠边站”，他的老婆则正相反，是学校“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每天除了给学生上课，还要带领老师们学习马列，很忙。这夫妻俩，男的苦闷着自己的苦闷，女的忙碌着自己的忙碌，都无暇顾及孩子，所以他们家八岁的继红几乎可以算半个家长，脖子上挂一串钥匙，领着妹妹上学、放学，做饭、洗衣服，很是能干。
因为是独门独院，继红家略显神秘，大家都知道她家有一台非常高级的红灯牌收音机，但很少有人听过。大学老师因为苦闷，所以需要绝对的安静，不许孩子们吵闹，更不许听收音机。只有一个时候例外，那就是继红洗衣服的时候。他们全家的衣服都是继红洗，每次继红把直径跟她差不多高的大洗衣盆拖到院子里的时候，爸爸就会把收音机搬到院子里，让她边听边洗。
有一个下午，继红家的院门突然打开，而且传出了响亮的音乐声。胡同里的孩子像听到了集结号，从四面八方溜进他们的院子。原来，大学老师和小学老师都不在家，继红正独自洗衣服、听收音机。我们进入继红家小院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送着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插曲《洗衣歌》，那欢快的旋律和我们当时的心情非常一致。
那天下午，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不光听到了《社员都是向阳花》、《浏阳河》等等歌曲，还帮继红干了很多“活”：把洗衣服的肥皂水浇到花盆里，把一件的确良上衣的有机玻璃扣子全部扯飞，把小院变成了水乡泽国，一整块肥皂被我们“洗”成了瘦瘦一条儿。
那天晚上，继红被大学老师罚站，在院子里反省了一晚上。从那以后，她家的院门再也没为我们打开过。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继红家的红灯牌收音机。
打鸡血治百病
大约是七十年代初，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全国兴起了打鸡血的热潮。这一下小公鸡可遭了殃，打鸡血必须用“青年”小公鸡，抽取其腋下血管里的鲜血，趁热打到人的屁股上，这才能有效。据说这种疗法具体的疗效就是：面色红润、中气十足，精神好、身体壮。
我没见过打完鸡血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奶奶家院子里因为有爸爸、妈妈这两位大医院的医生，也没有人打鸡血。倒是爸爸一个老同学，在区医院工作，他每次来我家，都眉飞色舞地报告他们医院打鸡血的最新动态。
去他们医院打鸡血的人特别多，作为门诊的负责人，他从科里专门分派一个护士负责打鸡血，打一个一毛钱。他们医院每天来打鸡血的人都排长队，每人怀抱一只小公鸡，虔诚而期待地等候在医院外面。有时候这支由人和鸡组成的队伍能排满一条街，鸡飞人叫，煞是壮观。为此，他们科室每天都能有十块、二十块的收入，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外快，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打鸡血治百病。他和爸爸说这些的时候，口沫横飞、面色潮红，那样子真像打了鸡血一样。
后来，他的父亲得了中风，他亲自给父亲打鸡血治疗，打了半年后，他父亲二次中风，去世了。办完丧事后，有一天他神色憔悴地来到我家，跟爸爸伤感地叹息说：“经济条件不允许啊！鸡血打少了。”
甩手疗法
在打鸡血流行的前后一段时间，还风行起了甩手疗法。相比打鸡血来说，这个靠谱多了，也安全多了，所以普及的程度也高多了。奶奶家胡同里每个院子都有练习甩手的人。甩手疗法的要求是，每天晚上临睡前，找一个空气清新的安静地带，微闭双眼，然后前后用力甩动双手。
有一天晚上，我去隔壁院子听讲手抄本，回来得晚了点，院子的大门已经关上。我推开虚掩的大门，刚钻进院子，猛一抬头，就看见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院子的影壁前。借着微弱的月光可以看到，这黑影的身体还在微微晃动。我的头发“刷”地一下竖了起来，颤颤问了一声：“谁？”但那个黑影一声不吭，还是微微晃动。一头冷汗顺着我的发根“滋滋”地冒了出来，我当时马上作出判断：敌特分子！
