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喜欢张扬的毛病一直是全家人的众矢之的，连最疼我的奶奶都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骂我将来倒霉就倒霉在我的爱张扬上。 有了第一块新手表时，正是北方的隆冬季节，我怕人注意不到，硬把它戴到棉袄的袖子上头。我收到第一封情书时，更是张扬得让那位男同学不得不请事假暂时躲避。我工作后，同事间流传着关于我的一个善意的笑话便是，我戴了一条新项链，生怕别人不知道，一天突然摘下来递给同事说：“我去趟洗手间，你先帮我拿一下。”
我这种性格不讨人喜欢，也没人喜欢，把所有的男朋女友都送入婚姻的殿堂后我仍只身一人，尽管我几乎每天都大肆张扬着到处让人给我介绍男友。
母亲说我这个毛病不改，一辈子都别想嫁出去，26岁生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母亲的话。
时隔不久，为了一个采访我出差到了保定。汽车上颠簸了8个小时之后，我走进一间小餐馆要了一份面条，服务员说要小碗的吧，我说要大碗的，服务员说那就中碗的吧，你吃不完。我说肯定得大碗的，弄不好还得两个大碗的呢。
面条上来后我吓了一跳，那碗大得可以用来洗脸了。
就在我狼狈地打量着那大碗面条时，旁边桌上有个人起身走过来，他说小姐是从外地刚来的吧，我说是，并就机向他询问我要去的镇子怎么走，还有多远，并把此行的任务也一并讲给他听，他说那事值得好好去采写。
他说还有40里路，很远喔，接着又说你别急。
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又拿一个几页纸的小本，翻了翻，拨打出一个电话，电话中说有朋友想去对方的村子，让对方跑一趟也正好回家看看。
几分钟后，我坐上了去那个村子的一辆小客货车，那个人，那个尚叫不出名字的人又顺手把他的手机与那个小本通讯录递给我，说如果有事，通讯录上的任何一个人我都可以找来帮忙，只要说我是刘文的朋友就行。
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叫刘文的人。他让我次日回到保定后把手机和通讯录还在这个小餐馆还他，如果他不在，就托餐馆里任何一个人转交他就行。
返回时，在小餐馆里没有见到刘文，我遵嘱将手机和通讯录托人转给他，然后就返回了西安。
我发现我已无法释怀这个仅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我问过小客货车车主，知道他尚未结婚。于是，返回单位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找领导请一个一年的长假，并直言我请假要去的地方与目的。很快，我的同事就知道了我的奇遇，我也巴不得告诉每一个人。
所以，一周后，与我同去保定的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准“亲友团”，一则他们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我奇遇中的“伟丈夫”，这是我命名刘文的，理由是，想想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一个男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手机借给一个女人，要知道，有多少家庭的破裂就是由手机的泄密造成的，有多少夫妻连上自己家里的卫生间时都要提心吊胆地把手机一同拿进去，而这个刘文，是如此的心无芥蒂与坦荡，这样的男人无论再有多大毛病与缺点，仅凭这一点，其他的都足以忽略不计。
我来到上次来过的那家小餐馆，为了好玩，也为了给大家一点惊奇，我为每个人点了一个大碗的面条，然后就坐下等到刘文来。
我不打电话给刘文，也不让餐馆老板找他，我想看看究竟要等到何时何日，才可以等到刘文自然来。
时间不长，便见刘文匆匆赶了来。原来门口有刘文的熟人经过，知道了里边发生的事，便跑去找刘文。这个人的朋友多，这本是我应该能想到的。
刘文看着这一帮人，莫名其妙地不知说什么好。我站起来，当着所有“亲友团”的面，也当着小餐馆的老板、服务员的面，还有外面涌进来看热闹的人的面大声告诉刘文：“我已向老总请好一年的长假，来找你培养我们能成为夫妻的可能，如果成，我就留在保定，如果不成，一年后我还回我的西安。”
几乎就在当天，我们奇妙的情事就在这座小城、在刘文的朋友与同事圈子中传得沸沸扬扬。
未等到一年，我们就结了婚。
婚后，我们都遇到过比对方更好的人，但从没遇到过比对方更适合自己的人。
(苏健摘自《深圳青年》2002年5月上半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