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装裤到“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人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票证制度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贿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交通状况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闲暇时走亲访友，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9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8路，无轨电车有10路，公共汽车共有49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工资定级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