我充满戒备地走近几步，定睛一看，原来是院子里的李老太。唉，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稍松了一口气，轻轻地叫了一声：“李奶奶。”但李老太还是一言不发，微闭双眼，表情呆滞，只有双手不停地甩动，这样子和她平常的张牙舞爪判若两人，让我深感诡异。我按住“扑通”乱跳的心脏，快步跑回了家。
从那以后，我走夜路格外小心，生怕再碰到这种黑暗中的甩手人。
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主席逝世那天虽然是秋天，但天气又阴又闷。消息传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左右，黄昏渐近。我当时正在奶奶家院子里玩耍，突然听到屋里小广播传来低沉的哀乐声，我立刻竖起了耳朵。那年的哀乐特别多，每次听到，我都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惶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浑厚、低沉的声音念了一大串头衔，最后吐出了一个名字：毛泽东！大家当时就傻了。毛主席？万岁的毛主席？他怎么能死？他怎么会死？！那一刻，所有的人完全定格在了震惊中，被这个晴天霹雳彻底打懵了。
慢慢地，呆若木鸡的人们回到现实：毛主席真的死了，永远、永远离开我们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天塌地陷的事情。哭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迅速形成雷鸣般的轰响。我们院子里的女人们都抱在一起哭，无论平时关系好坏，这时候都哭得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凄惨。上房的老皮媳妇往地上一坐，一拍大腿，哀号一声：“我的毛主席啊，你可疼死我了！！”喊完这一声，就突然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像她平时吵架撒泼一样，但这次却不是撒泼，是真的哭背过气去了。
最初的惊恐、悲痛过后，大人们开始表现出了反常的鬼祟，他们要么一言不发，欲言又止；要么凑在一起窃窃私语，遇到人来就迅速散开。我从大人们的举止中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我轻轻凑到正在写悼词的爸爸身边，拉了拉爸爸的衣角，胆怯地问：“爸爸，帝国主义是不是要打进来了？”
小 人 书
我认识这个世界，是从小人书开始的。我的是非、善恶、美丑观，也是随着阅读小人书建立起来的。
印象最深刻的小人书就是高尔基的三步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对于书中老祖母圣母一般的慈祥和悲悯神往不已，每当被奶奶责骂的时候，我就希望把自己的奶奶换成书中的老祖母。我对于外祖父的吝啬和自私不屑一顾，经常形容身边自私又可笑的人，称他们为“高尔基的外祖父”。这部书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画面中强烈的写实风格，也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外国人”的生活。
让我至今唏嘘落泪的是《王二小的故事》，那本书是大开本彩色的。我还记得王二小牺牲前，站在大石头上英勇地挥手，向游击队打信号，那悲壮的身影让我涕泪俱下。看《鸡毛信》时，我的心就跟着那只老绵羊的大尾巴，一晃一晃地悬着，直到老绵羊把信带到张连长的手里，我的一颗心才放到了肚子里。
最让我惊悚、恐惧的，莫过于木刻版连环画《一块银元》了。主人公的小姐姐被地主活活灌了水银，害死后，被摆成造型端坐在莲花上，那画面让我惊恐万状，噩梦连连。那以后，“把活人灌水银摆造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一种既不可思议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害。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我才知道，水银灌活人摆造型纯属瞎掰，没有科学根据。我这才从心里打消了对那一幕的恐惧。
