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菲律宾，你会发现满街跑着一种怪模怪样的车:它长得像吉普车，却比吉普大且长;没有车门，乘客一律从洞开的车尾部上下;从前到后的车窗上一律没有玻璃，怕阳光晒着便挂上一些小花布帘，车开起来时如彩旗随风飘扬;车身是熟铁皮的，不需要涂漆，但你几乎看不见它本来的肤色，因为五颜六色的装饰图案画满车身，画的缝隙里夹杂着一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拉丁文字。这就是菲律宾特有的交通工具―吉普尼(JEEPNEY)。稍微大一点的英文词典里都可以查到这个词，在全世界通用，但这种车却只有在菲律宾的马路上才能见到。或许是因为全世界独一无二，吉普尼表现出十足的霸气，有人把它称做“马路大王”，一点都不夸张。
它们呼啸着从你身旁驶过，像正在奔向战场的铁甲战车。马路上跑的所有车辆，无论是奔驰、宝马、丰田、尼桑等平时体现出优越感的轿车，还是普通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一律对其敬畏有加，哪有一个敢与之抢行、争道?个个乖乖地小心避让。
不过，有时你闪在一旁，让它先走，它偏偏又站住不走，而且就站在你的车前，挡住你的去路。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的乘客从车尾鱼贯钻出，又有一些乘客一溜烟地小跑过来，轮番钻进去。等它“吐净吃饱”，心满意足了，再一撅屁股，在你的车前喷出一股黑烟，飞也似地跑掉了。反正它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一副“天大地大，惟我独尊”的模样。
有吉普尼的马路，就有了热闹与人气，它们除了不时吐出呛人的黑烟外，还一边跑一边发出“呜呜”的沉闷喘息声。更何况有的车上还安装了扩音喇叭，播放着使赤膊光脚的吉普尼司机边开车边摇头晃脑的热闹音乐和歌曲。那些车身涂得最花哨，音乐开得最响的吉普尼，就像是打扮风骚的女子，招摇过市，惹人注目。
吉普尼凭什么这么横呢?首先因为它是菲律宾最大众化的交通工具，每天为成百上千万的菲律宾老百姓提供出行便利。据菲政府旅游部统计，仅首都马尼拉地区就有7.5万辆吉普尼，外省更多，没有统计数字。吉普尼是菲律宾老百姓最喜爱的交通工具，一是因为价格便宜，经济实惠，花5比索(约合0.1美元)就能捎上很远一段路。如果抓住车尾的铁扶手，站在车沿上，不坐座位，还可以不花钱，免费“扒车”。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不怕危险，“挂”在飞驰的吉普尼尾巴上，不过大多是“艺高人胆大”的小伙子和小男孩，对于妇孺老人来说，这还得算是个惊险的高难度动作;二是因为方便，满大街都有吉普尼，到哪里去的都有。熟悉的人就知道，车身花花绿绿的图案缝隙中夹杂的文字就写着车驶往的方向和经过的地点;三是吉普尼适合菲律宾国情。菲律宾一年到头天气都很热，吉普尼没门没窗玻璃，开起来“自然风”呼呼地吹，也很潇洒惬意。
吉普尼代表着大众生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得罪了吉普尼就等于得罪了老百姓，因此谁敢计较吉普尼的乱停乱放、抢行猛拐呢?警察对吉普尼不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多半睁一眼闭一眼，因为管了也没有好下场，不是被太多的此类事件累死，就是被车上一二十名乘客愤怒的口水淹死。
此外，这个世界有一种现象，叫“穷横”。吉普尼就是这样。吉普尼司机全部是苦出身，每日风吹日晒雨淋开着没门没窗玻璃的吉普尼跑在街上，挣的是一份辛苦钱。按照菲律宾人乐于享受、有钱就花的性格，他们大多没有积蓄，全副家当就是这辆伤痕累累的破车。所以谁和吉普尼玩“碰碰车”就只能自认倒霉。
吉普尼司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而且从来没听说过有吉普尼上保险的。所以和吉普尼撞上，一切损失由自己承担，因此其他车辆都怕吉普尼，知道吉普尼司机开车鲁莽，老早就躲得远远的，免得不小心碰上，又要找警察开具交通事故经过说明，又要与保险公司交涉付部分修理费，生出许多麻烦，还要蒙受经济损失。而对于那辆吉普尼，不过是麻子脸上添个包，随便修理修理，拿把小锤把瘪进去的铁皮车身敲回来就完了。所以街上跑的吉普尼一个车灯不亮，一边没有后视镜的都属于正常情况。
吉普尼是穷人的车，开它的、坐它的是穷人，发明它的也是穷人。
二战后，穷苦的菲律宾修理工费尔南多・萨拉奥用废弃的美军吉普改装成吉普尼。他把美军吉普加长，使每辆吉普尼能坐上十几位乘客，同时最大限度地使其经济、耐用。萨拉奥因这项为老百姓提供巨大实惠的发明而发了财，他开了一家专门改装吉普尼的修理厂，生意相当火爆。有钱之后他买了农庄，置了田地，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吉普尼生产厂由于管理不善负债累累，他差点又成了穷人。
2001年7月，80高龄的萨拉奥死于心肌梗死。由于他五十多年来通过发明吉普尼，为成百上千万菲律宾人生活提供了方便，菲律宾当地主要报纸均在第二天的头版刊登了这位已默默无闻多年的老人故去的消息。
萨拉奥身后留给菲律宾穷人的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它使许多穷人可以靠开吉普尼挣钱口，也使许多穷人有了方便的交通工具。对国家来说，吉普尼是全菲律宾的地标，见到街上跑着花花绿绿的吉普尼就知道到了菲律宾。由于吉普尼喷黑烟，发出噪音，污染环境，政府从50年代开始就要取缔吉普尼，却一直不见成效。吉普尼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吴彦子摘自《环球》200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