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已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容纳不了人。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变异是荒诞的，但荒诞却不荒谬，荒诞之下真实地映射着社会对人的挤压和扭曲，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
关键词：变形 荒诞 真实
异化本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作者借助于异己这个话题，来反映社会现实。如：在蒲松龄之作《促织》中，成名之子作为人的时候没有价值，魂化为蟋蟀却让这个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否极泰来。蟋蟀原是玩物，却主宰了人的命运。蒲松龄是在无意间隐约触及到了“人被异化”的问题。而几百年后，对艺术表现形式积极创新的文学流派——西方现代派文学，自十九世纪末一出现，就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它全面否定了传统的文学审美价值，希求构建全新的文学审美体系，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通过“变形”的手法，他的作品企图规避现实表面，表现十九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掩盖的种种弊端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心灵创痛，表现众多的个体的异化状态。《变形记》是其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一夜之间突兀地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最后被“心爱的”家人摒弃。在黑屋子里自生自灭。与蒲松龄不同的是，卡夫卡是有意识地使用“变形”的手法，集中深刻地揭示现代社会中人被全面地扭曲和严重的异化现象，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
一.奇异的哀歌
探究《变形记》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突兀地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探究人变虫的深度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恶劣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掌控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四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的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累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也是抽象的、普通的，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面对的。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异类的异化状态。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萎缩，成为“非人”，一种纯粹的劳动工具，一种抽象概念上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下层的小人物可以任人吆三喝四，没有个人的尊严，没有友情，这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尔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种没有冷暖，没有感恩，没有友谊的环境，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是被动的，软弱的，只能任人宰割。
（2）亲情关系的异化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在他变甲虫前后，亲人对他态度的变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格里高尔是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窘迫的境况下，做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此时他是被家人依赖着，因而受到了尊重和爱戴，他与家人的关系自然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显现出极端冷漠，自私，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情景，伦理、亲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成了甲虫，但作为人，他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担心老板炒他的“鱿鱼”，暗地为父亲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盘算，为一家人的生计而担忧……这是一个善良，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的父亲全然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略深一筹，她同情儿子的遭遇，无法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伤心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成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雷特，哥哥喜欢她，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儿（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栋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家人的言语行为，没有惊讶，而是用一种“平和”、“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的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没有影响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家人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金钱和利益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绳索和纽带，这条绳索断了，家庭伦常、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相互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处在这样的关系中，人的异化就不奇怪了。
（3）人性的异化
在人的本性中，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表现社会性的一面。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最初是一个有自己的理想，有自我的一个人，“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不干了”，“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那时候我就会时来运转”。然而，在“累人的差事”和生活的重压下他已经完全失掉了自我。面对孤独、冷漠的世界，卑微的小人物无力同现实抗衡，他选择了一种逃避，变成一只人人恐惧，厌恶的大甲虫。在甲壳中，格里高尔焦躁、忧惧、期盼、孤独、凄凉、绝望，最终逃离这让人厌倦的生活，逃离这异化的社会。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冷漠、凄凉的现实世界中，人已经难以保全自己的本性，人分裂了，异化了，即便你还有意识思想和情感，但躯壳已经异化，异化了的人还是人吗？在现实面前，人永远只是它的奴隶，永远处在现实的魔网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异化具有普遍性。可以这么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现象及人被挤压的生存状态和苦闷彷徨无奈的心理状态下的一支奇异的哀歌。
二.荒诞的真实
人变虫，是很荒诞的事情，然而探究卡夫卡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看似荒诞的整个事件，就一点也不荒诞，相反，却充满了历史的真实。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他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因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华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代的生活背景，他从个人、人性的角度揭示和否定社会。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以夸张变形的手段及真实细腻的细节描写，给世人一个匪夷所思的荒诞世界，这个世界，正是现实的象征、折射。格里高尔所睡的床、所住的房，象征着对人禁锢的社会，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的壳又象征着人的重负。作家正是借助象征手法，通过诸多的心理描写，让笔下的荒诞世界与现实生活对接，从而使荒诞的小说具有真实性。变形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暴露、表现则是目的，用变形的手法，以荒诞的内容，表达严肃的主题，这与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变形记》是怪异而真实的，是荒诞而不荒谬的，它怪异却真实地表现社会对人的挤压和扭曲，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纯粹的金钱关系，格里高尔的遭遇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小人物的遭遇。
总之，《变形记》通过象征的手法，以变形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异化，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金钱和利益是联系人们之间的纽带，一旦这种纽带断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荡然无存。也就出现了人的外形的异化和心理上的异化。
参考文献：
[1]江松.人性的异化和神话的复活——论卡夫卡的《变形记》，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9年第11期。
[2]孙艳丽，宋萍.由《变形记》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特征，作家，2010年14期。
[3]张荣昌（译）.《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韩社侠，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