红 茶 菌
泡红茶菌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兴起的，传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时候，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全民参加的保健运动。红茶菌原料低廉、制作简单，这也是它迅速流行的主要原因。泡红茶菌首先要有一小块菌种，把菌种放在一个干净的大容器里，然后往容器里加红茶水和白糖，随着淡褐色的菌种不断长大，糖茶水也渐渐发酵变成了酸甜酸甜的红茶菌。我挺爱喝红茶菌，因为这也算比较奢侈的饮料了。
妈妈是红茶菌的忠实拥趸，我家里的糖票都买了白糖，泡成红茶菌。为了把红茶菌泡得更好，妈妈还到处取经、学习。有一天，妈妈带我到医院，专门去找医院实验室一个阿姨，参观她的红茶菌，因为听说她的红茶菌泡得特别好。
那个阿姨的实验室很大，屋里摆了很多大瓶子，每个瓶子里面都泡着形状不同的人体器官标本，有一个瓶子里居然还泡了一个两个脑袋的胎儿。而在屋子的中间，放着一个一米多长的大玻璃缸，缸里飘着一块巨大的红茶菌菌种。这个巨大的菌种呈现出一种古怪的粉红色，它飘飘忽忽地浮游在水面上，像某种有生命的水生物，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觉。
阿姨热情地向妈妈介绍，说自己加了一些特殊配料，才把红茶菌培养成了粉红色。妈妈看了啧啧称奇，两个人兴奋地聊到了一起。临走，阿姨慷慨地从那粉红色的大菌种上剪掉一块，送给妈妈，让她拿回家去泡，妈妈如获至宝。
我从实验室出来，跑到树边就“哇哇”地呕吐起来，差点把胆汁都吐出来。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喝过红茶菌。
抢购蜂窝煤
小时候，最累的家务活就是买煤，每次买煤，我们三姐弟都要倾巢出动，不到筋疲力尽不能完成任务。每次搬完煤，我都绝望地以为自己手指甲缝里的黑色再也洗不掉了。
只是累也就罢了，劳累和惊险并存的是“抢购”。蜂窝煤凭煤本定量供应，但每年总要有那么几个月，拿着煤本也买不到煤。
家属院的旁边就有一家煤厂，有一年冬天，连续好几个星期没有听到他们的机器砸煤的声音。终于有一个星期天，突然从煤厂传来熟悉的“哐当、哐当”的砸煤声，全院的人都竖起了耳朵，经过仔细辨别，大家确定是煤厂来煤了！于是家家迅速行动，组成了“抢煤小分队”，气势汹汹向煤厂扑去。到了煤厂门口一看，因为刚开始砸煤，煤厂还没开门迎客。这时，有聪明人提议：与其排队等开门，不如先翻墙进去搬煤，等煤厂开门的时候势必人多煤少，那时候就有可能抢不到煤了。我们家属院和煤厂仅一墙之隔，所以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高度的赞同。“抢煤小分队”迅速退回家属院，以家为单位，开始翻墙。
我们家三姐弟在听到砸煤的第一时间就被妈妈“武装”好了：每人一条围裙、一副套袖，外加一块运煤的小木板。虽然估计到今天将是一场“恶战”，但对战斗的惨烈考虑得还是不够充分。当我们连滚带爬地翻进煤厂围墙的时候，就看见出煤的传送带周围，已经围满了闻讯赶来的各路英豪，不光有我们院的，还有周围听到消息的居民。传送带上的煤湿漉漉的刚一出来，就被无数双手抢光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抢出了两个月的定额：六百块煤。
把这六百块煤全部安顿进我家的煤棚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大松了一口气：至少下个月不用买煤了。可谁知，这批抢购的蜂窝煤质量奇差，特别不禁烧，经常灭火。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喜滋滋地向我们宣布：她通过熟人弄到了一些煤票，下午我们可以再去煤厂买一车好煤！
我听了这话，顿时眼前一黑。
串联夫妻
