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一直持续关注着农民工进城的问题，一个从乡村进城的农民如何能够在城市扎根，一个底层农民如何能够转换身份，我找到一些成功的个体，却看到了更多失败者，在少数成功的个体与绝大部分失败者之间，我心里充满了愤怒与悲伤。因为户籍的原因，中国的农民要转变自己的身份相当困难。现实中农民进城的途径也越来越窄了。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关注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他们来广东打工生活十几年有的二十年，但是我接触到的现实让我感到悲伤。比如熊曼，在她和她儿子的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一种悲剧的轮回，一种底层不管如何努力也摆脱不了的轮回。这个女工，90年代初期来广东打工，一直在鞋厂、毛织厂生活，把几岁的儿子放在家里，让公公与婆婆照顾着，两夫妻在城市的鞋厂做了接近18年，7岁的儿子也读完大学了。他们以前出来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努力想赚钱，供儿子读书，考上大学之后，能逃出乡村，找到一分稳定的工作，要是能够端着国家饭碗则更好。他们最低希望便是儿子不要像他们一样，在工厂做“苦力”。他们拼命努力工作，送儿子上学，但是现实并没有朝着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因为在她想象中，读完大学后儿子肯定会安排工作，成为城市人。而她儿子读完大学之后，跟她一样成为打工“捧泥饭碗”的人。为此，她还经常受到村里的人嘲笑，笑他们两夫妻拼死拼活送儿子去读书，结果钱没有存下来，儿子还是得去工厂打工，读这么多书做什么，白白地花钱。因为在熊曼眼里，农村人只有读书才能变成城市人，才能端上稳定的“国家饭碗”，没想到读了大学的儿子依然只能重复着自己一样的命运。当儿子进入工厂时，熊曼便衰老下去了，曾经希望读完大学能够成为城市人的希望落空了，她仿佛被抽空了，衰老下去。后来儿子结婚了，公公婆婆去世了，她老了，只能返回湖南老家，重复着公公婆婆的日子，在家里带孙子，种点地，儿子却重复着自己的命运。在打工的城市安居乐业，于现实的低工资高物价面前，成了遥远的、不可触及的梦想。在这个家庭，我看到一种命运的轮回，一种无奈与辛酸。熊曼们不是个体，熊曼们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农村人上升的途径被越挤越窄，越来越艰难之时，当中国阶层不断固化缺少流动之时，当看到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职员们不断地近亲繁殖之时，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管理机器，底层向上流动的力量不断被扭曲、压抑，而越积越深的愤怒情绪、不满情绪等不断地在积聚，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暗处无形的暴力不断在扩张，这让我深深担忧着。
面对数量庞大的熊曼们命运的轮回，这些年我唯一的感受是：“当初美国挤进纽约的农民放弃乡下的八间大房而选择进入纽约住在狭小的蜗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变成纽约人，这是他们希望所在。而在现实的中国，当我们选择放弃乡下楼房来到城市，我们却看不到我们会变成城市人的希望，没有了希望，剩下的只有绝望！”这句话，我经常说，也经常提起。要让底层人民有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要让他们有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
面对熊曼们的命运，我对社会管理者无言。
【周文燕荐自《联谊报》2012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