家属院前院的办公楼里住着小两口，男的叫小张，女的叫小李，都是后勤科的干部。因为单位解决不了房子问题，他们结婚后一直住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里。两个人的脾气都很火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吵起来，甚至动手。每到夜晚，办公楼一片漆黑，只有他们家一方窗户灯火通明，两个人拳打脚踢的影子跃然窗帘上，简直就像武打片一样精彩、激烈。刚开始看到他们打架，后面家属院的人就跑去劝架，但是他们打架的频率越来越高，大家也渐渐习以为常。最后，办公楼的这一方窗户成了一个即兴“演播厅”，专供夜晚乘凉的人们观看和评论。
他们夫妻虽然以不睦闻名全院，但据说两人的结合是非常浪漫的。当年，小李是红卫兵，大串联到了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她和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簇拥在天安门城楼下。小张当时是驻守天安门的战士，他和战友们挽成人墙，阻挡着激动得不能自持的小将们。小李到达天安门的时候，已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但是她以惊人的力气爬到了解放军战士的肩膀上，可能在她混乱的意识里，这肩膀就是金水桥的栏杆。当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亢奋的小李情绪终于达到了极限，她哭着大叫一声“毛主席”，就一个倒栽葱从解放军战士的肩膀上摔下来，晕了过去。一直被她踩着肩膀的解放军战士，立刻把她扛起来，送到了就近的医疗点。这个解放军战士就是小张。
后来他们恋爱了，有了这个神圣而浪漫的开始，他们的爱情一路绿灯，小张复员后顺利地和小李调到一个单位。但是婚后不久，他们就发现两个人的生活习惯、脾气秉性都有很大的不同，又加上两个人都是容易激动的火爆脾气，所以上演武打片就自然而然了。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这对“串联夫妻”终于以离婚收场。
露天电影
搬到家属院后，我多了一个爱好：看露天电影。
其实，那时候的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片子来回放，没什么看头，这个活动真正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往往成为一个聚会的理由：孩子们的聚会、朋友们的聚会、搞对象的聚会、打群架的聚会。
院里每次放电影，爸爸都会把他几个要好的老朋友叫来，老朋友们带着孩子，孩子们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电影，他们则可以和爸爸在家里喝酒、聊天、唱苏联歌曲，一举两得。所以与其说我喜欢看电影，不如说我喜欢以露天电影为理由的聚会。
有个周末，院里要放《英雄儿女》，这是院里从未放过的一部电影，所以那天来了很多院外的人，爸爸的朋友们带着孩子也来了。妈妈早早蒸了一锅豆包，给我们一人发一个，我拿上豆包，率领我的小客人们火急火燎地冲向电影放映的操场。
操场上黑压压地站了很多人，场面有点混乱，前三排已经被大军为首的男孩子用板凳霸住了，三排以后更加混乱。在挤挤挨挨、争争吵吵中，电影终于开演了。银幕上的王成，举起了手里的步话机怒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在这时，前排一个姑娘突然也站起身怒吼：“臭流氓！”观众的目光顿时“唰”地从王成转向了姑娘。
喊“臭流氓”的姑娘是大军的大哥新认识的女朋友，她和大哥坐在第三排正看着，突然被人从后面拧了屁股。她捂着屁股站在银幕前高声叫骂，把银幕挡黑了一大块。紧接着，又响起了大军大哥的怒骂，显然是发现了“流氓”。但是“流氓”们毫不畏惧，从容应战。于是，银幕前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配合着银幕上悲壮的诗朗诵：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战斗，传遍三千里江山！
后来才知道，这些“流氓”其实是院外的一帮年轻人，因为看电影占座问题，他们早就对大军一伙不满，这次是故意寻衅打架来的。这次聚会我的小客人们损失惨重：胖丫跑丢了一只鞋，卫红卫兰姐妹俩的豆包被踩成了豆饼，大亮的脑袋不知被谁的胳膊肘撞了个大包。
攒 糖 纸
我攒糖纸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小学前。刚开始，薄薄的一本《革命样板戏选曲》还夹不满，后来经过努力的积攒、精心的调换，我的糖纸夹满了《鲁迅全集》一、二、三卷，并按图案配成套，按厂家形成系列。
糖纸的质地大体可分牛油纸和玻璃纸。玻璃纸最受欢迎，一是因为好看，二是因为如果皱了或者脏了，可以用清水擦拭、熨平，恢复得像一张新糖纸，把它平放在手心里，仍然可以优雅地慢慢卷成一个圆筒。而牛油纸因为包过糖，所以两头总会留下死褶，怎么压也弄不平。
因为攒糖纸，每到家里分糖果或者有什么特殊恩赐得到糖果，姐姐总是理所应当地拿走我的几颗，在我还没来得及抗议的时候，她马上说“糖纸都给你”，还示意一下自己的那份糖，我往往在这一句话的引诱下就失去了大半糖果。相比来说弟弟比较实在，他吃完的糖纸会无偿给我，但是他的糖纸破损和失踪太多，不能做太大指望。
其实攒过糖纸的人都知道，指望家里百年不遇的分糖果而积攒糖纸，那不是专业的人干的事情。要想攒糖纸，就要削尖脑袋从各种渠道搜集糖纸，我最疯狂的举动就是带着弟弟到垃圾箱里去翻找糖纸，回来后被爸爸胖揍一顿，再也不敢去了。
我有一个远房姑姑在糖果厂工作，她每次来我家，我都有意识地向她大献殷勤，最终引起了她的注意。一次她从厂里给我拿了一沓子崭新的虾米酥糖纸，可把我乐坏了！虽然是牛油纸，但是崭新得一个褶没有，闪闪发亮，这在糖纸界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保留了四张，剩下的全都和别人换成了我没有的玻璃糖纸。
后来我没考上重点初中，妈妈一气之下把我夹了糖纸的三本《鲁迅全集》都当废品卖了，从此结束了我近十年的攒糖纸事业。
头如鸡，割复鸣
我家在家属院住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子，妈妈因地制宜养了一窝鸡。作为医生的妈妈，硬是摸着石头过河，用棉被、纸箱和大灯泡，孵化出了一窝又一窝小鸡，可见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作为孵化需要，每一窝鸡里面，要有一只公鸡作为种鸡，我家本来有一只芦花大公鸡是种鸡，但它好勇斗狠，恃种傲物，很多孩子都被它啄过，所以妈妈决定杀掉它。那时候杀鸡、宰鱼这类活计都是由家中的成年男丁承担，但是我父亲从来不会杀鸡，在奶奶家住的时候，这类活计都是小叔叔承担，现在我们自己住了，杀鸡的工作不幸就落到了爸爸头上。
杀鸡那天，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先把芦花鸡捉住、按在了地上。接着，爸爸提刀上场，他扳住鸡脖子，学着别人杀鸡的方法，在芦花鸡的脖子上抹了一刀，希望芦花鸡血尽而亡。但是没想到，这只芦花鸡具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它被抹了一刀后，更加拼死扑腾，力气大得惊人，把脖子里的血甩了爸爸一身一脸。爸爸一下慌了，把鸡头按在地上，“咔嚓”一刀剁了下来，然后像扔炸弹一样扔掉了手里的鸡。这只没脑袋的芦花鸡，并没有像大家预计的那样躺下、抽搐，它竟然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在地上踱了几步后，它突然“扑楞楞”地飞到了鸡窝的上面，这时，我们全家和所有看热闹的孩子们，都恐惧地“啊”了一声，不由自主地给它闪开一条通道。只见这只令人毛骨悚然的芦花鸡，从容地在鸡窝上踱了几步，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死在了鸡窝上面。它死后几分钟内，爸爸都没敢去把它拿下来。
后来我在中学学习中国历史，发现东汉末年黄巾军的起义口号是：头如鸡，割复鸣。我一下子醍醐灌顶，脑海里浮现出了芦花鸡从容就义的样子，从而知道了鸡的生命力之顽强，是有史可考的。
（选自《我是60后（1968-1978）》/荆方 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